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之年。今年1月，上海发布《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对上海的金融中心能级提出了更高目标：要在五年内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未来的金融中心也一定是科技中心。”这一观点当前已成为行业内共识。随着科技发展、地缘政治，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已变得愈发激烈。未来，上海应该怎样抓住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

记者就此采访了沪上多位业界专家。

生态建设：运用整体眼光

“建设金融科技中心，首先要把金融科技看成一个生态体系，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它的建设和发展。”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李峰表示。

随着金融行业分工更趋专业化、精细化，金融产业链不断延伸和拓展，传统金融行业原本封闭式的经营模式已难以适应数字时代要求，金融科技的生态合作和场景驱动特征日益明显。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信义介绍，当前，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越发紧密，在业务、账户、数据、技术等方面的交互关系日益突出，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凭借平台、场景和数据优势，通过获取牌照、投资并购等方式进入金融业，增强了金融供给的竞争性和金融生态的多样性。

今年5月，上海国际集团联合相关金融要素市场、持牌金融机构、头部科技企业等40余家单位，成立“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短短百余天后，9月份，另一个金融科技领域行业组织——“智能投研技术联盟”也在临港新片区揭牌成立。该联盟由中欧基金、国泰君安、建信金科、恒生电子、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等70余家智能投研领域的相关机构和组织共同发起设立。

“这两个联盟的成立，说明上海正打造一个平等、互利、合作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生态圈。”李峰表示，只有在生态圈中，金融科技业务和技术层面才能形成“上海标准”，为金融科技发展贡献“上海力量”。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整个金融科技生态圈包涵了政、产、学、机构等各个主体。生态体系要平衡发展，各类主体都应该充分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首先是政府，即一行两会等监管机构，应该扮演的角色是监管和引导。李峰说：“在金融科技中，数据资产是基础。但数据资产又是分散和带有隐私性的，因此，如何引导各类主体高效、合理、规范地使用数据资产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其次是科技企业。作为世界知名的数据资产的搜集和使用者，邓白氏为各类企业客户提供底层数据支持，其中国区总裁吴广宇认为，企业是创新主体，也最了解市场需求。“因此，科技企业需要扮演好的角色是，在既定的法律法规框架内放开手脚，把市场需求转化为解决方案。”

除了科技企业，在金融科技生态圈中，还少不了银行、保险等传统行业机构。业内人士认为，行业机构应该持有开放的心态，在做好风控的前提下，积极与科技进行合作，将好的模式进行复制推广。“如此，行业才能进入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作为学术界的一员，李峰表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为金融科技整个行业的发展方面提供基础性、政策性、智库性的研究，以及一定的国际经验和教训。比如金融科技离不开人工智能，这方面最前沿的技术就离不开学术界的基础性研究。”

监管沙箱：加快探索步伐

过去几年，中国的金融科技飞速发展，尤其科技企业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助推器角色。一时间，“传统银行会被金融科技公司取代”的观点成为主流。但之后，一些野蛮生长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使得金融科技一度处于被质疑的境地。

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监管在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到底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一直是业界广泛探讨的话题。

“金融科技生态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着急，但其中监管的引导性作用却应该加快步伐。因为金融科技中与金融相关的部分也带有强监管的属性。”李峰表示。

由于看到金融科技的强监管属性，2015年以来，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探索“监管沙箱”机制尝试。所谓“监管沙箱”，即为金融科技创新应用探索提供一个“安全空间”，让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在“安全空间”内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

如今，中国也开始探索“监管沙箱”管理机制——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今年4月，人民银行总行将上海纳入第二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范围。3个月后，上海即成为全国第二批试点中首个发布试点项目城市。

在上海版“监管沙箱”中，首批试点项目有8个，金融服务与科技产品入围数量各占一半，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多方安全计算等多种高新技术，并已正式通过人民银行总行初审并对外公示。

其中一些金融科技产品非常有现实意义。如交通银行、中国移动、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合作，研发基于多方安全图计算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产品。中国银联则与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一同研发基于区块链的金融与政务数据融合产品。

“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首批项目体现了金融科技多元融合、多向赋能的特点。”李峰表示，在8个试点项目中，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均积极牵头申报，既有商业银行与电信运营商、科技公司的携手，也有四大国有银行与旗下科技子公司的协同，还有清算机构与商业银行的合作。针对这种多方合作的趋势，他建议，在“监管沙箱”的探索中，政府应该重视跨部门的监管，从而形成一个多部门的协调引导机制。

