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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规划不敌“野生”小市场,“欧洲最好城市”越救越衰落,问题关键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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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越 2021-01-30 10:07
摘要:经济在面临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有巨大杀伤力的冲击时,该如何应对,这考验的其实是它的韧性。

过去的一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对“黑天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极端情况下,经济如何应对冲击和挑战,如何在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实现复苏,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英国央行经济学家理查德·戴维斯把视线投向了“极端经济”。他走访了灾害突发地、工业革命发源地、老龄化地区等9个极端经济体,阐述了在极端恶劣条件下人们如何生存、重建社区、恢复经济和市场;在极端优质的条件下经济为何会走向失败;在代表未来趋势的极端经济体,人们如何应对老龄化。

当下,我们该如何解读《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中所展现的经济韧性背后的力量?如何反思经济政策,更踏实地走向未来?《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和本书译者之一、浙商资产研究院副院长冯毅带来了他们的思考。


全球“黑天鹅”肆虐,考验的是韧性

读书周刊:本书名为《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作者理查德·戴维斯在序言中提到,不管是在医学领域、工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生活中的极端事件可以提供重要的教训。去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吗?在这个背景下阅读本书,有什么更加深刻的体认?

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的确,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冲击,是人们正在面临的极端情况。疫情让世人对“黑天鹅”有了全新的认知,它的可怕,恰恰在于它彻底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巨大灾害的可能性,而普通人根本无法预见潜在灾害的严重性。经济在面临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有巨大杀伤力的冲击时,该如何应对,这考验的其实是它的韧性。

经历灾难的经济会以什么方式重启?政府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市场又会涌现出什么新物种?⋯⋯这些问题是后疫情时代经济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我的前同事理查德·戴维斯曾任《经济学人》的经济编辑,他在这本书中所关心的正是这些问题。他用一种特别视角,带领读者转换时空,深入不为人知的场景和角落,为当下面临的经济问题寻找答案。

读书周刊:近年来,“韧性”这个词被越来越多地提及。人要有韧性,城市要有韧性,经济也要有韧性。怎么理解经济的韧性,它包含哪些方面?

吴晨:2011年,日本以东的太平洋海底发生地震,其引发的海啸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而海啸所造成的损失,除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外,更严峻的其实是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丰田是“零库存”生产方式的鼻祖,海啸过后,它在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汽车厂一度停产,因为供应链上一家关键的零部件厂在海啸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使供应链尽快恢复运转,丰田向主要供应商发出邀约,希望它们能尽快调整生产线赶制出短缺的零部件。经历冲击之后,丰田对自己发明的“零库存”管理做出重大调整,建立了强调在运营过程中增加“战略冗余”的RESCUE(救援)体系。这种快速反应的能力,以及从应对灾难的过程中汲取教训,不再是一味地追求效率,而是更强调平衡和应对多变复杂环境的能力,其结果就是韧性。

什么是经济的韧性?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是经济能够从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的能力,也是经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和劳动者———能够迅速重新组织、恢复生产和生活的能力。

戴维斯在书中用了许多篇幅去描述这种韧性。他前往遭受过海啸侵袭的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由于叙利亚内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在约旦的难民营,以及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绰号为“安哥拉”的监狱,去寻找存在于社区和人性中的韧性,同时思考应该怎样充分利用这种韧性,甚至在哪些时候管制和规划应该为这种韧性让路,从而让经济更充满活力且茁壮地重启。

读书周刊:理解韧性,锻造韧性,对当下有什么现实意义?

吴晨:对国家经济来说,韧性意味着抗风险能力,不论是面对天灾还是地缘政治风险,都能很快找到替代性方案和出路,不至于被“卡脖子”。同样,疫情之下,企业组织结构也需要具有韧性。企业能不能应对突如其来的挑战?能否快速应对外部市场变化进行转型,抓住新机遇?团队的灵活度够不够,能否重新配置内部资源,及时止损?这些都值得思考。

个人也需要韧性。去年年初我在《转型思维》中提到,当下的时代,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要有一定的跨度,要能涉及两到三个领域。一旦A领域出问题了,可以马上将重心转移到B领域和C领域。不然,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一些行业便会出现严重的供求不平衡,长此以往,人就会陷入被算法所压迫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也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为更多中下层员工提供职业和转岗培训,帮助他们培养韧性。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恰恰也是全球经济经历的一个大转型期,原先熟悉的世界发生了改变,原先稳定的增长环境也发生了巨变,个人和企业都需要适应与病毒共存的新世界。黑天鹅冲击并没有剥夺个人与企业的“动物精神”,相反,外部压力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活力,关键是要让个人与企业能顺利度过转型期。

