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并非一蹴而就。此前一年，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发起成立。它们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

这么多“第一”缘何被上海拿下？作为近百年奋斗史的起点，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有何独特性？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详述建党前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细节的打捞中让记忆更加鲜活、信仰更加坚定。

「开创了很多“第一”」

上观新闻：100年前的中国，风雨如晦却又孕育生机。这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这一历史重任为什么会交给他？《共产党宣言》出版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忻平：1920年以前，《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已有一些摘译，但并不完整。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首个中文全译本。今年，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又发现了一本首版藏本。因此，国内已知存世的首版《共产党宣言》增加为12本，上海有5本，充分说明了上海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地的重要性。

据陈望道自述，浙江“一师风潮”后，他被校方驱逐。此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找到主办《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戴季陶的好友邵力子推荐了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懂英日德等多国文字的陈望道。沈玄庐说：“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这体现了陈望道认真、勇敢、钻研的性格特点。

那时，国内能够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较少。作为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对制定党的纲领有直接指导意义，百年来也成为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毛泽东说：此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刊，要求学员“努力研究主义，将革命思想传到全中国”。

陈望道与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陈望道曾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1923年秋至1927年，他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讲好他追寻真理的故事，对于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是很有意义的。

2020年6月30日，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在为观众讲解历史。 新华社发

上观新闻：同样是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这个“第一”缘何又被上海拿下？

忻平：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

近代上海有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呈现特殊的政治地理格局和复杂多元的性质。同时，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工业中心、航运中心、通讯中心和文化中心。虽不是政治中心，但很多政治大事都先在上海发生。人才汇聚、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人口流动性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这里也是中外民族矛盾、社会阶级矛盾最集中的地方。1919年，上海工人51万，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产业工人有18万。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最进步的阶级，受压迫最深，反抗性最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在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孕育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历史的逻辑。

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初，陈独秀为躲避政治高压从北京南下。他原本对重商主义的上海印象不佳，认为“上海为工商社会”，未必适合政治运动。但是，“六三”大罢工让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发现这座以移民为主的城市具有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蕴含着推翻旧秩序的蓬勃力量。于是，他着手在上海发起建党活动。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开会，成立第一个党组织。8月，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等人意见后，将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十八大后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明确写道：“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充分说明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历史地位。

上观新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开创了很多“第一”，如建立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开办第一所工人学校——劳工半日学校，领导第一次工人罢工——上海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等。您对哪个“第一”印象最为深刻？

忻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领导下建立的首个工会意义重大。

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深入上海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劳动界》《上海伙友》等刊物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

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5号出版。该期由李大钊主编，他把这期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蒋迪雯摄

1920年11月21日，党领导下的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担任主席的李中是第一位工人党员。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与毛泽东、蔡和森是同学，又积极参加工人夜校，积累了组织工人的经验，与工人阶级建立起深厚感情。

当时的上海有不少工会，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国民党人组织的，有的是工人自发性的秘密结社，有的则是有名无实的招牌工会，“仅做经济争斗”。上海机器工会是根据“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原则建立起来的，在上海工人阶级中独树一帜，标志着我们党从对工人展开宣传教育转向组织、发动工人的新阶段。

上观新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筹备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忻平：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实际起到了临时党中央的作用。

例如，通过写信、派员指导等方式，推动在各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括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资料显示，陈独秀直接从上海向日本发信，任命施存统等人为驻日代表，“负责与在日本的同志联系”。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对外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组织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利用《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后者事实上起到了机关刊物的作用。

「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上观新闻：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开幕。应该说，7月23日才是我们党的诞生日。但后来，7月1日被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哪一种更为可信？

忻平：1938年，延安准备纪念中共成立17周年时，要确定党的生日就是一大开幕的具体时间。但由于缺乏档案资料，毛泽东、董必武只记得大会是在7月召开的，于是便将党的生日定为7月第一天。1938年5月，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第一次正式公开地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国。其中，俄文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写道：代表们“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972年，苏联公布《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也称：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综合历史档案和当事人回忆，可以确定7月23日是一大开会的日子。但由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已经深入人心，也就不再改了。

上观新闻：参加一大的13名代表，其后有些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的进退沉浮、成败得失，可以带来怎样的启示？

