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进第42个年头，也是上海第一个面向国际招标的地块发标32年。

土地批租是国家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即将若干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次出让给土地使用(经营)单位。土地批租对我国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此项改革的研究决策与试点探索整个决策和实施过程，长期鲜为人知。

很少人知道，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先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也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更少人知道，这位100岁的老人还曾经给《资本论》“纠错”。“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承认事实和规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们厌弃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他的话语，萦绕在许多人心头。

自费印刷5000册《土地经济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薰华结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后，撰写了题为《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的论文，并在1984年4月的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上进行了提交，并发表在了《中国房地产》第8期。

那时的上海，城市经济期待更丰沛的生机与活力。张薰华和一群学者将自己的目光掷在了这片土地上。1984年12月下旬，当时主持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的副主任陈扬将任职于市委办公厅研究室的顾家靖和许一春叫到了自己的办公 室。他交代，复旦有个叫张薰华的老师提出了城市土地的地租问题，希望能和他谈谈，进一步了解他的想法。

虽然毕业于复旦大学，但哲学系的顾家靖并不与张薰华相识。他接到任务后首先想到的是地租实践的不易：“城市土地的地租问题，对我们国家来说不仅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不仅仅是实践问题，在当时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涉及国家宪法。”因此在顾家靖看来，张薰华在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地租问题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会面安排在经济学系一间狭小而破旧的会客室中，但谈话的内容是全新而富有革命性的。顾家靖和许一春约请张薰华就他在地租问题上的见解再写一篇文章，让他的观点变得更完整、透彻。临走前，张薰华赠送了他们两本他所著的《资本论（提纲）》。

1985年1月，顾家靖收到了张薰华新撰写的《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很快，这篇文章就发表在了上海市委办公厅研究室的《内部资料》上，并递交到了北京，被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刊物《调查与研究》转发。北京的转发引起了上海市委的重视，研究室随即组织了专题座谈会。

那一年，上海正处于要大发展和怎么发展的关键时期，市委将重点放在了以发展第三产业和经济发展战略等为主要内容的“五大课题”的调研上。按理说，座谈会后，对土地问题的研究也应该告一段落。但张薰华和顾家靖都希望将土地问题继续研究下去。顾家靖向陈扬以及另一名研究室主任俞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了支持。土地问题的研究得以继续开展。

为了填补当时国内土地向题理论专著的空白，张薰华和顾家靖商量并决定将他们前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张薰华先拟定了一份提纲，与相关研究者讨论后再作调整修改。在作者分工会上，张薰华决定亲自负责理论部分的撰写，并另外介绍了两名研究生负责土地价格方面的写作。

这个建议得到了政府的采纳，这让张薰华兴奋不已。在20名研究者的协作下，这一本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手册横空出世，张薰华亲自取名为《土地经济学》。当时的编撰和印刷没有资金投入，在与上海出版社领导商议后，《土地经济学》的付印得到了支持，但对5000本的印刷量来说是杯水车薪。没拿到多少槁费和版税，印刷费得由作者们自行报销，但所有人都心甘情愿。

此后，一场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在上海“润物细无声”地展开。

1987年，《土地经济学》正式出版，并获得上海出版优秀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研究土地经济问题的理论书籍，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参考书。同年10月，全国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深圳召开。张薰华又提交了新作《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

以上海作为起点，这次，张薰华将眼光放到了全国。国人长期以来缺乏对地租的了解，政府批租土地无异于颠覆社会主义在他们心中的固有形象。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售卖＇土地？”面对质疑声，张薰华说：“我的观点是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批地＇方式＂售卖＇土地，地租应该交给国家。而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是通过地租来实现的。”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第十条第四款中补充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自此，“土地批租”的概念深入人心。而如今再提土地批租，张薰华说：“我很高兴，我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有用。”

画着“圈圈”对《资本论》“纠错”

张薰华先生对《资本论》有着深刻理解。几十年过去后，他的学生们仍能清晰地记得“张老师用各种圈圈形象地表述《资本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所包含的系统思想用圈层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他认为生产力是经济系统的内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分别是中圈和外圈，它们是生产的社会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他又提出内圈的物质内容发展为“源泉和生产力”两个圈层；中圈的生产关系层发展为“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和“要素所有制（私有或公有）”两个圈层；上层建筑圈层划分为“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圈层。

张薰华的硕士、博士学生，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严法善说，张老师论理时喜欢“画圆圈”做板书，丝丝入扣；比喻时言之有物，引人入胜，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在他的学生王岩的印象中，张薰华讲课只拿着提纲，对《资本论》极为熟悉，能准确报出马克思言论所在的页码，“极富逻辑性，记忆力非常好”。而对另一位学生宋运肇来说，张薰华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方法论：“通过圆圈法，同学们不仅更快更完整地理解了《资本论》的整体框架和体系，也对日后坚持用生产力发展（内核）来评判一切生产关系变革（外圈）提供了原则指导。”

1980年，在钻研《资本论》的过程中，张薰华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和纰缪。经过整理和校验，张薰华在当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一文——这也是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指出《资本论》中的失误。

在学界将马克思奉为“神”的年代，国内学者、研究生纷纷撰文表达反对或质疑。张薰华对各方意见一一进行了研究思考，并给出了答复。在坚持正确论点的同时，他也对个别不妥之处虚心地进行校正。

耄耋之年，张薰华仍然坚持出席各类经济学研讨会。复旦的同事们记得，张薰华每天早上都会到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翻翻书，看看报纸，“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还是非常关心”，还是坚持每天自己从三楼的家走到经济学院看看。”到了90岁，老人渐渐将思考的据点转移至家中，偶尔去学院取个信件，

2003年起，经济学院每年都会组织春游，张薰华每年都会出席，年轻教师们去爬山，他就在山脚和夫人宁荫一起目送着他们远去，再等待他们归来。

2002年，在1977级班的一次同学会上，张薰华对学生说，他要争取活到100岁。

11月8日上午，作为复旦大学“致敬大师”系列活动之一，庆祝张薰华先生从教75周年座谈会暨“经济规律探索”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贱尺璧而重寸阴”，出自曹丕《典论》中的一句话，照耀这位学者的百岁人生，又何尝不照耀着这个时代的风起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