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还是“黑暗”？《隐秘的角落》收官，未成年人朱朝阳的“黑化”之路让人唏嘘。在上海，就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因家庭破碎，交友不慎或各种原因，逃学、赌博、失业，游走在社会边缘，有时甚至触犯法律。

但也有这样一群人，包容和接纳了这些孩子，他们相信“再黯淡的生命，都会有一道缝，能照进阳光”。这群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用爱心、耐心和专业方法，为迷途的青少年找到“那束光”。经过多年实践，上海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人数分别下降91.1%和45.1%。

为了让这项工作更专业化、社会化，上海出台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这是全国首份此类省级地方标准，于7月31日正式公布，并将在10月1日正式施行。

用生命影响生命

收到田甜的微信时，社工小秋吓了一跳：照片上左手臂血流不止，几道触目惊心的伤口凌乱地横着。这个14岁女孩，怎么对自己下这么狠手，她连忙赶往田甜家。

房间里一地鸡毛，满地玻璃渣和水渍，田甜冷着脸不说话，又是熟悉的对峙感，尽管伤口还在流血，但她拒绝妈妈靠近给她包扎，可小秋上前处理伤口时她却没有言语。因为妈妈不让她出门，母女俩一来一回的口角升级成了推搡和耳光，田甜脾气上来，砸掉了玻璃杯开始自残。

前年底，学校将田甜转介到阳光中心，她成为了小秋的帮教对象，已经认识一年半了。在帮教过程中，社工们发现这些相识的未成年人会在酒吧集聚，于是报告给了市阳光中心，同时也引起了团市委及教育局的高度重视，联合市公安局进行排查，警方调查发现，信息是通过微信群散布的，还顺藤摸瓜发现了一张牵扯很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网络。

身高1.7米的田甜长得很标致，可因为被不良朋辈霸凌的经历，患有重度抑郁，虽然纹身染发，化着浓妆，看起来张扬，但其实一点身体接触都会让她暴跳如雷，到了晚上经常一个人止不住地哭。

“心理孤独的青少年，需要的是时刻陪伴，如果遇到危机，孩子能想到社工，还主动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小秋明白，自残时主动联系的这份信任，来自长时间的用心相伴。田甜很聪明，她知道酒桌上没有真朋友，只是借此逃避，她心里也希望拿到中专毕业证书，好好生活。而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她的心理障碍，还有父母与她的相处方式。

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驻所工作（阳光中心供图）

小秋2004年大学刚毕业就进入了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为了上海第一批青少年事务社工，现在是区工作站的督导。她见过很多田甜这样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的孩子。作为社工，他们的第一课就是接纳：“这些少年跟小孩子一样是需要哄的，社工如果像妈妈对婴幼儿一样耐心、关切，尊重他们，并给予回应，敏感的小刺猬也能感觉到关心。”

犯罪学中有一个词叫“一级犯罪预防”，指的是“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防止今时的幼童变成来日的罪犯”。

小秋打开阳光中心的表单，后台包括了家庭关系、婚恋发展、社会交往等11项问题，有任何一项评估下来需要个案跟进，都可以找到社工，“要是占了3个以上大类，那这个孩子就属于比较棘手的，需要有经验的社工进行个案服务。”

“其实说‘坏孩子’是不客观的，一个青春期的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稍微偏离了一下，也没有很坏，深入了解就会发现，背后很多时候是家庭、学校甚至司法机关的不当处置，让他产生不信任，才会对不良群体有很强的依赖。”小秋认为，不应该给孩子们贴标签。

田甜在“圈子”里有一个交心的同龄朋友叫汪琳，小秋在认识田甜前，就知道汪琳妈妈曾去社区调解工作室寻求过援助，因为女儿“家暴”她。小秋跟调解的工作人员上门时，小姑娘正熟练地化着妆，还不时手指翻飞地回复手机消息，她们进门她连头都不抬，也不配合交流，只强调自己马上要出门，就是因为妈妈阻拦，发生了冲突才动了手。

