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之年的浦东新区，站到了再出发的新起点上。过去30年，浦东究竟做对了什么，最核心的经验是什么？未来30年，浦东应该做什么，新的发展目标又是什么？

王新奎：1947年生，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主席、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院长。现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

当年没有时间争论

高渊：浦东这块土地，是什么时候进入上海和国家领导层的视野的？

王新奎：很多人都认为，上海对浦东开发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东扩浦东就是上海城市发展的选项之一。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的历届领导都考虑过浦东开发。

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为了解决城区面积过小的问题，提出过三个方案，一是西进闵行，二是北上江湾，三是东扩浦东。1958年，上海就曾经把大批重工业从市区迁到黄浦江上游的闵行，其中包括著名的“四大金刚”：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80年代，上海第一个开发区也设在闵行。

北上江湾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有过一个“大上海计划”，这是根据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的思想设计的，后因抗战爆发而终止。那里的基础设施有一定的基础。但无论是西进还是北上，都因为后来全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中断了。而东扩浦东由于黄浦江这个天然屏障，当年显然无法跨越，但对东扩的思考一直在持续。

高渊：到了20世纪8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为什么显得日益迫切？

王新奎：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国家集中所有力量搞工业化，对上海的基础设施基本没有投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已经到了接近瘫痪的程度，一下雨就水漫金山，居民住宅和商业楼宇火灾频繁。城市市中心的下水道大多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建的，雨水和污水不分，严重威胁城市居民健康安全。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面临价格双轨制和“拨改贷”改革，上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迅速陷入了困境。

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促使我们突破传统的城市发展和规划的思考方式，从国际的背景去探讨浦东开发开放。那时候大家没有埋怨、没有追责，就想到往前看，必须改革。当时邓小平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摸着石头过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道理非常简单，但每句话都讲到大家心里。

高渊：当时你们提出了怎样的设想？

王新奎：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是封闭的，大家对世界的了解还非常少。我们对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首先是回顾历史。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什么能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城市？我们研究发现，第一步是发展贸易，当年外滩所有的洋行都是从事外贸的。贸易发展了，金融功能才能发展，银行跟着进来，然后工业也会跟进来。这时候我们就想到，浦东开发开放的关键是重建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功能。

而浦东各功能区的设计方案和建设思路，则是在浦东开发开放启动以后，不断借鉴学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边干边学，逐步形成的。我们研究了日本筑波、新加坡裕廊、韩国釜山等地的建设发展经验，提出了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这四大功能区域的分工定位。当时没有多少理论，也没有为选择最优方案而争论不休，因为没有时间争论。 

改革都是被逼出来的

高渊：有人说，如果浦东开发开放这张王牌能早打几年，现在的成就会不会更大？

王新奎：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没有这个压力。1990年宣布浦东开发开放，是邓小平在特殊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浦东开发开放意味着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当时是震惊世界的。其实，浦东开发开放是把压力转为动力的典范。在当前纪念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这一精神财富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高渊：从你的角度看，这30年来浦东开发开放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王新奎：浦东开发开放对全国具有示范作用，可以说影响了后来全国各地的新区开发模式。我认为，浦东的成功关键是做到了三点。第一，浦东开发开放是面向世界的，提出了全球视野的城市发展目标；第二，浦东真正体现了当年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并以这个思路来规划城市；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商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后，浦东进一步推进了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说到底，当年的浦东开发开放，不是以GDP增长速度为指标，而是始终坚持以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为核心。这30年来，浦东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改革目标不改变，不断探索和创新。

高渊：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方面，浦东主要做了什么？

王新奎：实际上是做了三件事。一是打破铁饭碗，成立再就业中心，并探索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通过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被解放出来了；二是探索规范化的土地批租制度，释放了土地要素的生产力；三是发展资本市场，让资本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中发挥引导作用。

浦东要进一步试错

高渊：站在30周年这个节点上，接下来浦东最重要的探索任务是什么？

王新奎：我们要看到，与30年前相比，现在国际国内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1990年，正是超级经济全球化的启动之时，而现在这一超级全球化进程已告一段落。接下来，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步伐会明显放慢。这时候，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在保持开放心态的同时，必须提升原创能力。

上海接下来的关键，还是要坚持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这五个中心的建设，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金融和科创中心。这两个中心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如何探索出一套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与机制。而这个探索，是当前浦东必须承担的新的历史任务。

高渊：深圳特区刚刚度过了40岁生日，浦东新区比它晚了十年，这两个特区与新区之间，探索任务和发展方向有什么异同？

王新奎：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圳和浦东都曾经承担过突破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束缚的改革开放任务。两者不同之处在于，80年代初深圳是通过香港这个窗口去通向世界，而90年代初的浦东则是以上海为窗口直接面向世界。到了今天，深圳和浦东的这个差别已经没有了。

这30年来，浦东一直承担着我国改革试错的任务，成本是很高的，但探索的成效也非常显著，每一项成功的探索都成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模板。改革就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成功的，不是一开始就有现成答案，大家按照这个答案去做就可以了。下一个30年，浦东要探索的，是怎么以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创新中心建设为聚焦点，着力解决不断完善要素配置市场化机制和体制的问题，继续发挥全国改革开放探索和创新的先行者和排头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