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外公陈望道先生《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发表100周年，当再一次回忆祖辈铸就的辉煌往事、再一次迈入祖辈留下的故居、再一次面对祖辈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打开祖辈书写的历史篇章，无不深切地为之感动。

陈望道夫妇和作者1956年暑假在国福路51号院子里

外公陈望道

外公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十六岁时由父母包办与我外婆张六妹结婚，生育了两男两女，两男早夭，只剩下两女，我是他次女陈次莲的女儿。1949年下半年，外公将他弟弟陈伸道的儿子陈振新收为养子。

1919年5月，外公在日本留学，他从《朝日新闻》上得知北平发生抗议不平等条约的新文化运动，便毅然决然地中止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国，来到“一师风潮”的发生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即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员。在三尺讲台上向学生们宣讲新文化，支持学生创办进步刊物，引导同学们追求新思想。

“一师风潮”使外公深刻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正当他苦苦寻找方向的时候，他收到了《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的来信，得知《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先生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接受任务的外公回到了老家分水塘，在一间简陋的老房子里，一盏油灯、一块木板，外公带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信仰，花了比平时多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潜心翻译，以至于误把墨汁当红糖吃了都浑然不觉，外公的母亲张翠婠思想开明，虽然不知道外公在做什么，但是她相信自己的儿子，默默地支持儿子的工作，习总书记多次提到《真理的味道》的故事说的就是外公母子当时的场景。

几个月后，《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出版了。成年后我才知道外公的这个译本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它的诞生，“共产主义”来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从此点亮了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毛泽东同志曾经对斯诺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第一本书，它影响和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投身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1920年8月，外公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外公说过，他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终身不变的。他虽然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负气脱党，但仍然积极为党工作。参加了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的工作，为党培养干部，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大学教学中支持学生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开拓者，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倡导白话文运动。他是伟大的教育家、语言学家。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达六十年，涉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尤其对我国语文教育、修辞学、新闻学均有开创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表达了愿意回到党内的愿望。毛泽东说，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1956年，陈望道又回到了党内。他是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深知教育乃一国之本，他以追求真理的务实态度治学，并为复旦大学成为国内外一流大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望道和作者女儿1966年暑假在上海国福路51号院子里

外公和我丈夫不仅是祖孙关系，更因都爱读书而成为一对忘年交。我丈夫喜欢与外公交流读书心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回回都收获满满。记得外公曾经和他谈到家乡的教育时说：“鲤鱼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孩子们每天都要走几十里山路翻山越岭地去上学，清如就是这样的。年轻时，我非常希望尽早地把这些山炸平，那样村民和孩子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也可以接触到外面的新事物而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那时每回一次家，这样的想法就强烈一次，村民们都笑我是痴人说梦”“我在外面接受教育，了解外面的世界，看到家乡当时落后的教育面貌感触良多，比如发现那时孩子看书不会断句，不懂得标点符号，你听过“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吗？标点放的位置不一样，意思完全不同，不懂得标点符号就无法正确领会文章和句子的含义。再比如，孩子们不懂得修辞，不懂得如何使用一些虚字，那样就不会正确地表达他们的内心想法。我自己编一些‘教材’，一个个教一个个纠正，但是效率太低影响面太窄，这大概就是我日后致力于研究中国语言的最初动力吧”。

父亲季鸿业

外公在对旧婚姻制度进行竭力批判的同时大力倡导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他认为“恋爱是道德观的融合”“真正婚姻的结合，当然应该是直接的内心的结合。” 1921年6月21日，外公在前妻张六妹去世后给好友刘大白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近日的悲观，大半是为吾妹因婚事夭死，你晓得我的泪是不肯轻易流泄的，这次我竟几次啜泣呢，我满身浸着我也在其中的婚姻制度的罪恶的悲观。”正是基于以上的思想，外公对自己女儿的恋爱和婚姻都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我的祖父季正钦和外公的父亲陈君元两家相隔不远，交往密切，交情深厚，因此我的父母年幼时就互相认识，一起玩耍。1927年至1933年，母亲陈次莲随外公去上海“立达学园”上学，父亲季鸿业1930年底至1935年在上海政法学院预科和持志大学法律系学习，两个年轻人异地重逢，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可是因为父亲还有一个童养媳留下的女儿，所以外公家族里的人都不同意这门婚事，只有外公力排众议支持母亲，1935年我的父母结婚了。

作者父亲季鸿业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书转而做律师的父亲不愿当亡国奴，在岳父陈望道的支持下回到义乌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由于他们是从大城市归来，很受乡亲们器重。尤其我父亲，既有“傲人”的学历，又是义乌名人陈望道的女婿，因此声名远播。不仅思想进步、赞成抗日的国民党义乌县县长吴山民（后被撤职）看重他，中共义乌县委的地下党员也纷纷接近他。1942年5月21日前后，浦江、义乌、金华、兰溪县城先后被日寇攻陷，中共义乌县委号召组织敌后武装进行抗日。因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中共义乌县委特别重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即由金华县的一个民主人士担任队长，吴山民和父亲均为其中的主要领导骨干，“八大队”因抗日战绩卓著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父亲在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期间任“八大队”队长，这支部队的活动区域涉及金华、义乌、浦江和兰溪四个县。

抗战期间，环境艰苦，母亲不仅是父亲生活上的伴侣，更是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因为同时还要照料孩子，母亲更多的是为部队做着后勤保障工作。由于日本鬼子丧心病狂，谁家住过游击队就烧谁家的房子，吴山民家就被日寇烧了三次，外公不愿让村民的房产被烧毁，于是他耗尽家产在鲤鱼山村建造了一座和分水塘岳父家一个模式的“九间头”房屋，取名“双龙别墅”（目前该别墅已经被列为当地的历史保护建筑），供游击队员驻扎和休整。为了方便放哨、观察敌情，特地在房子的东西两头各开了一扇大大的窗户。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八大队”随新四军从江南北撤到苏鲁根据地，父亲奉命在原地坚持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捕共产党和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父亲和战友们数度重建“八大队”，恨得反动派到处张贴布告悬赏1000大洋捉拿季鸿业。

