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岁月如歌，风雷激荡；100年征帆高悬，乘风破浪；100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奏响了一曲气势磅礴的时代之歌，书写了砥砺奋进的壮丽篇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们特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图书”栏目，与大家一起，在文字中重温历史，在阅读中感受时代。

开栏第一本书———《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以下简称《火种》），是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的新著。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恢宏力作，回溯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寻路历史，展现了一幅星火燎原的革命画卷。

刘统曾先后师从史学大家王仲荦、谭其骧，他以古代史的方法研究党史，在档案资料里洞察历史的细节，回到现场去感受历史的余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我力求无一字无出处，真实反映历史，绝不拔高，让读者自己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中，从那些有血有肉的先驱身上，感悟到党的伟大。”

微弱的火种是如何成功燎原的？刘统用一则则故事、一个个细节，一点点解开这道历史谜题。

《火种》
刘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溯源：写清楚寻路的过程

上书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但《火种》上迄20世纪初，下及1929年古田会议，并没有覆盖完整的100年。为什么？

刘统：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是应该覆盖100年的，但《火种》不是传统的通史写作，也不仅仅聚焦于中共创建史，而是在大历史中为党史“溯源”。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已经人所共知，关于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共一大的著作已经出了很多，还能写出什么新意？这是我动笔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构思选题大纲时，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历史时代发展的产物。要想写清楚它的诞生，必须将其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范围去研究和探讨。

100年前，“中国该向何处去”的疑问萦绕在每一位爱国人士心头，《火种》就以“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为线索，写清楚这个“寻路”的过程，写清楚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历史。

上书房：这是一段怎样曲折艰难的历程？

刘统：20世纪初的庚子赔款把中国拖入了灾难的深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都想要推翻旧的王朝。于是就有了“愤青”和刺客，就有了革命党一次次的起义。今天看起来这些行动就像以卵击石。个人能有多大力量？能推翻一个拥有军队的政权？但这些革命者一腔热血，明知会牺牲，依然义无反顾。他们的牺牲唤起了更多人的响应，终于推翻了封建王朝，迎来了共和的民国。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软弱、内耗、涣散和其他种种，使他们无法组建一个坚强的政党，无力撑起一个共和国，政权又落到军阀手里。幻想破灭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寻找新思想、新主义，于是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唤起了全民的爱国热情，一群革命青年脱颖而出，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联系群众，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上书房：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同样经历了幼年、青年和壮年，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刘统：是的。从理论宣传到工人运动，从国共合作到武装斗争，谁都没有经验，挫折和牺牲远多于胜利。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共产党人摸索出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以20世纪前30年历史作为深挖的背景，拉长时代视野，拓宽地域思维，在历史的纷繁复杂中，抽丝剥茧地反映共产党人如何应对国际与国内、外部与内部矛盾，如何在众多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的党派中脱颖而出，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找到中国复兴的道路。

上书房：这样写历史，能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刘统：因为这样能让读者看到历史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凭空而降的。探索中国的复兴之路，是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历尽艰难完成的。如同一座大厦，是从一砖一瓦铺垫积累而成的。这些综合起来，就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启示：教训反衬正确道路得之不易

上书房：回溯这段寻路的历史，带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启示？

刘统：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方向和路线决定一切。大量的教训，反衬出正确道路得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举个例子。要革命，首先要生存。如果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还革什么命？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是一开始就能让全党接受的。瞿秋白的临时中央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从1927年到1934年，让各地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数百次武装暴动。结果呢？几乎全部失败了。暴动的条件具备不具备，有没有群众支持，暴动后到哪里去，国民党军队来了怎么应付？所有这些问题，共产国际都没指示，临时中央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在上海的洋房里下命令。结果造成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白白牺牲，各地党组织相继受挫。在此过程中，唯独毛泽东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保全了朱毛红军。毛泽东当时走的路，看起来很不正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毛泽东一直痛恨洋教条，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从亲身经历得出的经验。

上书房：时代就像一列火车，不断地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为什么最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成功？

刘统：革命者和革命家是不一样的。革命家必须具备5个特征：是一个理论家，能创造正确的理论，指引方向；是一个组织家，能团结大多数，建立党组织；是一个实践家，能理论联系实践，制定灵活有效的政策；是一个军事家，会指挥打仗；最后一点，必须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哪怕在党内外受到严重打击，也不消沉、不逃跑、不叛变，而是坚持到底。

对照这5点，陈独秀就存在一些毛病，比如使性子，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这样是走不到成功那一天的。还有陈公博，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逃跑了，那也走不到底。但是，我在书中没有否定任何一个人在某个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而是都给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最先把马列主义引入中国、提供《共产党宣言》原版的是戴季陶，尽管他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而蔡元培，尽管他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教育家，但在1927年4月，他也向蒋介石提出了“清党”的建议。此外，他去法国批评勤工俭学的学生，也让蔡和森等热血青年大受打击。

