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初年，内忧外患不断，朝廷政权并不稳固，地方实力派不断威胁中央政府的权威，甚至还先后发生了王敦和苏峻的叛乱事件，几乎颠覆了东晋王朝。而正是依靠了一批忠贞的官员，在危难之际立场坚定，深明大义，力挽狂澜，挽救了危局，陶侃就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

陶侃出身贫寒，在县里当一个主管渔业的小吏。靠山吃山，陶侃自然也未能免俗。有一次，他利用职务之便，送了一罐腌鱼给母亲湛氏。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湛氏却非常生气。她将腌鱼原封不动地退还给陶侃，还写了一封信对他进行严厉斥责：“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陶侃出仕后，主要是担任县令等地方官。如果是在太平盛世，他可能会以一个循吏而终其一生，但西晋末年的乱局，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张昌在江夏聚众反叛，短时间里势力就得到很大发展。西晋朝廷命名将刘弘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军征讨。刘弘任命陶侃为南蛮校尉长史，领大都护，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前线。此时，各路征讨军队都被张昌击败，荆州、江州和扬州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张昌所控制。陶侃等在同张昌的几次交战中，大败张昌。张昌逃亡，后被斩杀，他的部众则全部投降。战后，刘弘对陶侃大为赞赏，对他说：你将来的功名一定不在我之下。陶侃也因军功被封为东乡侯，食邑一千户，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两年后的永兴二年（305年），扬州刺史陈敏又起兵反叛。刘弘推荐陶侃为江夏太守、鹰扬将军，陶侃则借这个机会衣锦还乡，齐备仪仗，将母亲接到自己的官舍，在乡亲面前大大炫耀了一番。陈敏起兵后，派其弟陈恢为荆州刺史，进攻武昌，刘弘派陶侃率军抵御。但陶侃与陈敏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是同乡，而且又是同年被推举进京做官的，因此刘弘的部下对他说：万一陶侃有异心，“则荆州无东门矣！”但刘弘说：“（陶）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无是也。”陶侃为了让刘弘放心，将自己的儿子和侄子送到刘弘那里，但刘弘又将他们送了回去，说：“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并加封陶侃为前锋都护。陶侃没有辜负刘弘的信任，多次击败陈恢。在战争中缴获的财物，也“皆分士卒，身无私焉。”

不久，陶侃的母亲去世，陶侃因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担任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后又回到江南，被任命为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当时由于战乱的影响，经常有强盗在长江上拦船抢劫。陶侃令部下将领伪装成客商，强盗果然上当，被当场抓住了几个，结果发现竟然是西阳王司马羕的部下假扮的。尽管司马羕位高权重，陶侃依然派兵逼他交出强盗。司马羕无奈，只得将二十几个人交出，陶侃将他们全部处斩，从此江上太平。

永嘉五年（311年），流民首领杜弢起兵反叛，攻占了荆、湘一带的大部分地区，陶侃出击，大败杜弢。统军元帅王敦上表拜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而这些恰恰是当年刘弘所担任的职务。

陶侃率部平定了杜弢的叛乱后，作为陶侃的上级，王敦对陶侃是既赏识又嫉恨，甚至一度想除掉陶侃，最后将陶侃贬为广州刺史。陶侃在广州无事可干，每天早上把一百块大砖从屋子里搬到外面，到天黑了又搬回来。他的部下不理解，陶侃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此留下了“陶侃运甓”的成语。

东晋元帝司马睿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起兵反叛，攻入建康，把持了朝政，而陶侃利用了这天高皇帝远的机会，作壁上观。王敦的反叛平定后，陶侃回到荆州，被任命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成了接替王敦镇守西方的主要将领。而此时，东晋朝廷也经历了重大变故：司马睿在王敦之乱中忧愤去世，明帝司马绍即位；三年后，明帝去世，五岁的小皇帝司马衍即位，他的舅舅庾亮以外戚的身份辅政。庾亮对陶侃颇为顾忌，不仅对他进行压制和排挤，还修石头城以加强对他的防范。冠军将军、历阳内史苏峻不满庾亮专权，起兵反叛，并攻进了建康城，庾亮丢下了小皇帝，仓皇出逃。

此时，能够挽救东晋王朝危局的，也只有陶侃了。平南将军温峤用激将法，激陶侃出兵，并要庾亮一起推举陶侃为盟主。庾亮亲自去陶侃处谢罪，引咎自责。陶侃还不忘调侃庾亮说：“君侯修石头城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当然，陶侃还是以大局为重，发兵攻打苏峻，终于平定了苏峻的叛乱，陶侃也因功被任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后又拜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但被陶侃“上表固让”。

咸和七年（332年），陶侃病危，临终前，他向成帝司马衍上书，将朝廷封给他的官职印信全部交还。陶侃虽位极人臣，但能“怀旧足之分，不与朝权”。虽然他在关键时刻面对金钱和权力也曾动心过，但最终能够保住大节，成为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挽狂澜于既倒，支撑住了东晋王朝危局，同他早年母亲的教育应该说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