1948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浙赣线“路北县政府”的县长。全国解放后，他先后任兰溪县县长、金华专署法院副院长、浙江省高院民庭庭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母亲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与敌周旋，坚持斗争，她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父亲和战友们的安危，为他们担心，最终积劳成疾，在1950年10月2日撒手人寰，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评价她“不愧是陈望道的女儿，季鸿业的知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父亲曾经为母亲写下一首《为素枫、次莲而作，调寄虞美人》：明知此味难消受，偏是愁人后，红枫港下够伤人，何苦还求莲叶两相亲？将来春去年华走，痕迹徒然有。若将往事吊伊人，不过两行血泪透衫衿！“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母亲的浓浓爱意。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回到老家务农，外公经常给父亲去信，鼓励他坚定信念，信上字迹工工整整，没有一个潦草字：“虽然你现在觉得委屈，但是你还是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听说你自学中医，不计报酬为山区人民治病，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天大的善事，要坚持做下去……”父亲能够在那样的年代，但始终坚持信仰，努力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和外公的鼓励分不开的。

1967年陈望道和作者夫妇及其儿子在上海国福路51号院客厅

外公陈望道很赞赏我的父母，尤其我的父亲，他曾经多次对我和丈夫说：“我们这个家庭里有两个胆大的人，一个是季鸿业，有一次在山上，他看见一只老虎刚进前洞口，就迅速跑到后洞口迎着老虎，趁着老虎张开大口扑向他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地朝着老虎喉咙就是一枪。”外公实际更是夸赞父亲敢于参战打击日本鬼子和反动派的英勇行为。另一个是蔡希陶。他是外婆蔡葵的弟弟，1932年深入人烟稀少的云南原始森林中寻找植物标本，历经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采集植物标本21000余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揭开了云南“植物王国”的神秘面纱，为云南植物学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多年前著名作家徐迟曾经专门为他写过一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言传与身教

外公是1930年和蔡葵结婚的。蔡葵也是有学识的女性，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5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是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她对我们视若己出，无微不至地关怀。在我母亲去世、父亲被打成右派的艰难时刻，是他们接济我，用亲情温暖我的心，他们对我说：“你只管念好你的书，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使我得以在他们的身边健康成长，一直到大学毕业。

1963年陈望道、蔡葵夫妇在黄山休养

每当我在杭州上学临近假期时，他们都会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啊？一放假就过来上海啊！”一开始我都照实说哪天放假，于是他们就会在那一天一直等着，如果日程有变，则会非常着急，生怕出什么事。后来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就故意把放假的日期往后说几天，这样每次我都会“提前”到达上海，给他们一个惊喜。

20多年，我几乎每年的假期都会去上海外公家，文革期间更多一些日子在一起。生活在外公身边，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深入了解他。他一生敬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常说：“我要向他们学习，过家庭关、亲戚关、朋友关，你们都要自力更生…… ”。那时外公有私人专用的轿车，外婆有时候出去办点事想叫他顺便带一路，可常常是等外婆拿好东西赶出来时，他的车子早就开走了。

1957年的4、5月份，有一天我在杭一中的布告栏里看到“著名教育家陈望道先生将于x月x日来我校讲学……”的通知，便找外婆确认，得知她“获准”将随外公一同前来后我非常高兴，可是当那天到来时，却左等右等不见他们夫妇的身影，我跑到校长室一问才知道那天早晨外婆突然生病，外公的那次讲学取消了，我听完当场就大哭了起来，校长这才知道原来我是陈望道的外孙女。

解放后，外公身居高位，却从未为家人谋过一分私利，包括我们夫妇的大学毕业分配，学校根本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外公。我和丈夫被分配到嘉兴工作期间，外公常常写信给我们，询问我们的生活，更关心我们的思想。他在1968年5月9日的来信中说：“我向来关心国事、校事比关心家事为多，直到蔡先生病重乃至病死之后，家事无人管，才稍稍注意一点，但仍以关心国事、校事的态度关心家事。对于亲戚朋友或自己家中的青年人也都当作接班人看待。希望他们超过自己，特别是希望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超过自己。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往往只看其大节，而略其细目。对于细目，又往往着眼于他的好处方面。”

1957年，作者和外公陈望道在虹口公园

1971年，我丈夫带队下放到农村，他知道后立即来信：“知道银生同志作为领导干部带头下放农村，你俩的思想上都是通的，心情也都是愉快的，尤为高兴。两人骤分两处，自需稍作安排，今寄上一点藉资弥补，请查收。希望银生同志下去之后加强锻炼……”

外公曾在浙江第一师范（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任教，而我1954-1957年则在那里上学，杭高不仅留下了外公当年追随共产主义信仰的光辉足迹，也是我青春梦想启航的所在，我在杭高的三度春秋是我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刻，它赋予我的除了知识和师生情谊，更有永远的怀念。2019年，在杭高120周年校庆之际，我在这所对我有着特殊意义的母校设立了“望道奖学金”，学前辈精神，讲前辈故事，希望年轻的学子们能从前辈的光荣与梦想中牢记苦难和辉煌的历史岁月，用红色的激情和脉动去拥抱我们的时代、事业和人生，将红色基因融入到血液里，并一直传承下去。

作者2019年5月在杭高“望道奖学金”捐赠仪式上

外公陈望道、父亲季鸿业用他们的一生给我们家族留下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