小秋服务汪琳也有一年半了，一次，警方请小秋去给汪琳做“合适成年人”，所谓“合适成年人”，是指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不在场时，需要有合适的成年人到场陪同、见证、监督、安抚等。小秋发现小姑娘与以前判若两人，像只受了惊的小鸟。原来一起玩耍的朋友，在一次玩闹中提议给一个陌生姑娘拍不雅视频，就在他们找到目标对象并准备按下快门的瞬间，汪琳清醒了，这个圈子其实很可怕，自己要回归正常生活。

在之后的多次交流中，小秋了解到，原来汪琳是被领养的孩子，虽然父母对她视如己出，母亲甚至有些溺爱，但汪琳偶然知道后依旧情绪崩溃，认为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好，所以亲生父母才不要自己，“两个孩子年纪小归小，但面对的问题都像天一样大，她们又很孤独，就交换秘密抱团取暖”。

小秋给她们讲法律知识，讲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细则，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特定罪由时也会面临刑事处罚，不能以年龄为借口肆无忌惮地犯错，知法懂法后，误入迷途的孩子就会减少了。汪琳却说：“姐姐，还会有这样的孩子，你要救救他们。”小秋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她知道，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建起一张网络

汪琳正在洗掉自己满臂的纹身，准备去读成人高中，田甜的妈妈去接受了心理治疗，慢慢可以控制自己情绪了，母女关系得到了缓解，这就是一个好开端。

青少年走上边缘道路，家庭矛盾往往是重要诱因。小秋说：“我们参与观护帮教，或者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教育，不仅仅是针对涉罪未成年人，更多是要进行亲子教育，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

她口中的这两项帮教，都属于涉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社会工作。社工需要通过日常监督、活动报告、行为矫正、法治教育等多种服务，来改善涉罪未成年人偏差行为，预防其再犯行为的产生。虽然规定时间是半年至一年，但对社工而言，一旦进入一个孩子的生活，就不只是数百次面谈和随时沟通，更重要的是要成为孩子信任的人，陪伴其找到未来的方向，让他们回归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驻所工作（阳光中心供图）

让汪琳感到不安全的“朋友圈”里，还有未成年人有赌博、抢劫或卖淫等严重不良行为。据司法机关统计，近年来，上海年均批准逮捕涉罪未成年人200余人。

中国传统的司法观是“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司法史从来都是一部严刑峻法治国史。但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智力发展、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都不成熟，所以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宜教不宜罚”，在其出现罪错行为后，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引导矫正，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社会稳定的维护。

“阳光中心最初成立时，服务对象是‘三失’青年，即失学失业失管，他们很多人缺乏社会关爱，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需要专业社会工作者协助他们改善、提升社会功能，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阳光中心总干事黄旦闻说。

如今，上海全市683名青少年事务社工覆盖了全市16个区、214个街镇。每个街道都有社工，可以第一时间连接起青少年、家长及其所在社区，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孩子什么都知道

除了涉罪未成年人外，司法社工的服务对象还有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司法程序中涉及的未成年人等，最常见的就是父母离婚案中的儿童。

“在离婚纠纷中，我们会通过社会调查，递交法庭关于孩子抚养权归属的倾向性意见，目前提供给法院了近30例，均被采纳。”说这话时，汤瑾很骄傲，她是阳光中心普陀工作站站长，也是上海第一批青少年社工。她性格爽朗，是青少年口中的“汤姐”。

2016年开始，团市委和市高院共同签署文件，提出儿童权益代表人机制，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拓展到民事纠纷领域，并在四个区试点，普陀区是其中之一。

在离婚案中，汤瑾见过双方都要孩子的，也有一方要的，还有双方都不要的。她说：“成年人的纠纷中，孩子是最无辜的，所以我们必须站在未成年子女的立场上做评估，第一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青少年事务社工在网吧开展活动（阳光中心供图）

