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这个元旦假期，在松江读书的女儿陈月（化名）时隔数月再次回到家中。然而，单身老父亲陈涛（化名）却没有什么喜悦之情。或者该这么说，现在的他，还在因不知道该如何和女儿相处而苦恼。“她在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陈涛叹了口气，“只要她不再出去惹事，就很好了。”

2020年1月，喝了一晚上酒的陈月卷入了一起聚众斗殴案件，因为当时还不满16周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她进行保护处分，没有提起公诉。

虽然是法律意义上的抚养人，但陈月的妈妈早就宣称，不管这个女儿了。所以，出事之后，陈涛只能把陈月带回自己家。仅仅几个月，陈涛便觉得女儿是如此陌生，孩子犯了错自然要教育，可是，怎么教？

15岁少女辍学还伤人

“你是陈月的监护人吗？她出事了，你赶紧过来处理一下。”接到宝山海滨新村派出所民警打来的电话时，陈涛心里“咯噔”了一下。对于这一天，他其实早有预感，只是事情真的发生，他仍不免担心：“女儿究竟出啥事了？”

在课堂上抹泪的老父亲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陈涛身体一直不太好，工作有一搭没一搭，对陈月这个独女却是寄予厚望。从小到大，都是他接送女儿。陈月也没有让他失望，到初二时，每次考试都稳居班级前五名。

“用老师的话说，保持下去考个市重点高中完全没问题。”尽管已经时过境迁，但谈起女儿当年，陈涛还是十分得意。对这个中年男人来说，女儿一度是他的骄傲。但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女儿乖巧的外表下隐藏着的真实想法。

矛盾在2018年下半年，陈月念初三时爆发。“她和隔壁班一个男生开始谈朋友。”陈涛极力反对，但此时他正和妻子闹离婚，女儿不愿跟他，要和支持自己谈恋爱的妈妈一起生活。陈涛脾气上来了，“既然她妈妈支持，她也想跟她妈妈过，那我还管啥？”

陈涛和妻子离婚后，女儿判给了妈妈，但为了读书方便，暂时还住在陈涛那里。尽管成绩明显下滑，陈月还是考上了一所区重点高中，之后搬到了妈妈那里。

早就和前妻彻底断了联系的陈涛几个月后才知道，搬过去没多久，陈月就辍学了。当时只有15岁的她每天和结交的新朋友在外游荡玩耍，有时还夜不归宿。原本支持她谈恋爱的妈妈也看不过去，两人大吵了一架，陈月甩了妈妈两个耳光，离家出走。“她妈妈也生气了，几个月没和她联系。”当陈涛得知此事时，陈月已经在外“浪”了许久，“那时我就知道，她早晚要出事。”

匆匆赶到派出所，陈涛看到近半年不见的女儿。她和另外两个女生并排坐在一张长椅上，脸上还挂着一幅满不在乎的笑容，对面贴墙站着一溜男孩。“她是你女儿？”民警指着陈月说，“可以啊，年纪最小，打架最凶，第一个冲上去，还拿着棍子，把人打伤了。”

那天晚上11时左右，陈月一行三女八男像往常一样，四处碰运气找到一家不严查未成年人的酒吧。不料，其中一个女生的前男友一行人也在这家酒吧喝酒。两拨人越看越不对劲，从言语挑衅到互相辱骂，直至凌晨5时左右，动起手来。陈月挥舞着一根棍子，把对方一人打伤。

如果她是成年人，很有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事实上，与她同伙的成年人都被判了刑，只有不满16周岁的她被处以保护处分，其中一个条件是，她和她的监护人要一起到检察院指定的场所，接受亲职教育。

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来上课

七八月的上海午后，正是酷热难耐的时节。陈涛把女儿从沉睡中摇醒，两人匆匆扒了几口午饭，便顶着大太阳出门。3号线到友谊路站，1号口出，再向南走上一两百米，友谊路街道红帆港党群指导站便是他们的目的地。

亲职教育最早起源于德国，旨在教育家长如何成为合格称职的好家长。近年来，这一概念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中逐渐受到重视。“熊孩子背后通常有个‘熊家长’，家庭保护不到位往往是未成年人涉罪或受侵害的重要原因，许多中国父母却完全没意识到，当好父母也是需要学习的。”陈月案的承办检察官、宝山检察院未检组负责人孙丽娟说。