转型期提供了优胜劣汰的压力测试,为各种社会实验搭建了舞台,很多被增长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加速暴露,曾经在大潮中“裸泳”的僵尸企业也被加速淘汰,大量新模式和新物种不断涌现出来。从这一视角去审视后危机时代经济的韧性,落脚点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新陈代谢。

难民营“突围”,创造了活力经济

读书周刊:在《扎塔里:难民营的非正规经济》一章中,作者呈现了一个值得解开的经济谜题———作为难民营的扎塔里,是如何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实现了65%的就业率,成为一个“表现良好”的经济体的?我们怎么从经济韧性的角度理解扎塔里的绝处逢生?

冯毅(浙商资产研究院副院长、本书译者之一):扎塔里是约旦的一个叙利亚难民营,2013年,那里已经聚集了20万人口,成为世界上最大、人口增长最快的难民营。和很多难民营一样,这里的正规经济体制是人为的,完全由外部人控制。如果遵循这样的体制,难民的经济生活,比如在哪里购物、吃什么以及穿什么,将受到严格控制。他们只能用官方发放的电子储值卡在官方超市内消费。但扎塔里的非正规经济实现了突围。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估计,到2015年初,叙利亚难民在扎塔里建立的未经批准的商店,每月产值已经达到1000万第纳尔(约合1400万美元)。人们在具有种种缺点的环境中,创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经济———由于严格计划的市场供应满足不了难民多样化的需求,难民会大量采购自己不需要但可以卖到难民营外换钱的商品,再用换来的钱在非正规市场上采购自己需要的东西。于是,人们可以在这个市场上买到像样的咖啡、三明治和烘焙糕点,可以找到理发、婚纱租赁服务,还可以买到形形色色的服装、家电产品。

这里的成功商人能精准地了解客户的需求,进货前调查邻居和朋友,看他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同时,他们积极进取,会不断地改变和改进所售卖商品的款式和颜色,以催生新的需求。他们还有着密切关注成本的意识,通过发展规模经济来提升自身的效率。我们看到,生活在扎塔里的人们积极开动脑筋,运用接地气的智慧开出一家家商店,创造了需求和消费的良性循环。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韧性。

读书周刊:与扎塔里对比的是阿兹拉克。那个难民营虽然有明确的规则,也有外界的扶持,却显得死气沉沉,就业率仅9%。两者的差别,让人们开始思索到底何为“繁荣市场”,也对作者所说的“对贸易和交换的肤浅看法是危险的”,产生了更深思考。

吴晨:阿兹拉克和扎塔里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一直强调,第一,市场的存在不是满足交易,而是发现需求。需求是要被发现的,绝不可能由谁来设计好,无论设计者的初衷多么着眼于公平和效率。阿兹拉克就是这样。严格按照网格化布局的100家商店是集中化的设计和人为分配的经济,重要资源被集中控制以确保公平分配。虽然这里的难民不会受冻,也不会挨饿,但他们仍处于短缺的状态,缺少的是如作者所言“当贸易有组织地兴起时所能满足的更高层次的需求”。

第二,市场在发现需求后,能用更高效的方式去匹配这些需求。而不是像在阿兹拉克那样,等待精心的规划和设计去满足需求。

第三,市场是动态的。按照系统思维进行规划,结果往往是静态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再为难民考虑,也做不到经常根据需求的变化更新规划,哪怕每季度、每个月更新一次都是不够的。但市场不需要规定更新的节奏,它是动态的,一旦有新需求冒出来,很快就会有人抓住机会开始行动。

第四,市场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截至2018年底,约有4万名叙利亚难民居住在阿兹拉克。哪怕是只有4万人的经济体,仅靠联合国发放电子交易卡换取物品的计划经济模式,也被证明行不通。那么对于拥有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大经济体,显然就更加需要市场来调配。

读书周刊:近年来,许多中国城市都非常注重提升营商环境,如果按照现有指标,扎塔里作为一个难民营经济体肯定不符合诸多标准,但它所迸发出的活力,是否能给人们带来启发?

