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路是黄浦区与徐汇区的交界处，最闹中取静的一片区域，20世纪20年代时也是如此。当时的南昌路叫做“环龙路”，是为了纪念上海第一起空难中遇难的法国飞行员环龙而命名的。今天的南昌路由原来的环龙路与陶尔斐斯路合并而来，全长1690米，宽14米到15米，街道两边错落着法式建筑与老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就是这条路，在中共党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创始人毛泽东更是意义非凡。“老渔阳里2号”（南昌路100弄2号）是毛泽东联结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纽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南昌路180号）是毛泽东推动中共重视农民问题的引擎，“大同幼稚园”（南昌路48号）更是毛泽东托付血缘亲情的摇篮，这里深深烙下了毛泽东的足迹与牵挂。

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在理论和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蹴而就。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但当时（1916—1920年前）的中国极为流行的却是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在北大，无政府主义思想十分流行。李大钊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也同情无政府主义；陈独秀在1920年之前则不是一个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在一个对《新青年》的读者的回应中指出，鉴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极端低下，现在谈论社会主义没什么意义。

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北大工作，李、陈的言行对毛泽东具有很强的暗示作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该文认为，要把中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而要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又必须以各行各业“民众的小联合”为基础。这篇文章也提到了马克思，他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 而克鲁泡特金则“较温和”，其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此时，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似乎“革命就是联合”，他没有意识到阶级的划分，只要工人、妇女、黄包车夫、农民、学生、教师等“群”能联合起来，就能“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倾向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高涨情绪明显地表达在他激烈的言行上，所以《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才会认为，彼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就连毛泽东自己也曾经亲口对斯诺说过：“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过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对于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共产主义强调人类最终要取消国界，实现大同。因此，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与无政府主义相混淆，是可以理解的。而孙中山则将“民生主义”翻译成社会主义（Socialism），里面也有他自己的理解。所以说，我们很难在确定的意义上，认为毛泽东在北大时期便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真正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呢？我们需要走进南昌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一探究竟。

1920年5月毛泽东到达上海，也就是这次上海之行，成为毛泽东彻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折点。两个月间，毛泽东频繁拜访了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杂志社，与陈独秀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毛泽东后来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又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所以说，1920年那个夏天的老渔阳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转变，即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间徘徊，到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根本性的意义。之后不久，陈独秀等六人便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一年后，毛泽东作为长沙代表再次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

南昌路180号：重视农民问题，推动工农联盟的发展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签订国共合作的协议；6月，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国民党员身份联名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执行委员会。1924年2月底，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地址在南昌路180号（原环龙路44号）。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同时暂代文书科主任。在执行部任职的共产党员，还有恽代英、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一经任命，他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国共合作的事业中。

可以说，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表现出了极为高涨的热情，而他的这番工作热情却事出有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执行部设立的六个部门中，包含了工人农民部，主要以工人和农民为工作对象，发展工人农民入党，贯彻“扶助工农”政策精神，创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提高工人的革命觉悟。毛泽东虽不在工人农民部工作，但对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能有这样的意识，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其实，执行部设立工人农民部使得毛泽东感到特别鼓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国共合作之前，共产党在工人方面的工作屡遭失败。比如1922年9月，毛泽东组织的岳州工人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镇压，湖南省长宣布工会为非法，工人损失惨重；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以避免被逮捕的威胁，湖南的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了低潮，而农民则工作一度被边缘化。毛泽东曾回忆说：“我那时（1923年期间，笔者注）文章写的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尽管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意义。因此，他不断地提出自己的农民方案，强调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应该与俄国革命有所区别。1923年中共“三大”期间，他从政治上推出农民问题，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一部分的可能性明确地提了出来。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文中这样写道：“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到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终于，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对农民问题开始重视起来。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1924年1月5日，邓中夏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民运动的情况，“由上述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邓文也赞扬了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称其“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显然，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时期，积极推动了中共重视农民问题，为今后的革命活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24年，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养病”。期间，他开始把农民组织起来，将理论联系实际。他回忆说，这次到韶山“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他自豪的说，“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同年7月，他又在广州成立的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为第一期学生进行授课。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9月1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一文，再次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1927年1月至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同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伴随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问世，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运动，在客观上也形成了燎原之势，“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这一年，由于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的农民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秋收起义应运而生。