从2017年的家长课堂，到2018年邀请华东政法大学心理学专家进行心理团体辅导，再到2019年将涉罪未成年人亲职教育规范化，检察官们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帮助家长们认识到为人父母的职责、学会与孩子沟通。2020年，宝山检察院特意把课程安排在了暑假，借用街道的场地，还请来了华政心理老师金蓓蓓作为授课老师。过去一年间，所有接受保护处分的涉罪未成年人和家长，都要一起来接受至少4个学时的亲职教育。

老师正在给家长和孩子上课，这里的孩子们都是“涉罪未成年人”

和陈涛一起上课的家长约有十来人。孙丽娟分析，参加亲职教育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父母离婚，家庭关系破裂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隔阂；一类是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还有一类是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不懂如何与孩子沟通。

这些家长中，有一位小张的父亲专门从杭州赶来。他是江西人，十五六岁便外出打工，生下小张后留在老家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十多年间，他已经离婚重组了家庭，几乎没有和小张一起生活过。小张初中念完便辍学，一个人跑到上海打工，偷了宿舍工友的手机和鞋子。

考虑到小张的父亲在杭州工作，孙丽娟本想将小张送到杭州，看看能不能在当地接受亲职教育。没想到小张的态度异常坚决：“检察官，我不去父亲那里，我就要留在上海。我可以再找工作，能养活自己。”

赶到上海的老父亲也是一副暴脾气，指着小张大骂：“你不就是嫌我那里工作累吗？我像你这年纪的时候，比你累多了。我下午就要回杭州，你爱走不走！”

孙丽娟拦住了这位父亲，问了他3个问题：“你知道你儿子找了什么工作吗？知道他住的地方是啥样吗？知道那里还缺啥生活用品吗？”末了，孙丽娟要求他退掉回杭州的票，去儿子住的地方看看，给儿子买点东西。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家庭教育指导，父亲终于答应退掉下午回杭州的票。看到父子并肩离开检察院的背影，孙丽娟感到特别欣慰。

“很多家长习惯了这种蛮横的沟通方式，却不知道越这样，孩子越不听。”孙丽娟说。

重新学习如何为人父母

类似的话金蓓蓓也在课上反复强调，陈涛记住了。尽管这个骨子里很骄傲的上海男人，一直称是妈妈对女儿的纵容和不负责导致了现在这个结果，但他还是承认，从很早之前，女儿就已经不和他说真话了。

“我一直想扮演个严父，所以她从小没考好会被我骂，在学校和同学吵架了也会被骂，有时候多抱怨几句我也要批评她。”陈涛说，骂的次数多了，陈月虽然在他面前依旧乖巧，实际上一句也听不进去。更重要的是，陈月开始疑神疑鬼，陈涛接她放学时，在街边和其他家长聊了几句，期间看向刚走出校门的陈月一眼，她都觉得陈涛是在别人面前说她坏话。所以，当父母闹起离婚，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看起来更加支持自己的母亲。

陈涛开始了显得有些笨拙的尝试。哪怕女儿深夜才回家，他也不再大声训斥，而是努力用看似不经意的聊天，打探她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只是，除了简单的应和，陈月还是不怎么愿意和他说话。

长时间累积下的矛盾，很难通过几节课消除。在一节课上，金蓓蓓让家长们坐成一个圆环，孩子们坐在外围，每位家长要面对自己的孩子说出3个优点。其中一位家长说着说着就哭了：“尽管他现在犯了错，但我还是要说，他很听父母的话，很尊重我们。”

“切。”话音刚落，他的孩子便扭过头去，用明显故意压低，又恰好能让大家都听见的音量说，“看我干什么，我才不要听你说话。”

课堂上，一位少年和老父亲紧紧相拥

检察官们也清楚，滴水穿石非一朝之功。在孙丽娟看来，能让亲子关系有一点点好转，阻止这些未成年人继续滑向犯罪的深渊，对亲职教育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剩下的，只能交给这些受教育者自己，以及时间。

父女关系可能再也回不去从前，陈涛依旧有些欣慰。上完课之后，女儿不再夜不归宿，还主动提出想继续上学，想洗掉身上的纹身。现在，她在松江一所职业学校，表现也还不错。“亲职教育课上讲的道理，她还是听进去了。”

2019年至今，宝山检察院开展亲职教育144件，家长满意率100%。孙丽娟对亲职教育抱有更多期待。目前，亲职教育主要靠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专业性和强制性都有所欠缺。今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将正式实施，其中第118条赋予司法机关对失职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职权。

“亲职教育变成了强制亲职教育，能让更多家长来学习如何更好地为人父母，希望我们携手社会各界，做的更多更好。”孙丽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