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齐鲁晚报刊发报道披露济南部分公园内餐馆价偏高的问题。报道刊发后,一些公园内部分餐饮和会所开始拆除,但撰写该篇报道的记者却被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人员移出了媒体群。
从事情的发展状况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为园林部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帮助,是一则很好的舆论监督案例——如若没有媒体的介入,济南市内公园方声称园区内不存在为少数人服务的高档消费,但与此同时,最低168元、198元不等的人均消费,最高两小时1580元的茶馆套餐一直存在。但令人意外的是,相关部门责令部分餐饮和会所进行拆除的同时,对发现问题的媒体记者作出了清理出群的举动。“简单粗暴”的背后,不难看出园林部门工作人员对监督者显现出的“傲慢与偏见”。
记者不是第一次被“踢”出媒体群了——浙江日报记者因报道西湖某风景区厕所“脏乱差”被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移出群,南方都市报记者因为刊发了深圳前海管理局的问题报道被“拉黑”,新华社记者因为揭秘骚扰电话生产链条被江苏省、南京市两级工商和公安宣传部门屡屡拒绝,并被其中一位宣传干部踢出联系群……这都是近年来影响过舆论的事件。在这些案例中,管理者或多或少都把发现问题的记者看作“问题”。无论是认为报道者不理解管理部门有难处,还是认为他们故意“挑事”,都反映出他们对于媒体工作以及媒体微信群的误读。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过,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但在具体工作中,始终有人把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对立起来,在网络上,也不乏一说到舆论监督就将其等同于抹黑、污化和泼脏水的落后观念,这深刻影响了一些职能部门和部分公众对媒体监督的态度,也是屡屡有记者“被退群”的根本原因。
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媒体微信群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沟通渠道,很多部门、机构甚至品牌企业都会建立媒体群。这样的媒体群,本该是双方互动交流的沟通群,而非一方单向发布正面宣传资料的空间。但无法否认的是,在现实的运行中,不少受访者尤其是一些职能部门,往往会“一分为二”地对待媒体的采访要求:要做正面宣传,一般可以得到畅通无阻的配合支持;想针对某一问题进行监督报道,则会不断面临推诿,公关,甚至会想方设法将报道压制下来。
由此可见,虽然媒体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一些主事部门、当事人的新闻观很容易停留在低级阶段,习惯了“闻功则喜、闻过则怒”的传统模式,也更容易导致其在遭遇问题被曝光的第一时间去向问题发现者发难。
此事对各地职能部门也是一次提醒:舆论监督和正面报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明确而善意地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提出待改进的方面,与报道已有的先进经验一样,都是对政府服务工作的一种促进。尊重而非打压提出问题的记者,既是常识,也当成为共识。对各地职能部门而言,要旗帜鲜明地为新闻单位开展舆论监督“撑腰”,并在鼓励、支持的同时,指导、引导媒体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