秋收起义意义非凡，它标志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实现了从理性认识上升到革命实践的一次伟大飞跃。今天我们在推本溯源之时，值得关注到的是，这一切与毛泽东在1924年间在南昌路44号的工作、思考与沉淀有着必然联系。

南昌路48号：大家与小家、前线与后方，共克时艰的革命父子

1930年2月，陈赓和王弼来到上海的北京西路（原爱文义路）圣彼德堂，找到在该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委托他创办一所幼稚园，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这就是大同幼稚园。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正式开办，地址是江宁路（原戈登路）与武定路拐角。然而，由于园址距离巡捕房太近，不久便搬到了南昌路48号（原陶尔斐斯路56号，经笔者考证）的一幢两层楼小洋房里。

1930年末，杨开慧英勇就义后，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儿子，毛泽民打算把他们送到上海。几经周转，1931年1月，孩子的外婆杨老夫人与舅妈李崇德不顾艰难险阻，把岸英、岸青、岸龙送到上海。此时的岸英九岁，岸青八岁，岸龙不到四岁。从此，他们过起了远离家乡和亲人的生活。当然，除了董健吾，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

然而不幸接踵而至，刚入园几个月后的端午，最年幼的毛岸龙突然感染了严重的痢疾。虽然被立刻送到了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但仍不治，当晚病逝。1932年3月，由于受到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幼稚园又被迫解散。董健吾遣散众人，带着岸英、岸青兄弟，和家人住到了霞飞路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店（今准海中路139号）楼上。考虑到安全原因，8月下旬，董健吾将岸英岸青兄弟送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与董的子女董载元、董寿琪、董惠芬、董惠芳一起生活。在共同生活的这四年里，他们又不得不搬过两次家，一次在成都路三多里1号（今成都北路532弄3号），一次在牯岭路斯盛里（今牯岭路51弄10号）。直到1936年7月，岸英、岸青兄弟被送到莫斯科，终于结束了艰苦的童年生活。

那么在三兄弟生活困苦、遭遇艰难时，他们的父亲身在何处呢？其实，这时毛泽东正在前线经历着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战役，个人、战友、根据地，甚至是革命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931年6月底，正是年幼的毛岸龙被病魔折磨致死的那几天，毛泽东在前线也处于生死边缘。国民党军调集30万人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将这些部队编成左翼和右翼两个集团军，并决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苏区。”8月中旬，“国民党军发现红军主力的行踪后，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此。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处于被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是三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刻。”

1932年3月，幼稚园被迫解散，岸英兄弟两人过起了颠沛流离、到处搬家的生活。而彼时在前线作战的红军也频频受挫，毛泽东的想法数次遭到临时中央的否决。3月中旬，毛泽东出席在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中央局多数人受临时中央的影响，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5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汀州开会讨论临时中央4月14日致各苏区党部的信和毛泽东对中央指示信的意见，“会议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作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主张继续夺取大城市。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一轮的围剿。而6月17号，中共苏区中央局仍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继续坚持“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的策略。可以想见，当时的毛泽东有多么失落和惆怅。

父子四人分隔两地，共同经受着生死存亡的大战。小家与大家，后方与前线，南昌路48号与江西战场，惊人的巧合，共同的考验，让后人在历史面前揪心感慨的同时，更赞叹革命者的坚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毛泽东这些在革命过程中的取舍、得失、磨难和考验，正是对革命的精神与信念最真实的写照。

这就是南昌路，一条深处闹市却又分外安宁的马路，一条承载历史却又“默默无闻”的马路。毛泽东虽没在这里居住过，但在这里的交谈改变过他，在这里的工作激奋过他，他的孩子也在这里被托付过。这里有他曾经的足迹，有他辛酸的牵挂。今天，我们以南昌路为中心的革命历史研究与红色基因探寻，旨在还原一条真实、具体的南昌路，而这条真实、具体的南昌路，则为我们复原了一个生动、伟大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