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领导查阅文件的地方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沪。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和各地党组织的发展，中共中央各部委的文件资料不断增加，其中不少涉及党的最高机密。

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确定“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书科，承担文件阅览、保管和收发等职责。翌年10月，在文书科设立文件保管处。

193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在《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中规定，由于环境恶劣，各部委不宜保存文件，凡“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同年秋，文件保管处撤销，又筹建阅文处，主要保存：中共中央决议、纲领、宣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对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红军军事文件，党内出版物等。阅文处设于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张纪恩。此处是石库门房屋，为一正两厢三开间，由张纪恩以其父亲名义租用，他对外用“小开”身份作为掩护，这里既是中共中央领导查阅文件的地方，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秘密碰头地点。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

1931年初，因积累的文件资料已很多，周恩来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一个条例。瞿秋白欣然从命，拟定《文件处置办法》，除了将文件分成四大类（即中央文件、地方文件、苏区文件、红军文件），还对如何进行分类、整理、编目、保存作出规定，并在最后加上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周恩来在《文件处置办法》上作了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当年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部分）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在周恩来等的缜密部署下，党的各个秘密机关均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隐蔽于恒吉里的20多箱秘密档案也在夜间被紧急转移，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雇用两辆黄包车，分数次运往另一幢石库门房屋，有资料说地址是上海恺自尔路顺昌里。这里成为中共中央文库，对它的设立虽无明确记载，但在党内行文中提及此秘密档案库。

1932年6月，陈为人（早期曾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后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接受重任，负责具体管理中共中央文库。

“宁可放火焚毁自己的家”

1933年1月，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陈为人根据党组织安排，留在上海守护中共中央文库。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妻子韩慧英说：“我们接受重任，就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以生命守护党的‘一号机密’！”

陈为人为了确保安全，把中共中央文库移到自己家中，并以开设湘绣店作掩护。白天，陈为人和韩慧英轮流在楼下客厅里谈生意，做出一副商人的样子。到了夜间，两人就走进楼上储藏室，关住窗户，拉严帘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整理文件。出于方便管理、转移的考虑，陈为人把密写于各种书刊上的信函记录下来，把原印于厚纸的文件抄写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经紧张工作，中共中央文库的大批文件都根据《文件处置办法》进行了合理分类和重新装箱。按照党内规定，陈为人平时深居简出，不与别的同志发生联系，以免被密探盯上，给中共中央文库带来危险。陈为人还和韩慧英约定，如果发生严重问题，到迫不得已时，宁可放火焚毁自己的家，也不能让敌人得到文件。

陈为人

1933年12月，为了躲避敌人的大肆搜查，陈为人、韩慧英曾把中共中央文库搬到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名白俄老太家的楼上。中共中央文库的文件进出，都由韩慧英与“张老太爷”单线联系。1935年2月，“张老太爷”设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6号的秘密机关突然遭破坏，韩慧英前去取文件时被捕。陈为人见妻子迟迟未归，估计她遇到意外，便以“木器行老板”身份租下位于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屋，立刻把中共中央文库转移到那里。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陈为人既要守护中共中央文库，又要照料三个年幼的孩子，生活非常困难。最艰苦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孩子们饿得哇哇哭。陈为人由于缺乏营养肺病复发，不停地咳嗽，没钱到医院治疗，就只好吃生萝卜。过了数月，妻妹韩慧如接信从河北来到申城，帮助陈为人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每当晚上孩子们安睡，陈为人常抱病打开箱子，请韩慧如一起进行翻动，防止文件受潮发霉。1935年12月，受尽酷刑的韩慧英由于坚持称自己是走错门户，敌人找不出破绽，便把她释放了。

1936年4月，韩慧英经多方奔走，通过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与中共中央特科的徐强（代号“瘦子”）接上关系。徐强曾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6月中旬，陈为人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为了便于以后的同志管理中共中央文库，他写下一份《开箱必读》，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装箱记”，记录着五只文件箱分别装入的是什么文件资料，第一箱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文件，第二箱是中共顺直省委、鄂豫皖中央分局、闽西特委等18个地区的文件，第三箱是中共上海区委、河南省委、湘鄂西中央分局等10个地区的文件，第四箱是未整理的文件，第五箱是中文和俄文书籍、刊物。第二部分是开箱注解，“在未开箱之先，必取目录审查，尤其是要审查清理的大纲共二件（一切文件，都是按此大纲清理的），然后才按目录次第去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须按原有秩序放好”。

鉴于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徐强嘱咐他尽快去医院治疗，并移交中共中央文库，由自己和妻子李云接替负责。这次搬迁由徐强指挥，陈为人、韩慧英经认真整理，把一批装得满满的木箱全部顺利送到一个安全地点，那里是中共地下党员周天宝的家。

陈为人在医院仅住了几天，就表示“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坚决要求回家。他因劳累和沉疴日久，不到半年便病逝，年仅38岁。