吴晨:扎塔里的案例清楚地向我们展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政府去发现需求,即使是带着很多好意和创新的想法,结果也可能不尽如人意,更需要的是让市场去发现需求。当市场发现需求之后,政府能不能因势利导、推动市场向前走?扎塔里难民营地下经济自发繁荣之后,政府不但没有去引导阿兹拉克的经济发展,反而是花了更多精力去隔绝地下经济。显然这是在扼杀营商环境。当下,我们的城市提升营商环境,还是应当对城市的定位和角色有更清晰的认知,着力打造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的宜居空间,使得多元的需求能够在城市中被满足。

衡量城市经济不能只看物理空间

读书周刊:在本书《失败:市区潜力的经济》一节中,作者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格拉斯哥这座城市没落的故事。这座英国城市曾经是“欧洲最好的城市”之一,现在却成了“最麻烦的城市”。这是怎么发生的?

冯毅:曾经,格拉斯哥因造船业发达而兴盛,市中心以西的戈万是当年英国造船业的重心。19世纪末,世界上1/5的船只是在这里建造的。当时的格拉斯哥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伦敦风头更盛。但到了20世纪,格拉斯哥造船业经历了严重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贸易蓬勃发展,对货船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但格拉斯哥造船企业严重低估了海外船厂带来的威胁,外国竞争者不断开发新技术,本地船厂却还在用耗时、昂贵的老方法,船厂所有者也没有为研发创新进行投资。很快,这座产业极其单一的城市就过时了。失业带来贫困,也让城市中滋生了暴力和毒品。商业街繁华不再,人们的信心也一落千丈。

读书周刊:在格拉斯哥由盛转衰的过程中,除了企业没有准确预判之外,还有哪些关键角色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冯毅:正如作者所言,船舶制造业像一个烫手山芋一样被扔向政府部门,后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报告,却很少有创新的想法产生。即使1956年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也依然没有发挥作用。该委员会内部没有航运方面的专家,委员们也没有进入过造船厂。他们提出了宏大的想法,并在4年内花费了数千万英镑,计划却始终没有起色。船舶制造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持续衰落,格拉斯哥失业率则持续上升。

同一时期,格拉斯哥市议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试图把那里变成一座高层公寓城市。在一些地区,旧公寓被全部拆除,新高楼拔地而起,但那些高楼是“购物沙漠”。外围的街道之中,竟没有商业街。没有超市、酒吧,意味着附近居民的生活很不便利,人们也不喜欢那里。久而久之,这些高楼变得破败不堪,后来竟成为城市中最荒凉的地方,变成了帮派成员的聚集地。

读书周刊:曾经引以为傲的工厂成为历史,成长于其中、留下许多回忆的住宅被夷为平地,这些都是格拉斯哥人的伤痛,也是这座城市衰败的证明。在本章末尾,作者说,“格拉斯哥更广泛的教训是,城市经济中有许多我们看不到、数不清或无法衡量的价值”。怎么理解这句话?

冯毅:当我们衡量城市经济的时候,不能只看大楼、工厂、商店这样的物理空间,还要关注人的状态和感受。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共享一种信念,它与信任感和幸福感有关,而这种信念影响着城市的气质。作者调查发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和格拉斯哥一样经历了急剧的去工业化过程,但没有经历过强制重新安置和房屋拆迁。也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格拉斯哥人的信念受到了冲击,而保护这份信念的力量却太少了。

不愿意被笼统地称为“银发一族”

读书周刊:人口老龄化、超老龄化,已经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作者在日本秋田观察到的“未富先老”引发的老龄人口自身,以及代际之间的问题,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冯毅:秋田是日本第一个半数以上人口在50岁以上,1/3以上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的地区。当地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从事服务工作的人年龄普遍较大。这种老龄化的趋势并非秋田独有。事实上,世界正在快速地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个事实在全球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和焦虑。秋田的案例让我们看到,老龄人口比例增大意味着公共成本的增加,这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压力。除了对政府预算的担忧,老龄化经济带来的紧张关系还包括丈夫和妻子之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压力。中国未来也将面临这些问题。

读书周刊:尽管作者列举了很多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但他随后也在秋田看到一种令人欣喜的非正规经济正在发挥作用。这让他感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秋田对老龄化经济的理解和创新,能为中国的老龄化城市提供什么借鉴?

