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这就是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之重要表现。要从事实上把握这一点，必须“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

两个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1945年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1981年决议)，内容博大精深。两个决议分别回顾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两个时间段所发生的问题，前者是1921年至1945年，后者是1949年至1981年，总结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历史经验：把思想路线搞清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使全党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上团结一致，从困境中突围，成功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尽管两个决议时间跨度近四十年，但是，在搞清楚思想路线，实现新的突破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性，能够给人以深刻启迪。

展开来说，党的思想路线本身属于观念形态，但不同于一般观念形态的是，它同时具有实践属性，是知行合一的。搞清楚思想路线问题，本质上就是检验观念形态在实践行为中的可行性即正确性的问题。共产党人解决这个问题，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1845年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也就是说，人的思维成果，包括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其正确性的判断，要通过实践检验解决，而不是单纯的理论讨论能够解决的。

1945年决议：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

1945年决议是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形成的，决议检讨了建党以来的历史，指出：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决议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决议对那些“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犯错误的人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1945年决议通过对革命实践的验证，重点批评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一错误路线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毛泽东称此为：“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

决议指出，“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就是教条主义。其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对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的做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是不认同的。毛泽东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进行理论创新，在1938年10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由此，党领导的革命才化险为夷，走出困境。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党经过了1942年的延安整风，并在1945年形成了决议，思想路线终于得以搞清楚，全党形成正确的共识，从而引导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可以说，学习1945年决议，让后人认识到，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去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去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而是不断重复教条主义的错误，只从书本出发，整天“贩卖马克思”（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评用语），那么失败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

1981年决议：回归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精髓

与1945年决议相似的是，1981年决议也是产生于党的思想路线必须搞清楚的重大历史时期，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为什么党的历史会再一次走到这个点位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是主流的方面。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探索前行中发生曲折在所难免。1966年，在局部“左”倾错误的基础上，发生了文革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党领导的事业又一次化险为夷，走出困境。

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开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系统清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见之于1981年决议。“文革”的错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一个则是党内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偏离正确方向。后一个方面，实际上就是教条主义错误的再度发生。决议指出，当时存在“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这种分析与1945年决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指导1981年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在1980年10月说过，“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使得1981年决议与1945年决议对接上了。

由此，决议称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由于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1981年决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归，党的理论创新活力迸发。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第二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形成和迅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继承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两个决议中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继续进行理论创新，向世界宣告，“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