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尖就在市场的刀尖上
徐芳:您在2001年对张艺谋执导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做了尖锐批评,说他犯了舞剧的大忌。但当时有另一个声音说这是创新,是舞剧市场化的新尝试。您至今还坚持“犯忌”这个观点吗?
舒巧:当然。但我不想再谈《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其他具体的舞剧作品了。有些话说了也没用,有些人也不爱听。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把舞剧推向市场,这当然没错。那我就谈谈我对“市场”两个字的认识吧。
徐芳:那我们还是面对当下。舞蹈与市场、音乐与市场、文学与市场,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联系紧密。但是市场化下,文化却出现了某些茫然无措的现象。市场与灵魂、经济与艺术这是一对对似乎很难化解的矛盾。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面对这些矛盾的。
舒巧:我从1986年开始在香港担任舞蹈团的艺术总监有八年,香港有着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天天面对的就是你们现在所谓的“市场”。但那里不用“市场”这个词,而是用“推广中国舞”及“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来代替。
徐芳:您在一篇文章里讲到自己离开上海去香港时的心情是迷茫的,可你在香港却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编导了一大批受人称道的中国舞剧,如《岳飞》《胭脂扣》《三毛》等等。
舒巧:当舞剧的所有运作都市场化以后,全团最容易被炒掉的人就是艺术总监了。可以说检验总监合格不合格的标准就是票房,年平均票房要达到七成,掉到四成以下就要亮黄灯。我的前任就是因为票房掉到了二成以下,所以换了我。自己创作的舞剧必须要能吸引观众,为观众认可,使观众喜爱。能与观众沟通,以现在的说法就是按市场规律的路径走!不然,总监就要滚蛋。
徐芳:脚尖就在市场的刀尖上,是吗?
舒巧:香港那里是自然买票,我要强调“自然”两字,就是观众自己来买票。那里没有送票,也不可以组织买票。比如组织学生来填座位呀拉大公司包场啊,统统不行。组织来的观众是很难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喜欢你的戏的。最奇怪的是连宣传都只能发个通告,而且是全年通告:第一台几月几号,什么剧目,谁谁编舞、作曲、舞美设计,第二台几月几号,什么剧目,谁谁编舞、作曲、舞美设计,第三台……全年的演出在年初公布,公布后不可更改。观众就凭着这个通告考虑和决定自己什么时候看什么戏。
在内地时,都是戏什么时候排出来,再决定什么时候演出,再登广告宣告演出日期,而且五一来不及可以改七一,七一来不及还有十一。
在这件事上我还出过一次洋相,记得有一次临近公演,我发现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一是香港人基本不看戏的日子,不容易出票,而星期六、日最容易出票适合演出的日子倒用来走台合成了。
我骂经理“大头虾!”(笨蛋),经理一句话就将我闷倒了:去年讨论全年计划的会议上你怎么不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气急败坏:我这个总监还得对下一年的×月×日是星期几了如指掌?但是话没说完已经自知无理。既然做戏是要让观众看,就必须对此早有考虑。
除了通告,报纸上也不做宣传。我在香港写专栏,一部分就是为了自我宣传。但那也绝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说假话。我曾经和有些媒体记者说,我们这儿一上新戏,还没看戏,你们就会说:“精彩绝伦”;下一部戏出来,你们又是说:“真是精彩绝伦”;再一部呢,“太精彩绝伦了”;第四第五部来了怎么办?
