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闭幕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敦煌·慈悲颂》收获了长达十分钟的掌声。

自2018年问世以来，这部作品曾在全世界许多舞台上演。很多听众说，他们从中听出了中国人的高贵与尊严。

在长达6年的创作过程中，那个曾经不断拓展人们音乐想象力的谭盾悄然改变。他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他想写出一部所有人的心灵都能参与的作品。

在接受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时，谭盾说：“音乐就像一条无形的丝绸之路，能够连通人心。我希望这部作品可以让全世界听众了解中国人从哪里来，心里信什么，未来做什么。”

（《敦煌·慈悲颂》复原反弹琵琶）

我在内心看到了一个新的作曲家

上观新闻：您第一次去敦煌，走进莫高窟是什么感受？是什么促使您写《敦煌·慈悲颂》？

谭盾：8年前，我第一次去敦煌，在辽阔的沙漠中，我终于看见了让我仰慕已久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壁画中记载了4000多件乐器、3000多名乐伎，以及500多个古乐队。这些古老的壁画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仿佛从画中听到了美妙的声音，感受到了慈悲和爱。这让我有了一种灵魂的冲动，想把这些壁画用交响乐演奏出来，带去全世界。

我还了解到，石窟中有许多敦煌音乐手稿现在都散落在世界各地，被收藏在法国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日本的佛教博物馆等地。我去了那些地方，追寻那些失散的敦煌古谱，并琢磨如何让它们和今天的交响乐团产生共鸣。于是我开始了创作。

上观新闻：在敦煌，您见到了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她给了您怎样的启发？

谭盾：樊院长在上海长大，在敦煌坚守了55年，是“敦煌的女儿”。第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说，你能不能把敦煌的壁画变成声音，用音乐来讲述敦煌的故事。壁画是带不走的，但如果把壁画变成音乐，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它，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感受中国的文化，获得生命的感悟。

第二次去敦煌时，我又见到了樊院长，她问我有想法了吗？我说，想法是有了，但壁画中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您能不能给我些建议，该怎么入手？她说，你先看看这些书吧，于是她从办公室拿出了《敦煌壁画故事全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敦煌大字典》。那么多、那么厚的书，每一本上都有她的字迹，而且有很多都是绝版的书。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我问她，您舍得吗？她笑着说：我这是在“投资”。

上观新闻：您后来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谭盾：我在上海和敦煌之间往返了很多次，越是深入敦煌壁画的世界，就越是无从下手。几年前，我带着费城交响乐团去我的家乡湖南演《女书》，恰好星云大师在湖南做演讲，我争取到一个向他提问的机会。我就问他，究竟如何才能把浩繁的敦煌壁画融进一部音乐作品里。

星云大师说，艺术家的创作当然要从自身的角度去构思，因为只有独立、有个性的作品，才能在艺术史上留下真正的痕迹。但你要写敦煌，就一定要从众生的角度、从人和人性的角度去写。这句话，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

上观新闻：怎么理解这句话？

谭盾：就是用老百姓喜欢的旋律和节奏，用老百姓熟悉的音乐故事来写。让他们的心灵可以参与，能产生共鸣。

上观新闻：而您过去的许多作品给人感觉是充满了实验性。

谭盾：我曾经确实做了大量实验性的工作，试图将色彩与音乐联系在一起，在很多作品中我关注的是有趣的形式。但现在我被敦煌壁画拉回来了，我的音乐被改变了，我开始更加关注精神内涵。敦煌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我的职业，我获得了对自然、对生命的全新视野。通过《敦煌·慈悲颂》的创作，我在自己的内心看到了一个新的作曲家。

上观新闻：所以，您最终从成百上千的敦煌壁画故事中选择的六个故事，都是大家熟悉的故事。

谭盾：这些故事不只是佛教故事，也是教我们如何做人的故事，是爷爷奶奶对我们讲了一辈子的故事。如今我们长大了，故事也快被遗忘了。爷爷奶奶走了，但故事还是要讲下去。

比如第一幕《菩提树》，小王子用自己的血肉去拯救死去的小鸟，领悟了众生平等。“在这个世上，从细小的蚂蚁，到巨大的恐龙，生命都平等。”第二幕中，美丽的九色鹿看到有人落水，她明知自己一现身就可能会被人出卖行踪，但她还是救了那个人，最终因此被杀害，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恩人永远不能背叛，朋友永远不要放弃”的道理。

（樊锦诗与谭盾在敦煌莫高窟）

他们发现中华文化竟是这样深远

上观新闻：既要讲述六个故事，还要把交响乐、合唱以及传统乐器融合在一起，在这部形式独特的作品中，您是如何抓住听众的？

谭盾：有很多人问过我，这部作品是交响乐吗？我说不是。是歌剧吗？我说也不是。我觉得它或许可以被称为“壁画剧”，或者说，它就是一部“慈悲颂”。

在写了5部歌剧和许多电影音乐以后，我对如何用音乐讲好故事有很多感悟。要抓住听众的心就是要用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用音色、旋律、节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所以这部作品的节奏非常紧凑，而且很“穿越”，有时候一个和弦“砰”一下就穿越了200年。

