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

在上海，有一条路，也名叫南昌。

资料显示，南昌路包括曾经的陶而斐司路（Route Dollfus）和环龙路（Route Vallon）。陶而斐司路为今南昌路东端重庆南路与雁荡路之间的一小段，1902年法租界公董局越界修筑，最初的名称为军官路（Rue des Officies），1920年以法国军官陶而斐司改名为陶而斐司路。环龙路为今雁荡路以西的南昌路大部分路段，1912年法租界公董局越界修筑，以法国飞行员的名字命名。1914年，陶而斐司路和环龙路都被划入上海法租界。1943年，这两条路统一以江西省会南昌改名为南昌路。

今日漫步南昌路，静谧的梧桐树下，众多花园别墅和公寓营造怡人环境。与雁荡路交接处有科学会堂，路南侧有复兴公园和圣尼古拉斯教堂。单行道两侧有花园别墅和上海别墅。这条路的气质，看上去和见证第一声枪响的南昌城气质迥异。但事实上，在藏龙卧虎的上海，即便是在这个看似平静的高级住宅集聚区里，也蕴藏着风云变幻的往事。

南昌路100弄，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近结尾处有一段情节，说的是1920年陈独秀从北大返沪时，推开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俗称老渔阳里）2号的大门，感慨良多。陈独秀多次来沪，1915年他从日本再次到上海后，在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直到1917年他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前，都在这里度过。几年后重返上海的陈独秀，此时已经经历五四运动洗礼，所思所想已然发生许多变化。

老渔阳里的这幢两层楼房原为安徽都督柏文蔚私宅。陈独秀入住后，在这里主编《新青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0月4日，他在寓所与杨明斋、包惠僧等谈话时被法租界捕房逮捕，经孙中山等营救获释。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参加《新青年》工作的人，也常在此办公或居住。

学者熊月之曾撰文指出，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活动地点距离这么近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地段的人文环境有关。陈独秀的住所就是柏文蔚的住所，李汉俊的住所就是其兄李书城的住所，柏文蔚、李书城都是老同盟会成员，孙中山的部下。随着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先前遭袁世凯通缉的革命党人纷纷回国，或从地下转到地上，上海的租界成为他们汇聚的理想之处。

1924年，毛泽东从位于今茂名路的甲秀里出发，每天步行到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上班，也就约1公里距离。这段日子持续到1924年底，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可短短几年后，杨开慧牺牲。失去母亲的岸英、岸青和岸龙又被送到上海，就在今南昌路48号（陶而斐司路341号）的大同幼稚园就读。

风云际会，老人与孩童，志士与爱情，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中，曾在同一条街上交叠脚印。这样一条有故事的路，在上海也实属少见。

南昌路47号的科学会堂

革命党人选择了低调而四通八达的南昌路。书画家和文艺工作者也选择了幽静并带有异国情调的南昌路。

熊月之曾考证，同样是租界，就地价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公共租界高而法租界低。同样是法租界，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旧区（今西藏南路以东）高而新区（今西藏南路以西）低。以1930年为例，这年旧区地价每亩估价为100524元，而新区每亩只有18319元，新区是旧区的五分之一不到，且因为地处法租界之内，受到严格的城市规划管理。当时，在今瑞金二路以东、重庆南路以西、淮海中路以南、复兴中路以北，形成了一大片经过精心设计、按欧洲习俗建造的住宅区，别具情调的异国风光和符合现代化生活习惯的室内设施，受到了艺术家们的青睐。

南昌路53号，为林风眠旧居；69弄锡荣别墅3号，赵丹与叶璐茜旧居；80号，中华职业教育社旧址；83弄3号，钱君匋旧居；136弄1号，巴金旧居。11号，徐志摩、陆小曼旧居。25号，章衣萍旧居。39号，傅雷旧居；148弄1号，沈尹默旧居，11号巴金旧居；178弄7号，郭沫若旧居……

后来有人考证，林风眠烧得一手好菜，擅长霉干菜烧肉，常常一煮一大锅，配稀饭连吃好几天。电影明星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住陕南邨，离此不远，常来做客品尝。林风眠还会煮咖啡给来访的客人喝，他习惯在咖啡中加上少许白兰地，吃西瓜的时候会在西瓜中挖一个洞，然后也往里面倒入少许白兰地，这样吃起来就会格外爽快。林风眠曾将很多画作赠予朋友，好友巴金收到的是一幅《鹭鸶图》。这幅画至今挂在上海武康路巴金故居的客厅中。周立民曾考证这幅《鹭鸶图》上的题款“巴金先生正画，一九六四年沪”。查巴金日记，1964年2月11日，巴金寄林风眠、贺天健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各一册；2月18日，又复林风眠信。4月22日，巴金的日记中写道：“八点左右金焰来，帮忙我们挂上贺天健和林风眠的画。”

一位作家曾写道，20世纪70年代末，他去拜访林风眠位于南昌路的住宅时，看见林风眠先生床头的壁上，贴着两幅火柴盒上的“火花”，一幅是一个小男孩抱着条大鲤鱼，另一幅是一小女孩抱着一只大公鸡。画虽小，色彩艳丽，情绪生动。由于是剪纸作品，更显拙趣。林风眠先生说，当时他几乎失去了所有藏画，但没想到，“在一个抽屉的角落里还躲着一男一女两个娃娃！火柴盒里的火柴头都脱落了，盒上的画揭下来还是鲜活的。我把它们贴在墙上靠近我的床头，可以常常模模糊糊地看着他们……怪……怪讨人欢喜的。”

这在幽微处保留的审美和活力，也是南昌路为时代留下的小小注脚。

2004年，位于南昌路47号的科学会堂门口挂上了“优秀历史建筑”的铭牌，成为本市第一座挂上该铭牌的优秀历史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