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傅泽宇迟到了半年的婚礼，就在这天补上。新娘着一身中式礼服，缓步走到台上时，背景音乐刚好转入高潮，傅泽宇的眼眶湿润了。

作为上海普陀区消防救援支队桃浦特勤站一名消防员，自从1月底真如镇街道一家隔离点开始启用后，傅泽宇受命入驻该点负责消防安全工作。将近300天，傅泽宇没有机会这样近距离凝视眼前的女子，她是胖了、瘦了，快乐还是委屈。

他甚至没能走出过隔离点那道大门。门外的上海，早已历经春夏秋冬，恢复了往日烟火。门内，数十个和傅泽宇一样平凡的生命，却至今重复着内容繁琐又高度紧张的工作：为接受健康观测的隔离人员办理入住、体温检测、消杀、送餐、运送垃圾……

没人知道这场特别“战役”的终点在哪里，但过去的300天里，发生在那座隔离点里实实在在的故事，却足以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

一

“喂，您好，这里是锦江之星上海真北店……”放下顾客打来的预订电话，前台工作人员卢龚美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时钟，13时29分。

2020年1月29日13时29分。半小时后，店长吴群英过来宣布了一则消息：酒店高层同意把锦江之星真北路门店作为普陀区的第二家健康观察隔离点了。所有酒店员工，有权选择留下战斗，或者离开。

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轻率对待的决定。疫情刚刚爆发，全社会正处在恐慌之中。留下，不光意味着要承担全新的、不可预估内容的工作，更意味着主动走向危险边缘。

相当数量酒店行业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时点选择离开。邻省一家锦江之星，在被征做隔离点后的短短几天里，员工走了一大半。多地隔离点开始出现酒店人员集体撤走现象。普陀区的第一家隔离点成立后，面对的问题同样是人手短缺。

因为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比起生命健康面临威胁，失去一份工作实在算不了什么。

吴群英有些没底气，第一时间组织召开的征询意见会议，她只小范围地叫了9名酒店骨干参加。他们平时承担着整个酒店的财务、行政、运营、工程等管理工作。酒店一旦变成隔离点，他们很可能要相应变成前台服务员、保洁、消毒员，冲上第一线。

他们能同意吗？会议开始不久，年轻妈妈珊珊哭出声来。自己留下义不容辞，但要舍下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她做不到。其他人也各有顾虑。当晚，消息层层传达下去，整座楼30名员工集体陷入沉思。

而另一面，紧张的布置工作不等人。一座酒店，要变成一个隔离点，远不止换个说法那样简单。一楼大堂，所有桌椅、沙发、软装全部要拆卸清空，并按照医学观察的功能需要，分割成工作人员的生活区、半污染区、污染区等空间。楼上所有客房的沙发因容易沾染病毒，也要全部清理。上下楼的行走动线要重新安排，垃圾清运、车辆停放，每一件平日里的小事此刻都不再随意。

一些工人看到从房间里搬出、即将被弃用的沙发，连呼可惜。而更为可惜的是，因为整日喷洒消毒药水，177间客房的桌面在成为隔离点后两个月内陆续发胀、开裂，水龙头变得锈迹斑驳，就连客房感应门锁也不听使唤了。

楼内当时已入住的客人同样也要一一上门道歉、清退。当日的房费收缴不到了，还要帮助对方找到附近的住所，并运送过去。有人给吴群英算了一笔账，即便承接隔离点能给酒店带来一些收益，但未来想要转入正常经营轨道的话，至少要花2000万重新装修。

可疫情之下，谁也管不了那么多。1月31日，隔离点如期启用了。30名员工里，最终有26人自愿回到岗位上。一切似乎未曾发生变化，只有巨幅“锦江之星”店招下的玻璃门上，多了“健康观察点”几个黑体大字。

二

像一个人员流动性极强的小社会，隔离点运转的300天里，很多不可想象却又不失合理的事情陆续发生了。

比如有隔离人员想偷偷带些酒水，便会从楼上探下一根绳子来，请人帮忙吊上去。又如有人联系快递商家帮忙，把矿泉水瓶清空，再灌上白酒送来。或在牙膏盒子里藏一只打火机，在毛巾的夹层里藏一盒香烟。

为了确保14天隔离期间每个住客的健康安全，烟酒等普遍是被禁止带入房间的。但一个个困在房间里鲜活的个体，为了换取相对的自由，从不缺少创想。工作人员要完成的任务之一，是疏导和约束这些创想。