在德国德累斯顿音乐节首演后，《德累斯顿日报》的评论很有意思：“《敦煌·慈悲颂》像是一部可以听的电影，音乐的故事如风暴般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

上观新闻：听说，《敦煌·慈悲颂》在德累斯顿首演的时候，您特意带了两套指挥服？

 谭盾：是啊，因为心里很忐忑，怕西方观众难以理解，怕被他们扔鸡蛋和西红柿（笑）。结果演完之后，不仅第二套衣服没用上，观众的掌声还持续了整整15分钟。德国媒体评论说，他们听见了东方哲学的深远。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尼采，他们一直在出口文化，这部作品让他们真正“进口”了一次中国文化。他们发现中华文化竟是这样深远。他们告诉我，在这部作品中，他们听出了中国人的高贵与尊严。

上观新闻：看来他们不仅在音乐中看到了壁画，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   

谭盾：我认为敦煌留给世界的不只是古老的壁画，还有信仰，对慈悲的信仰，对善良的信仰，对大自然的爱和对和平的向往。这样的信仰让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在全世界的文化领域被人们所尊敬。我希望这部作品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听众了解中国人从哪里来，心里信什么，未来做什么。我也把自己对生命的理想融入其中———永远有信心，永远有自己的梦想，永远有爱心，特别是对大自然的爱，对祖先的爱。   

上观新闻：全世界许多知名乐团，比如慕尼黑爱乐、洛杉矶爱乐、墨尔本交响乐团等都曾演绎过《敦煌·慈悲颂》。外国音乐家是如何理解这部作品的？

谭盾：2018年在德国首演时，合唱团是由来自19个国家的青年歌唱家组成的，他们都用中文演唱，唱得特别好，我很感动。我记得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青年歌唱家听了第五幕《心经》之后泪流不止。他说，他在其中听到了俄罗斯的民歌，听到了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来自以色列的歌唱家说，他虽然从来没有了解过《心经》，但听后觉得心里特别安静，感觉它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力量。

上观新闻：在全世界演了那么多场之后，《敦煌·慈悲颂》去年回到了敦煌。这次敦煌之行有怎样特别的感受？

谭盾：去年我把法国里昂国立管弦乐团和德国吕贝克国际合唱学院的200多位音乐家带到了敦煌。他们走进莫高窟看到壁画后惊喜地说：“这个文字竟然有点像希伯来文，怎么跟中文在一起呢？”“哎呀，这把琉特琴好像我爷爷也有一把。”那天晚上指挥《敦煌·慈悲颂》的时候，站在舞台上，我感觉音乐家们似乎不是在表演，而是在与壁画对话，在朝圣。

直到今年去兰州给兰州音乐厅合唱团排练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那场音乐会还有一位很特别的观众。在排练之余，我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开了两小时的车，又坐了一个小时的快艇，在荒芜的群山之间，走进了千年古寺炳灵寺。我们的祖先在那里的悬崖峭壁上建了169个石窟。在巨大的佛像下，有一位浑身黝黑的农民走了过来，他说自己是“看佛人”，已经在那里守护了35年。这位农民握着我的手，轻声地告诉我，他听过两次《敦煌·慈悲颂》。我吓了一跳，在这荒无人烟的黄河之滨，居然有一位听过两次《敦煌·慈悲颂》的“看佛人”。

原来去年我们去敦煌演出时，有敦煌研究院的朋友把消息告诉了他，他赶到敦煌，听完第一场觉得好，第二天没走，又买了一张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水。我顿时觉得自己的音乐是为他而写的，尽管我们从未相识。

（谭盾与艺术家们在排练现场）

寻找打通东西方的钥匙

上观新闻：融合，是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命题，您多年来一直在西方音乐的架构和语汇中融入东方的文化。在您看来，东西方音乐最大的不同在何处？

谭盾：西方音乐强调和声、节奏与和弦的结构，主要是通过物理的震动及声学结构来决定音乐的情绪。而东方音乐是基于自然的，它的韵律就像东方建筑的韵律一样，以河流为琴弦、以天地振动作为音阶。东方音乐其实是一种有机的音响思考，它与东方的艺术与文学一样，都是和大自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如何把大自然还原成交响乐，还原成一艘“声音之船”，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技术问题。绘画也是如此，画家要营造东方的色彩与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需要非常具体的创造和归纳。