我不会只看一个人的史料，还会看其他人的来相互印证。《火种》是我的个人著作，我想凭一个史学家的良心，记录这段历史，不刻意拔高谁，也不刻意贬低谁。这本书赶上了好时代，很多档案都解密了，很多问题都放开讨论了，这让我有了用武之地。中国共产党走过10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它的成功一定是有原因的。至于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没有给你列出1234，而是努力讲好故事。

上书房：您如何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

刘统：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促成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但是要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事情。共产国际需要中国革命运动尽快扩大发展，于是主动谋划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率部叛乱，让孙中山元气大伤。他总结失败的教训：依靠军阀干革命，终归是没有出路的。而陈独秀写文章、编杂志是好手，对于领导一个党却不在行。仅仅半年，建党的两位骨干李达和李汉俊就和他闹翻，相继离去。这样，国共合作的契机出现了。这不是单方的一厢情愿，而是双方的共同愿望。

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宣布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候，只有中共表示要与他合作，所以孙中山立即表态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26日，苏俄使者越飞用英文在上海《大陆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结成联盟，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没有这个宣言，就没有后来的联俄联共，就没有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局面。

1924年1月20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的政治方针是联俄联共。但国民党内的右派联名上书孙中山，极力反对。在28日的全体大会上，李大钊登台，代表共产党发表了《意见书》。这个意见书非常真诚和恳切，感动了在场的大多数代表，让“会场情势几乎顿时逆转”。

国民党一大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当时中共党员不满千人，在代表中仅占13%，但是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有10人，占到了24%。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骨干力量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次国共合作，让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的平台，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共迅速发展壮大，开始发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通过黄埔军校，为党培养了第一批军事人才。

但是，共产党的壮大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白色恐怖时代随即而来。国共矛盾是必然的。因为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革命性质和大方向的根本对立，预示着国共早晚要分家，而农民和工人运动成了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没有变过。

创作：用通俗的语言，而非网络语言

上书房：您花了多长时间写作这本书？

刘统：说一年两年，可以；说十年八年，也可以。如果没有早年在山东大学、复旦大学跟着王仲荦、谭其骧两位老先生埋头做学问，没有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坐冷板凳读史料，我大概也写不出这么一本书。就像我之前写《战上海》，很多人问我，你不是上海人，你怎么对上海这段历史这么熟悉？其实我退休之后在上海待的十五六年里都没闲着。

上书房：《火种》中有没有用到一些新史料？

刘统：不仅使用了新史料，而且是大量使用了新史料。比如2018年才公开的很多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史料，还有北京市档案馆新公开的一批史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组织翻译了一批来自日本情报机构的资料，我也用进去了。为什么一大才开，特务就来？看了日本情报机构的资料就明白了，马林受到了国际刑警的监视，他来到上海后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保存了很多独门的史料，比如关于井冈山的，还有红四军从七大到九大的记录。还有一些史料，你得对比着看。陈毅1971年生病时，军事科学院就派了两个人去做他的口述实录。实录稿主要讲了井冈山这一段，还有与红四军七大相关的。对比早年留下来的关于朱毛红军的记录，你就会有很多新发现。

我是学古代史出身的，用研究古代史的方法去研究现代史，感觉到处都是史料。但是，这么多的史料，你得会鉴别，会“做菜”。这考验你的研究能力、考证能力，最后还有整合能力。我把史料融在建党的过程中，放在好看的故事里，而略去了复杂烦琐的考证过程。别看这本书这么厚，有40多万字，其实文字已经做到了非常精炼，写的时候，真的是字斟句酌的。

上书房：这本书的定位是“通俗化学术专著、大众化党史读物”，读下来的感受确实如此。虽然您追求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但因为故事生动，语言平实，使得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

刘统：我写了大半辈子书，心得就一条，书是写出来给人看的。你把学问搞那么高深，谁看？争取更多的读者，应该是写书人的追求。

但是，我用的是通俗的语言、大众的语言，而不是网络的语言。我不反对有些人用网络语言来写历史，但我不会这么做。如果说我的书比较可读，那是得益于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读毛泽东的书，学习他那种用通俗语言把道理讲明白的功力，他的文风深深地影响了我。

上书房：有人形容这本书中的故事“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这是不是和您在读大量史料的同时，也实地走访了许多地方有关？

刘统：为写《火种》这本书，我去了很多地方。比如，从浏阳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毛泽东初出茅庐险些送命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感受共产党人的“创业艰难百战多”；从福建上杭苏家坡的山洞再到古田村，感受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缺一不可的，有了实地的感受，回头再来读史料，才有可能产生与别人不一样的视角。

学术不能功利化，不能一辈子只挖一口井，不能只为稻粱谋，而要对学术本身保持真正的兴趣，而且是广泛的兴趣。《史记》《资治通鉴》等古书，我都是熟读的。1989年的时候，我还去云南蹲了半年猫耳洞，看到真正的战争是怎么回事。怎么指挥，怎么传达命令，那和平时的训练绝对是不一样的。退休后的这十几年里，我更是大量地实地考察。实践出真知。这是党的发展的历史总结，一样适用在学术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