而更大的难题在于隔着口罩、隔着防护服，甚至隔着一扇扇大门，从蛛丝马迹的线索中找到并解决每间房间里真实存在的问题和诉求。

201号房曾入住过一位身患帕金森的老人。病情严重到他走路时腰背部与地面只能呈平行状态。工作人员几度联系他的家人，希望可以前来陪护老人度过隔离期，却始终没有回音。工作人员必须在尽量不见面的情况下，帮助他独自生活14天。

原则上，盒饭只能送到每间房间的房门口，但工作人员还是在做好防护后，破例把饭送进老人房内，目的是顺便观察和确认他的生活状况。老人的房间，则被特意安排在容易被观测到的视线范围内。甚至有专门的人观察和记录过他走进卫生间的时长，以此来判断他是否需要帮助。还有工作人员教会老人如何使用房间的电话、淋浴等设施，并在老人房门口放了一张高矮合适的凳子，以便他可以轻松地放置垃圾或拿取门口的东西。

402号房春季入住过一个留学生女孩。来时，她戴着一副巨大的头戴耳机，眼神有些木讷。在接待登记时，已有工作人员感受到异样。直到驻隔离点的民警在走廊监控中发现，送来的餐盒连续两顿都没被动过，人们即刻穿上隔离服，狂奔上楼。长达数十分钟的敲门无应答，房门最终只能从外撬开。

而事实上，门内什么也没发生，女孩正坐在床上听着音乐，看到有人进来还瞪大了眼睛，只解释称，自己心情不好。然而，这绝非虚惊一场，就在事后不久，工作人员从女孩家长处得知，她身患抑郁症，如果没有这次紧急的心理疏导，后果或许不堪设想。

这是隔离点工作的常态。为了安全起见，大多数工作人员甚至全程不会和入住人员说一句话，却要了解他们独特而隐秘的性格、需要。

负责前台接待登记和客房服务的张豫向记者展示了两本笔记。里面记录着每个房间的住客曾提出过的特殊餐饮要求。有的忌食葱姜蒜，有的不吃海鲜、鸡蛋，有些人甚至连特定食材的气味都不能闻到。

为了让厨房精确而及时地掌握这些情况，工作人员会详细记录，并誊到电脑上打印出来，每月的“客人特殊用餐记录表”可累计一厚摞。

但他们始终不觉得自己面对的是挑剔的客人。张豫说，每个隔离人员，都有一个相同的敌人，它叫孤独。而合胃口的餐食，就像一份恰到好处的安慰剂，可以迅速平复人的焦虑，赶走阴霾。

“能够给予人性化的关怀，就尽量给予吧。这才是里面人最需要的。”张豫说。尽管隔离点的工作人员要为此付出更多。

三

整座隔离点，能脱掉防护服进出的，只有靠近边门的一条走廊。

那里并列的几间客房里，住着来自街道、社区卫生中心、公安、消防、酒店服务等各个领域的专业工作人员，约40个人。隔离点启用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没再走出过隔离点的大门，呼吸过外面的空气，直面过当空的日头。

傅泽宇便是其中之一。从消防队调来临时负责隔离点内的消防安全工作、应急状况处置后，他没再离开过。一直到半个月前，才刚刚有人接替了他的岗位。

进入隔离点后，他几次以走不开为由，拒绝了妻子如期举行婚礼的要求。代价则是，他的手机和微信被伤心的妻子一再拉黑。他甚至几次拒绝了妻子到场探望的请求。傅泽宇知道，即便妻子来了，隔着一道道隔离门，他们最多也就只能远远望见彼此。但对两个刚刚领证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日子却意义非凡。

按原计划，傅泽宇和妻子要在3月回崇明老家举办一次婚庆流水席；5月23日，还有一场小型的、专为妻子准备的婚礼Party。按老家规矩，婚礼时间一旦定下来，就不能更改，谁知突发的疫情打乱了一切。

卢龚美有两个朋友，得知她进隔离点服务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和她联系过。吴群英的公公婆婆直言，请三个月内不要登门，理由是：你很可能“有毒”。

更多人则撑不到现在。在国内另一家锦江之星酒店承接的隔离点里，负责客房打扫的朱阿姨干了一个月后，被家人勒令辞职；90后小王刚工作没多久，家里父母、爷爷奶奶轮番上阵劝服，最终抵挡不住反对的声音撤出隔离点。

