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1·2”火灾事故致5名消防员牺牲。事件发生时，哈尔滨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身穿一件价值不菲的羽绒服现身火灾现场，引发了网友围观，他被网友称为“棉服哥”。而因一件衣服引发的负面舆情，也被媒体称为火灾事故中的“次生灾害”。

不过，不少网友对这一“次生灾害”不以为然，觉得一件几千上万元的衣服，未必是官员无法消费的奢侈品，何况还是一位局级干部。这位秘书长也做了解释，“羽绒服是女儿从国外购买，人民币几千块钱”。而一些干部也大呼“醉了”，表示在“躺着中枪”后，自己再也不知道如何穿衣了。

其实，穿这件名牌服装能否与奢侈挂钩，并非是这一场“次生灾害”的关键，我们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干部着装的规范性与场合适当性的问题。

领导干部的着装，并没有统一具体的规范要求，只要整体上做到整洁、端庄、合体，与干部“公仆”身份相符合。但是，宽松的标准，往往会成为最难把握的标准，也因此较容易“出问题”。许多在某一场合适合的穿着，到了另一场合却可能成为极不恰当的着装。

在之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参加了某单位的民主生活会。在领导班子成员互相开展批评的时候，一位男性领导干部批评另一位女性班子成员：“你有享乐主义思想，怕吃苦，连下乡都穿着高跟鞋，穿漂漂亮亮的衣服，这样子如何走山路？如何让老百姓接近？”这位被批评的女性领导顿时眼中大雨磅礴。

会后我了解到，事实上，这位领导干部下乡所穿服装，其实是平时工作场合的“正装”，并非花枝招展的服装。但是，在到山区与老百姓交往的过程中，穿着这样的“正装”，与老百姓的距离就会被拉开。试想，到山区去和基层老百姓打交道，山区小路泥泞而坑坑洼洼，穿着高跟鞋，自然意味着车来车去，脚不落地，鞋不沾泥，不着地气，自然很不恰当。

所谓的“场合的适当性”，是如何让自己的着装与当时的场合、环境统一起来，不让人感觉到“鹤立鸡群”。比如，在一个庄重严肃的场合，应当着相对正式的着装，如果一身休闲，与当时环境格格不入，会显得极不谐调；而在一个与农村群众接触的场合，西装革履，光彩照人，与老百姓形象差异过大，也就人为地设置了障碍，缺少了可接近性。

南非现任总统雅各布·祖马就是一位“会穿衣服的人”：在贫民区，他会披上豹皮，拿上盾牌，和支持者跳一段传统舞蹈，用富有激情的语言感染底层民众；在超星级酒店里，他衣冠楚楚，语言有礼而得体，穿梭于上层人士中，表现得游刃有余。即便是他的竞争对手，都认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

因此，穿什么样的衣服，要看在什么样的场合，有什么样的任务，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根据场合环境选择合适的着装，自然与当时环境谐调一致，容易融入其中。

哈尔滨火灾事故中官员着装所引发的“次生灾害”，衣服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衣服的品牌、价位与网友的心理之间产生不谐调感：一件衣服相当于发放给5名牺牲消防员家属两万元“全国公安民警英烈抚恤补助基金”的一半。尽管后来证实抚恤金总数远不止2万，但这种冲突有着戏剧感和话题性，于是成为“灾害”。

因此，官员着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公众场合不宜穿着贵重衣物，包括奢侈皮带、名贵手表、高档服装等都应成为忌物。对自己苛刻一点，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如果在公众场合高调享受，想一想“杨表哥”、“皮带哥”们的最后下场，应该会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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