冯毅:秋田的金剧院很特别。剧院中的演员都在65岁以上,他们对表演很投入,跟着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他们的表现完全不会让人注意到他们灰白的头发,而他们本身也不愿意被人们笼统地称为“银发一族”。作者在秋田感到惊喜的是,这些演员最引人注目的并非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而是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在退休后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人生阶段。他们没有自怨自艾,或是因退休而丧失生活目标,而是有目的地变老,培养新爱好,迎接新挑战。其实,不管哪个国家的老年人,都会面临如何度过晚年、找寻自我价值的过程。如何让有意愿、有能力的老人发挥余热,这也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

秋田的许多年轻人也在与老年人的接触中找到了自己的志业———为老年人提供商品和服务。他们认为,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意味着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有很多需求正等待被满足。有人发明了可以减轻臀部疼痛的特殊鞋子,有人生产更适合老年人、更方便咀嚼的食物,有人运营老年健身俱乐部⋯⋯年轻人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由于这些新生意的出现,日本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也在形成新的纽带。在日本许多单身人士居住的“共享住宅”中,有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建立了互助的室友关系。

读书周刊:这一章中还介绍了当地日间照护中心的运作情况,以及越来越多方便护工及老年人群的智慧力量———护理机器人和机器伙伴。这也是许多中国读者关心的内容。

吴晨:的确。书中介绍了一家使用游戏治疗来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的日间护理中心,还介绍了帮助患有认知障碍的老年患者恢复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陪伴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陪护机器狗等新理念、新产品。这些新技术的应用给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具有巨大的市场。这样具有吸引力的模式,能不能通过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给市场更多机会,催生出更多企业?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另一方面,我国和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国情还不太一样。日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在养老、医疗方面的开支已经占到政府财政开支的很大一部分,但少子化问题使得福利水平很难一直保持这样的质量。而我国目前的情况还是集中在政府能否增加更多开支,扶持这些服务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养老和照护市场蓬勃发展,提出更多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保留一些前数字时代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读书周刊:爱沙尼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国度。它的人口只有130万,比上海一个区的人口都要少。但在数字技术和创新方面却称得上是重量级国家。它是怎么做到的?

冯毅:1991年,经历大变动后,爱沙尼亚开始大胆地拥抱新思想。爱沙尼亚前总理马尔特·拉尔在全国范围内,在经济体的各个领域全面引入技术。上世纪90年代末,爱沙尼亚将97%的学校都接入了互联网,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教授编程,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投资。这个国家在政府强力的主导下,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跳过了工业化,直接步入了信息化社会。

现在我们看到的爱沙尼亚便是一个在数字技术和创新方面堪称重量级的国家。那里的税收系统接近无纸化,94%的税收申报都在网上完成。2000年以来,所有的内阁文件也是电子化的。法律文件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数字化签名。在爱沙尼亚,唯一不能在网上做的事情就是结婚、离婚和买房。

读书周刊:作者提到了爱沙尼亚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发明类竞赛节目《猎脑》,很多创业者带着天马行空的想法来参加节目,期待获取一笔投资,开启自己的事业。首都塔林更是政府“钦点”的“创业天堂”,提供的在线政府服务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这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吴晨:在我看来,创新可以分为3个类型。第一种是应用型创新,这种在中国非常常见。第二种是基础类创新。这一类往往是市场不太愿意主动去做,需要政府投入精力和资金,在资源分配和方向引领上下功夫,鼓励更多高校和第三方机构去投入的创新。这方面是中国目前需要补的一块短板,爱沙尼亚政府对创新创业推动的投入或可提供一些借鉴。第三种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相衔接的创新,需要能够把抽象的学术研究和外在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跨界人员来完成。怎样培养、引导这类人才,需要更多的规划和投入。

读书周刊:爱沙尼亚的技术发达,但作者也敏锐地意识到,机器对城市社会结构有潜在的分裂和破坏。当地人也对政府对科技的押注和信息技术公司的偏爱,保有不同态度。这给我们提了什么醒?

吴晨:我之前也说过,在数字经济时代,其实需要保留一些前数字时代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人和机器的协作过程中,我们要明白,彼此到底擅长什么。算法可以在人思考、判断的时候提供帮助,起到导航和定位的作用,但若是所有的信息流都靠算法来提供,人便很难有所成长。爱沙尼亚的案例也告诉我们,要警惕科技万能主义的思想,不要让本该为我们提供便利的机器反过来变成主导和替代人类决策的力量。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吴越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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