上观新闻：艺术的成长离不开技术的支撑。

谭盾：是的。艺术家的创造离不开自己的根，离不开养育自己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在技术上不断进步、不断创造，这两样东西都要有，并不是说我把自己的作品跟传统文化紧紧捆绑在一起，就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拿《敦煌·慈悲颂》的创作过程来说，我获得的不只是精神上的感悟，也有很多技术上的感悟。把这6个故事像6个短小的歌剧一样串在一起，在结构上必须有一种创新，在美学与技巧上要引领潮流。

面对敦煌壁画，我不仅重温了那些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如何做人的故事，也看到了未来，因为壁画艺术其实具有很强的未来感，我从中感受到了未来音乐的力量。与未来沟通，一直是我写音乐的一个归宿。同时，能够让全世界，无论是西方听众还是东方听众都向往自然，向往和平，是我的音乐的另一个重要归宿。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东西方共同的哲学平台，一个可以沟通的平台，让我的作品西方人能接受，我的父老乡亲也很喜欢。

上观新闻：这条寻觅之路走得并不轻松吧？

谭盾：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生存的意义。因为我相信，无论两种文化相隔多么遥远，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哲学平台或者文化平台，所有的矛盾都有可能转化为和谐。

多年前，我写过一部交响音诗《女书》，这部作品就让我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平台。女书起源于湖南，千百年来通过母亲口传心授，教给女儿如何做女儿、如何做妻子、如何做母亲。我花了5年时间做女书的研究，在湖南江永走访了13位女书传人，她们大部分都在90岁左右。后来，我把《女书》写进了交响乐，这部作品被费城交响乐团等全世界知名交响乐团带到了世界的舞台。女书这一古老且与众不同的吟诵歌唱，之所以能够让众多中外音乐人都感兴趣，我觉得因为女性文化就是一个东西方可以沟通的平台，从而演化出了一种创新的力量。

上观新闻：在《敦煌·慈悲颂》中，您是否又一次找到了这样一种对话的平台？

谭盾：的确，我在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的不同城市，与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合作的时候，发现台下的观众都会产生共鸣，无论他们来自哪里，讲何种语言，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都可以在音乐中产生深刻的认同。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在历史上交汇的见证，你能看到不同人对慈悲、对自然共同的信仰，这份信仰可以穿越时光，穿越地域，就像一把能够打通东西方的钥匙。

(谭盾与音乐家们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谢幕）

音乐是心灵的良药

上观新闻：《敦煌·慈悲颂》的创作，对您这两年的音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谭盾：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我坐上了从纽约飞往布鲁塞尔的飞机，耳畔传来“嗡嗡嗡”的飞机引擎声，恍惚间我似乎听到了武汉的锣音，突然就想到了当时正在经历疫情考验的武汉，想到了那些逝去的生命。于是，我就想创作一部作品为疫情中的武汉祝福。

我是在飞机上完成的创作。写《敦煌·慈悲颂》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你为人思考、为人担忧的时候，眼前自然就会浮现出音符、颜色、旋律、节奏。

上观新闻：为什么给这部作品起名叫《武汉十二锣》？

谭盾：多年前我在创作《交响曲1997：天·地·人》时在武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湖北的编钟、锣和古乐器很有感情。武汉有着两千年制作锣的历史，全世界很多交响乐团都在使用武汉制造的锣。我和纽约、柏林的交响乐团们合作时，他们的乐手都曾告诉我，他们用的是武汉的锣。我之所以用12这个数字，因为中国文化中有12时辰、12生肖……12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也是人类生命的密码。 

上观新闻：《武汉十二锣》在欧洲首演时，有观众感动得落泪。在线上演出时，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您认为这部作品为什么能激起观众的共鸣？

谭盾：我想是因为锣声里包含着心灵的感悟、精神的安慰和信仰的支撑。疫情期间，几乎每个人都有过隔离的经历，这时候我们越发感觉到，人与人的心灵是无法被隔离的。什么样的药可以让我们的内心不被隔离？答案一定是音乐，因为音乐可以把我们的心灵连在一起，音乐是心灵的良药。

在繁体字中，樂（乐）与藥（药）是同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音对五味，音乐与药物有着天然的联系，“良樂”亦是“良藥”。过去，人们用音乐治疗忧郁与疼痛，后来人们发现了草药，然后他们在繁体字的乐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是药。

上观新闻：疫情让许多人对生命产生新的感悟，您也将自己的感悟表达于音乐之中。

谭盾：是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很多人会问，这种病是哪里来的？这是有待科学家解答的问题。那么，音乐家要做的，就是深入自己的内心，用艺术给人以抚慰。

音乐是思维着的声音。我和每个人一样都深深意识到生命的脆弱，重新思考生活与生命，思考人与人之间如何信任彼此，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我把这些思考用音乐来讲述。历史上许多被奉为经典的音乐家，比如贝多芬、莫扎特，他们的音乐之所以长存于世，是因为他们的音乐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思考，能从精神上激励着人们去更加勇敢地做自己。我也想成为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用音乐和人们的精神沟通，在危难中与听众心贴心、心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