好话说尽的时候往往也就没戏了,因为观众知道没有那么多的“精彩绝伦”。任你说破大天,人家也不来了。目前普遍化的炒作手段,我认为就是“狼来了”故事的翻版。
我不喜欢“占领市场”这个词
徐芳:对图书版权贸易的逆差现状——我们进得多,出去得少——有个国外的出版商这么解释:那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习惯里,形容词用得太多,就像蒸汽火车喷了很多烟气,才缓缓开动,而这和他们的读者爱啃动词“骨头”的阅读期待不合。当然,那不仅是一个形容词的问题。
舒巧:是,评价权应该交给观众,口碑就是观众间的口口相传。在这种形态下,创作者必会去考虑什么样的剧给什么样的人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承受自然买票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可是所谓的“占领市场份额”的说法,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的是“占领市场”这个词,文化市场从来不是依靠强势手段就可以占领的。这包括现在普遍流行的用炒作来哄抬市场,可其实这是破坏市场的。比如上门推销的化妆品,你能相信它的品质吗?再比如你面前的这瓶红茶饮料,在超市里我会选它,但如果是推销上门的,不要钱也不一定敢喝啊。
我那个舞蹈团的运作方式当时是英国式的,制度看上去很笨,但身在其中才会体会它能带来的轻松。不需要多余的作为,比如固定时间的全年通告,通告不能随时打出,演出当然更不能变更时间……目的就是要建立稳定的市场啊。
我起初也曾恐慌过,当演出季即将开始了,可出票率只有三成或四成的时候,我曾提出到大学去摆摊售票。香港的同事们笑了,说你这不是摆明了要人知道你的票,卖不出去了吗?
徐芳:这票究竟该怎么卖?也许这就是市场的感觉,您找到了?
舒巧:很简单,我所要做的就是把戏做好。
艺术的回报不能只看钱
舒巧:为什么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们讲什么都必须像商人对商人一样呢?文化就是文化。我们的创作是激活自己的心,浸润作品的是自己的灵魂,我不知道别的创作者是怎样想的,反正我的心我的灵魂不是商品!
我不喜欢文化是商品的说法,我生气,这也是我不肯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因之一。
假奶粉、赌博、炒股……都可以赌一把。但我们讲的票房,并不完全是为了赚钱的。我在的那个香港舞蹈团除了人头费,每演一台戏的投资是四十万——比我们这里的大手笔小得多了,市场回报并不是最主要的,严格要求票房,目的是检验作品在观众中的信誉。所以在香港舞蹈团时,票房就是票房,就是指有多少观众来看你的戏,没人讲“市场”两字,因为不是做生意,不是卖!
徐芳:有人会把作品的失败、演出的失败归咎于市场的不成熟,观众的不成熟。是不是有一个先期存在着的稳定而成熟的观众群?也许能用栏杆把他们圈起来就好了——好卖票啊!
舒巧: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观众无所谓成熟不成熟。我们肩负着引导观众的很重的责任,我们不能离开观众,但和观众粘在同一个点上,观众最终也是会厌弃你的。在你那儿得不到新的东西,谁还愿意在你那儿费事费时费钱。
所以,我也反感一味地“观众想看什么就给看什么”。
什么都往里搁那不是菜
徐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国舞剧也不能例外吧?比如说大家都在谈变化,变化好像就意味着创新,意味着进步,否则好像就是裹足不前,是保守。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舞剧发展中的变与不变的矛盾。什么是可以变的?什么又是不可以变的。也就是说舞剧这个艺术样式是否有着它作为这个样式存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核心的东西?那并不是因为我们创作者不聪慧,也不是我们创作者不好学,而是因为动了它,舞剧就把我们关在它的大门外了。
舒巧:舞剧是外来艺术,二三百年前它也是杂七杂八什么都往里放过,舞蹈、唱歌、说话、杂技……可经历了一段过程后,它变得澄清了,舞蹈语汇就慢慢形成了,是局限使得东西出来了。
行内有句话说:“局限是天才的磨刀石”“局限就是特长”。就像木刻、砖刻、纸刻、金属蚀刻,各有各的路数。
徐芳:也是规范使得它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扬,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才能不断进步。
舒巧:对于观众个体来讲,需求可以多变,心情宣泄可以有多元化的选择。心灵静寂时也许合适去听交响乐,可烦躁时也不妨去迪斯科舞厅释放一下。
可是一个艺术作品,一台戏,可不能川菜扬菜鲁菜上海本帮菜,什么都往里搁,那还是菜吗?艺术要求相对的纯与静。舞剧现在因为技术手段的支持,可以打字幕了。怕观众看不懂还有唱的;或者干脆幕前及幕间大篇解说像“做报告”一样。
我也不反对弄点多媒体等等新技术新手段,来一点锦上添花挺好。但是现在的一些新创舞剧,应该说还是基本功不扎实,舞不够,技术手段来凑。
艺术是“吸引心灵”而不是“吸引眼球”
徐芳:现在不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些称之为新创舞剧的,都把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设置在“创新”的刻度上。这种倾向对于中国舞剧的现状和走向,意味着什么呢?