从去年10月开始，孩子的笔录年龄调低到了8岁，8岁以上孩子要听取本人意见。在评估意愿时，不是简单询问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社工会问孩子，平时主要是谁照顾自己，谁一直在跟学校对接，辅导课都是谁报的，跟谁在一起更开心。有的孩子告诉汤瑾，自己跟爸爸在一起会很紧张，追问之下，爸爸有施暴行为。

成年人描述案件，有时会夸大或隐瞒。有对离异夫妻，妈妈想把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自己名下，爸爸不同意，觉得她居无定所，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妈妈反说儿子被爸爸打了5次，甚至直接把孩子拎起来扔在沙发上。

社工给孩子做笔录时发现，这个三年级的男孩是学校口算第一名，逻辑思维很强，可以清楚说出爸爸对自己动过3次手，两次是踢了他，一次是把他推倒在床，但力度都很轻，没有被扔在沙发上那么严重。孩子也知道爸爸组建了新的家庭，会有弟弟妹妹，可妈妈一个人带他会很辛苦。

听到社工的转述，这位妈妈当时哭了，拿出了自己的房产证，说自己其实买了房，没告诉男方，是为了多要些钱。汤瑾和同事又去找了孩子爸爸，谈了三小时，一起客观分析怎样才对孩子最好。“他开始连水都不给我们，后来打开冰箱给我们喝饮料，还说要是我们能早介入，给他们做些家庭指导的话，可能也不会到现在的地步。”

有时为了确认父母的表述，社工还需要去学校、医院甚至社保局了解情况。汤瑾说：“我们需要整合资源，把独立于各部门、单位的信息串起来。”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在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副庭长顾薛磊看来，少年庭法官仅有公平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爱心和怜悯之心。

在中国大陆第一家少年法庭工作，他的使命感很强：“少年庭案件触及的是最特殊、最极端、最焦点的家庭矛盾，发生矛盾激化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庭审。可一个个破碎家庭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受伤的孩子。”

顾薛磊以前被叫做“化缘法官”，经常为一个案子到处调查走访，四处打听，很费精力。“我们很早就和青少年社工合作了，他们出具的社会调查专业且客观，帮我们减轻了很多工作，而且法官上门可能会让孩子紧张，社工有自己的方法来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

男孩敏敏父母离异，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3岁时，敏敏被诊断为白血病，情况危急，可亲生父母却拒绝帮助。老两口找到了顾薛磊。

顾薛磊果断将敏敏的爷爷奶奶作为指定代理人，以敏敏的名义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敏敏的父亲承担教育和抚养义务，支付拖欠的生活费，并和敏敏的母亲共同承担孩子的医疗和护理费用。

青少年社工配合一起调查了此案。开庭当日，敏敏爸爸以没钱为由，提出让孩子跟他去江西打工再治疗，但他们已经事先掌握了其财产线索，敏敏爸爸有一套动迁房的份额可以留给他看病。

法槌落下并不是定音。经过化疗，敏敏活了下来。顾薛磊跑教育局、青保办，解决了他的上学难题，还找到志愿者给他补课。现在敏敏12岁了，而阳光社工这么多年来还在继续帮助他。

前些日子，小秋参加了一次保护处分宣告会。田甜、汪琳这些当时在酒吧里没被处理的孩子们，都被叫来了检察院。庄重的大厅很有仪式感，但这不是审判，只是进行一次大人与孩子的对话。检察官说：“我们很信任你们，我们相信你们都会改变。”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收敛了往日的跋扈。

以往签订家庭教育指导协议时，家长和青少年都不需要到检察院，社工把协议带给家长就可以，这次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数较多，且他们彼此认识，所以检察院特地安排了这次宣告会。汪琳后来对小秋说，原来觉得与司法机关是很敌对的关系，现在看来，有很多大人在真心帮他们。

不管是电视剧《隐秘的角落》，还是小说《坏小孩》，其实都向大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成年人，我们在向孩子提供怎样的示范，我们给孩子创造了怎样的环境？”我们需要，也可以做得更多。

（田甜、汪琳、敏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