应用场景：期待更多实践

有了更加弹性和适度的监管，更多的金融科技应用探索就成为了可能。

“应该看到，过去几年来，金融科技已经为金融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交通银行金融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王卫东表示，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还增强了金融行业的风险管控能力。

过去几年，被金融科技赋能的银行可以更精准地解决客户的痛点和需求，让客户的全流程体验得到大幅提高。“银行系统本身掌握着大量的客户核心和金融交易有关的数据，分析数据本身也是银行的基本功。但是银行本身掌握的这些数据往往维度比较单一，银行惯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也比较传统。”渣打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副董事长张晓蕾介绍，自从渣打银行与国内头部金融科技平台合作后，银行得到了人工智能与客户交易、社交、消费等大数据相结合的信息，使银行有能力进行多维度的场景化分析。“毫无疑问，我们真的更‘懂’客户了。”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金融科技除了可以提高金融机构为客户‘画像’的能力，还有助于增强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从而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吴广宇表示。

有业内人士预计，未来5年，在普惠和可持续金融两个方向，上海的应用将形成聚集效应，由此形成“上海标准”。

比如在“监管沙箱”中，交通银行就建立了专门纾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智慧信贷服务平台。该平台结合了人行征信、工商红盾、最高法、行政处罚、企业纳税、房产评估等数据对中小微企业进行综合分析，给予中小微客户线上授信额度。统计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结息日，交通银行通过智慧信贷服务平台累计签约客户209.88万，发放贷款656.28亿元，贷款余额191.1亿元。

中国银联“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多应用普惠金融服务项目”依托行业支撑综合服务、场景服务、支付标记、云计算资源等平台，在交通出行、智慧停车、校企园区、行业快速接入、行业综合服务等领域开展金融与行业融合的试点应用。目前，银联移动支付产品已在全国逾1700个市县公交及34个城市地铁上线。特别以上海地区为例，银联乘车码覆盖全市近1.6万辆公交车及轮渡，累计服务用户超5000万人次。

此外，上海票交所也基于大数据建立智能化票据交易风险监测预警平台，采用了业界领先且已经有实践经验的大数据分析、建模和可视化智能报表技术，较好地解决了项目面临的高效率加载、存储和分析数据和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两大难题。截至目前，该平台已完成30个以上主题、200个以上维度、上千枚举项的自定义报表统计，为总行提供固定报表不少于20张。

“实践依据证明，有了‘监管沙箱’这样创新的监管模式，金融科技应用试点项目可以利用技术创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延伸服务半径，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为新技术全面创新应用提供实践基础和借鉴经验。”王卫东认为，未来，更多金融科技在更多应用领域的实践，值得产业界在互相合作中进一步探索。

汇聚人才：培养引进并重

在金融科技生态圈中，各主体的核心归根到底，还是人才。金融科技发展不仅需要金融人才，也需要科技人才，尤其是金融与科技相结合的跨界人才。因此如何吸引和培养更多的金融科技人才汇聚上海，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产业发展离不开资本和人才。在金融科技领域，由于是新兴产业，已经吸引了大量资本聚集，因此从当前时点看，人才将成为更重要的产业发展要素。”李峰表示。

当前，上海金融科技人才的供给情况如何？“上海由于金融机构密集，金融方面的人才供应充足。上海近期出台的一系列人才政策，也在短时间内为上海聚集了一批科技人才。因此下一步，上海需要为金融科技生态体系培养和聚集更多的‘金融+科技’的复合型人才。”王卫东表示。

“金融的人不懂产品，IT的人不懂金融，金融的人跟IT的人沟通起来很痛苦。”李峰也认为，复合型人才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关键。金融科技领域发展非常快，很多的领域可能就是最近两三年才发展起来，还没有沉淀到可以出版一本教科书，或者是作为一种正式的考试大纲出现，所以传统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授课方式可能无法满足需要，所以他建议在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方面，形式上一定要多样化。

多样化的探索已经开始。目前，上海一些高校已经开设了金融科技方向的金融硕士项目，涵盖了一系列定制课程，第一届生源已经于今年毕业，就业情况超出预期。

一位刚刚落户上海的金融科技人才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场景——产学研主体各就各位，政府部门监管到位，应用场景不断扩展，各方人才携手创新，这应该是上海金融科技中心未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