舒巧:说走向,我没资格。说现状,我没看法——也不能说没看法,是话不好说。我还是以我为例,说发展吧。舞剧作为一个外来形式,进入我国后当然要从稚嫩的阶段起步。从我个人来说,开始就只敢排神话剧。因为色彩缤纷,有舞蹈好跳。渐渐地,我渴望深入人物了。
排我的第一部舞剧《嫦娥奔月》时,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后羿可以射日,嫦娥可以飘飘荡荡地奔向月亮,多美!可是后来编导《三毛》时,用力就用在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上了。我所认识的舞剧,并不仅仅是花花绿绿、蹦蹦跳跳的,它还应该能够深入揭示典型人物的心灵状态。
国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就已经做到了。像《欧根·奥涅金》《脖子上的安娜》《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等,都注重刻画人物刻画心灵。
我们圈内有不少人认为舞剧的《欧根·奥涅金》超过了普希金的长诗。舞剧的奥涅金,一出场的一个亮相,你就可能从头到脚地接受了这个人物身上传达的信息,那是对气息的一种感受。
肢体语言的优势,是可以直接感受。而普希金就很累啊!奥涅金这个年轻的俄国贵族为什么会这么慵懒?要交代啊要铺垫啊,他必须从主人公的爸爸说起——诗文必须一句一句写,对吗?
徐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方式与手段,诗歌创作技法里有种叫二级跳、三级跳的,很类似舞蹈的术语吧?诗歌就是一种舞蹈的文字。对写作者来说,舞蹈是一种妙不可言的言说状态。
舒巧:即使“拿来”了外来形式,也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抒发自己的心灵。我们不是“翻译”。
以前对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争论,我就认为很可笑。“意识流”的思维特点就是外国人的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不是世界上所有人的?!一个小孩子看到你喝水突然想起要撒尿……一点也不奇怪嘛,这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特点。
不论改编与原创都是你自己要说话,表现的也是你自己。所以创造者第一要修炼的永远是你自己。你们有一句话叫“文如其人”,其实舞亦如其人,舞剧虽然有很大的形式包装,但必须从源头上、从本体上下功夫。随后再考虑如何加点花哨。而不是没有办法了,所谓要靠它“吸引眼球”——艺术是“吸引心灵”的。
【嘉宾介绍】舒巧,著名舞蹈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1942年随父母进入苏中根据地,1944年参军(直属新四军军部领导之文艺团体《新安旅行团》)。1949年随第三野战军入上海。1951年至1953年,中央戏剧学院习舞。毕业后回上海。《新安旅行团》更名为《上海歌剧院》。任歌剧院舞剧团主要演员,饰有《小刀会》之周秀英,《宝莲灯》之沉香,《后羿与嫦娥》之嫦娥,《牛郎织女》之织女及独舞、领舞等。主要作品有大型舞剧《奔月》、《岳飞》、《闪闪的红星》、《长恨歌》、《画皮》、《玉卿嫂》、《胭脂扣》、《黄土地》、《红雪》、《停车暂借问》、《三毛》、《达赖六世》、《青春祭》等。1974年任上海歌舞团业务副团长。1986年被聘任为香港市政局辖下之《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连任四届。曾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现任全国舞蹈家协会顾问、香港演艺学院院士、上海歌舞团名誉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本文图片来源:东方IC、新浪博客、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编辑邮箱:xuufang@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