这是真实的人性，但倘若换一个视角、换一个立场，还是会有很多像傅泽宇一样的普通人，愿意为更多人的生命健康而倾情付出。

205房间住过一对美国旅游回来的父子。他们被滞留在美国3个月，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拼尽全力买到了回来的机票后，已经连一杯茶水都付不起了。

一位台胞选择在疫情最盛时返回大陆。他没有多少钱，昂贵的机票已经超过他的支付能力。但家乡的老父濒临离世，这一程再难，他也要坚持走完。

606住过的一位香港老太，回上海是为了见住在普陀区中心医院的老伴最后一面。就为这次短短几分钟的碰面，整个隔离点紧急为她研究制定了特别的“出行方案”，城管队员全程陪同接送。

“其实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每个住客的悲欢离合，到底是他们自己的事。”吴群英说。出了隔离点这道门，每个人还是要去独自面对生活里的一地鸡毛。“但只要在这扇门里，我们就是一个共同体。”

四

11月26日下午5点18分，婚礼在隔离点两公里外、真如片区的餐厅里举行。

这是傅泽宇的大日子，某种程度上，也是每个隔离点工作人员的大日子。因为过完这一天，就意味着他们已共同在隔离点坚守了300个日夜。这场婚礼，寄托着每个人早日真正走出隔离点、迎接正常生活的小小心愿。

普陀区共有4个健康观察隔离点，锦江之星上海真北店并不算体量最大，但运作情况却颇为复杂。这里不仅承接集中隔离人员，核酸检测采样期间，还曾承接过留验任务。最繁忙时，隔离点一天要接待入住50多人，打扫客房100多次，清运垃圾200多袋。

起初物资匮乏，能分到隔离服的人非常少，只能挑出精干部队进污染区打扫。隔离期间，住户的神经愈加紧绷而敏感，有时甚至会因为地上的一根头发慌张起来，这让打扫工作变得更加耗时费力。一个房间、一个人打扫需要半小时。

消防员傅泽宇负责每天对隔离点内部设施进行安全巡查。消防监控有时会半夜显示隐患，傅泽宇就要从睡梦中爬起，冲进监控室确认情况。随着入住的海外人员越来越多，为应对突发事件，他还要自学英语、日语、俄语、韩语等多国的疏散用语，以备不时之需。

来自真如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分管主任郑晓栋，300天前带领一批员工驻隔离点负责医学观察工作。从每天穿着隔离服连续工作3小时以上，到一夜间组建完集装箱留验点工程，作为医护，他们每人轮到的夜班次数比在原岗位上要多得多。对突发状况的快速响应，几乎变成每个人生理上的条件反射。

消杀工作最辛苦。隔离点里，侯师傅和王师傅需要每天背着重达40斤的设备，固定早、中、晚3次对隔离区、管理区进行分类消杀。300天，他们经常是和衣而睡，因为一旦有隔离对象入住、隔离期满退房、特殊对象转运等情况，他们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目前，该隔离点已经累计成功收住确诊治愈转隔离14人、密接人员131人、集中隔离2542人、核酸检测采样2748人、居家留验2692人，也形成了接收、转运、解除、采样全流程的运作模式，更培养了一支可以迎接一切挑战的队伍。接下来，这里仍将作为普陀区重要的隔离点，随时接收来自高风险地区的各类抵沪人员。

当晚担任傅泽宇婚礼证婚人的，是普陀一位区领导。她坦言，之所以准备这场婚礼，是不想让小伙子留下遗憾，更想把道不尽的感谢、感动，借机送给每个在隔离点上付出过的人。

还有很多当面无法讲出口的感谢之词，被隔离点的住户们写在了纸条上：

谢谢你们14天的陪伴和关心，请保护好自己；

虽然从来没看清你们的脸，但感激都在心里；

地已擦干净、桌子已打理、垃圾已倒掉，直接消毒就可以了；

这些袋装牛奶送给你们。是每顿早餐送来的，因体质原因不能喝，我攒了下来，已用酒精擦过外包装，请放心……

没有生命不脆弱，但总有些东西让人们变得足够坚强。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不能确知疫情的发展和走向，这也意味着，隔离点所有工作人员的使命并没有终结。参加完这场婚礼，他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特殊岗位上，继续坚守。但只要有他们在一天，整座城市就多了一重充满确定性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