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在世界科技期刊论坛的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学术产出和影响力总体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期刊平台的发展仍然滞后。以下为杨卫院士发言的主要内容。

『期刊发展速度不及学术产出速度』

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到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居世界首位。中国的学术发展路径与此基本相似，但速度落后了大约10年，我们期刊的发展速度又大概再落后10年。

在2010年前后，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的简称）的22个学科中，中国的国际影响逐渐显现。到了2020年，中国的学术产出量与欧美大致相当。

2010年爱思唯尔公布的全球被引量最高学者排行榜中，前1%的学者中，中国占1%左右。201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2020年，这个数字继续提升至10%左右。

目前，世界通用数据库中，中国的论文发表量基本占到全球的20%，已经超过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也超过了中国GDP在全球的占比。

但中国本国数据库论文只有100多万篇，SCI（《科学引文索引》的简称）则有50多万篇。中国的5000多种科技期刊中，大概有400多种被SCI收录，有700多种被Scopus数据库收录，也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被全球数据库收录。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疫情之初由中国作者投稿的一批文章，成为这个领域中早期的、经典性的文献。《柳叶刀》发表的COVID-19相关论文一共188篇，其中中国作者参与了41篇，占20%多一点，但被引量有9614次，总被引量超过11000次。可以说在COVID-19这一领域，我们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学术产出。

『打造一流期刊平台难在哪里』

目前中国期刊平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一是流失，高质量论文的流失。据统计，中国作者所发的SCI论文里，只有不到8%的论文投到了中国自己办的SCI期刊，其余92%去了国际上其他国家主办的期刊。

二是弱小和分散。根据中国科协的统计数据，JCR（《期刊引用报告》）期刊数量世界前十的国家中，美国有3052种，中国只有241种，差距非常之大。

三是慢进。我国高质量期刊的发展并不算快。2010年到2019年，中国JCR期刊数量从132种变成241种，增加了100多种，而同期全世界JCR期刊的增量为1300多种。

 在我们看来，国内一些最好的期刊，和国际上的同类期刊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Cell》在195种期刊中的学科排名是第二，《细胞研究》的排名是第七。《Cell》的影响因子是38.637，总被引频次超过25万；《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是20.507，总被引频次大约是1.6万。国内期刊要想把影响因子和载文量同时做上去，这个过程比较艰巨。

另外，国际期刊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销售模式，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积极地参与，目前还落后几拍。

我们的期刊平台之所以滞后，我认为有4个方面的症结。

第一是分布状态小、散、乱。

第二是办刊态度比较保守。

第三是科学期刊编辑中，年轻的专业人才缺失。

我希望我们的科学期刊的编辑，不应该变成科技人员里地位比较低的一类，而是应该变成单独的一类，有单独的职称系列、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待遇，这样才能适应将来我们要在科技平台上起飞的态势。

第四是我们的数字期刊平台还比较落后，CNKI（中国知网）尚不具备与ESI、Scopus等竞争的水平。我们的优势是中文数据资源比较多。

『四种驱动模式促进高质量发展』

2019年中国科协等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为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战略思路。基于这个思路，期刊发展有一个“四轮驱动”的过程。

首先是典型驱动。2019年中国科协牵头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树立了一批样板，比如22种领军期刊、29种重点期刊，还有最近刚评出的30种高起点新刊。

第二是模式驱动。就是采用开放获取的模式，有的期刊一开始不收文章处理费，等影响因子提高了以后再慢慢收费。这种模式目前获得了国家一定的支持，但需要制订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第三是数据驱动。可以利用新媒介来建立数据平台。同时，打造兼顾国际和国内影响的分析工具，采取方式包括资本共融、数据互连、经验分享、技术互鉴、线上共赢等。

最后一个“轮子”是合作驱动。通过国际科技出版平台，慢慢培养出一支主编队伍，把我们国内期刊的水平提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