“一号机密”安然无恙

1939年夏，徐强奉调赴延安，中共中央文库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情报系统的吴成方负责，由周天宝、刘钊管理。

1940年秋，缪谷稔接手管理中共中央文库，他以运“私人衣物”为名，把两万余份文件资料装入一些大皮箱，转移至在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生生里租用的石库门房屋亭子间。不久，吴成方、缪谷稔、刘钊在那里商量工作，引起房东老太疑虑，她硬要缪谷稔搬走，他遂与妻子一起，把秘密档案搬到上海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的石库门房屋。此后，吴成方与中共中央文库之间的联系，由年轻的交通员郑文道承担。1942年春，郑文道外出办事途中被捕。缪谷稔得到消息，对妻子说：“我相信小郑不会叛变。但是，绝不让文件资料面临任何一点危险，所以得暂时先搬走。”他们马上将秘密档案临时转移。郑文道坚不吐实，不久后英勇牺牲。中共中央文库未暴露，秘密档案重新返回原址。

1942年夏，缪谷稔因操劳过度、生活艰苦，导致肺病严重，生命垂危，遂由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手管理中共中央文库。那时，申城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街头巷尾密布明岗暗哨，陈来生请父亲、弟弟等帮忙用竹篮、面粉袋等隐藏秘密档案，化整为零送到上海新闸路赓庆里过街楼下面的简屋阁楼中。由于弄口嘈杂，过了两个多月，陈来生又将中共中央文库搬迁，有资料说地址是上海成都北路974号（一说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石库门房屋，将秘密档案存放于木板夹墙之内。住所不宽敞，他担心文件资料受潮发霉，常轮番在家里晾晒，还在箱子中放烟叶等防虫蛀鼠啃。为了进行掩护和维持生计，陈来生在此开出一个“向荣面坊”。后来，在国民党当局作垂死挣扎阶段，他曾对家人说：“一旦我牺牲，新中国成立以后，你们要找解放军进城部队最高指挥员……”

对于留在黄浦江畔的中共中央文库，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直关心着它的安危。抗战期间，党组织曾两次将中共中央文库的5000多份文件资料运往延安，并曾考虑把全部秘密档案转移至延安，但因客观条件不允许而未实施。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者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经历难以想象的曲折，使中共中央文库一次次平安转移。最终，党的“一号机密”安然无恙。这是忠于使命的接力，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守护的成果！

“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来生经一段时间的清点整理、分类统计、打包装箱，将自己管理长达7年的秘密档案共104包装16箱，移交给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接收时发现，这些文件由于长期得到悉心保护，“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数月后，中共中央收到华东局的《关于保存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如何处理的请示》。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急电《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其中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后来，这15000件左右的文件资料都完好无损地入藏中央档案馆，它们被誉为“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

1949年10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

20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曾随党史界前辈访问过昔日在沪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张纪恩。这位革命老人对以前的战斗生涯记忆犹新，提起中共中央文库就更健谈了，他这样介绍：“当年，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负责文件管理工作。1930年下半年，中央阅文处设于戈登路，就在现在的江宁路，我在那儿负责过，工作人员有张越霞、苏彩、周秀清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去那儿阅读文件。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接到钱壮飞从南京送来的紧急情报，迅速安排中央机关转移，我们也及时把一批文件运到安全的地方，就是中央文库。”对于后来负责管理中央文库的陈为人等，张老充满敬意，并感叹：“在险恶的环境中，前前后后有10多位同志参与文件资料管理，保护好了党的机密文件，实在是不容易！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昔日与中共中央文库单线联系的‘张老太爷’，到底是谁呢？”他想了想回答：“那是张唯一的代号，他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党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后，他又成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他因办事沉稳，老成持重，所以被称为‘张老太爷’。”

1982年5月，张纪恩（右）与黄玠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二楼扶梯口合影

最近，笔者专程寻访了昔日设过中共中央文库的几个地点，所得结果是：原恺自尔路即金陵中路，经查未发现该路段有过顺昌里，周边只有兴业路31弄至61弄旧名为顺昌里；原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即西康路560弄15号，旧址曾被勘实，石库门房屋已不存，遗址现为联谊西康大厦；原康脑脱路生生里即康定路600弄，石库门房屋已拆除，围墙内是一片空地，沿街仅见616号门牌 ；原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石库门房屋已不存，现为新闸路1851号新闸大厦；原新闸路赓庆里即新闸路944弄，石库门房屋已不存，现融入了“新福康里”住宅小区；成都北路974号门牌及972弄（祥安坊）弄牌均找不到，现成都北路从970号直接跳至984号，两者之间或砌着墙、或民居沿街无门，但内侧仍存一些老房子，希望能再作深入调查。我想，倘若给相关地点都制作纪念铭牌，那无疑能成为追踪中共中央文库史迹的“向导”。

 原西康路中共中央文库旧址

令人欣慰的是，受到精心保护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正在“还原历史风貌，提升教育功能”，必将成为申城又一个红色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