忻平：据统计，一大代表中4人壮烈牺牲，最后“从石库门走到天安门”的是毛泽东和董必武。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自那以后，他一生未改变信仰。

还有7人脱党或者被党开除。比如，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国共合作后，周佛海每月有400多元的工资收入，却拒绝“按累进额交纳党费”而强行脱党，两人最后都沦落为汉奸。

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革命队伍经过了反复的锻造、考验和提纯，充分说明了艰苦卓绝是什么，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2020年6月20日，游客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新华社发

比如，大革命失败后，就有许多优秀党员英勇牺牲。在面对敌人的屠刀时，陈延年拒绝跪下，用生命践行“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的誓言，牺牲时年仅29岁；夏明翰牺牲前写下一首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对党绝对忠诚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长征中，陈树湘率部坚守，为主力渡过湘江赢得时间。他腹部中弹被俘，但醒来后“断肠明志”，令人动容。

事实上，我们党的早期党员多数出身于社会中层以上的家庭，原本不需要拼命就可以获得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不惜献身使命。

资料显示，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名，平均每天牺牲约370人。他们直面生死考验，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值得关注的红色地标」

上观新闻：上海拥有众多红色资源、革命遗址。其中，渔阳里作为党的“秘密摇篮”地位突出。但在“四史”学习教育过程中，有人对渔阳里有新老之分感到有点不解。它们在党史上分别扮演了怎样的重要角色？

忻平：渔阳里有老新之分。老渔阳里（南昌路100弄2号）是我们党的发起之地。党在老渔阳里“十月怀胎”，到一大“一朝分娩”。现在，老渔阳里门口原先的铭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已改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字样。新渔阳里6号（淮海中路567弄6号）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之所。

1920年5月，年轻的毛泽东离京到沪，在老渔阳里拜访陈独秀。陈独秀谈了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过，对毛泽东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等人在新渔阳里发起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为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在此成立，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

1921年，李达、李汉俊等人在老渔阳里筹备召开一大，向各地方党组织发信要求派代表来上海开会。老渔阳里的建党活动，为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的骄傲。从渔阳里发起建党到一大正式建党，是建党过程中的两座高峰，二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相信，它们在未来一定会更加引人瞩目。

上观新闻：还有哪些红色地标值得引起更多的关注、重视？

忻平：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统计，上海有红色遗址657处，现存440处。2016年至今，市、区两级投入大量资金，多处红色遗址纪念场馆建成开放。近年来，苏智良教授统计，上海的红色遗址和革命遗址达上千处。

其中，新闸路613弄12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也是彭湃在沪革命活动地；云南路上的六大后政治局机关、成都北路上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茂名路毛泽东故居等，也值得引起更多关注。正在修缮中的有，武定路930弄14号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以及承印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位于复兴中路221弄12号的又新印刷所旧址，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文库”。由于库址多次搬迁，“中央文库”在上海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如原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金陵中路顺昌里7号和16号、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等。

陈为人是党的早期成员，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且经济困难情况下，通过节衣缩食等方式精心保存了数十箱党内文件。包括陈为人在内的10余位党员用生命接力守护的“中央文库”，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完整地交给了上海市委。但是，由于长期劳累与饥饿，陈为人不幸于1937年3月病逝，年仅38岁。

1932年，陈为人奉党中央指示留在上海，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 新华社发

「讲好上海红色故事」

上观新闻：进一步来看，相较于其他地方，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有何特点？

忻平：应该说，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有三大特点：一是地位重要。中央领导人云集上海，中央机关遗址很多。二是时间和区域集中。从建党到抗战前有237处革命遗址，占全市总数52%；黄浦、静安、徐汇三个中心城区的革命遗址有269处，占41.21%。三是层次很高。龙华烈士陵园是全国牺牲人数最多、牺牲者层次最高的革命烈士陵园。此外，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还有系统性、完整性等特点，可挖掘的空间很大。

上观新闻：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忻平：红色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其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属于历史，也涵盖当下。有专家提出，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底色，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特色，红色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亮色，是上海这座光荣城市的红色基因。具体来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把握：

第一，近代上海的红色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中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法治、爱国等特点紧密相连。

第二，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张闻天、陈云以及鲁迅、茅盾、夏衍、顾正红、汪寿华、茅丽瑛等，都是江南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优秀中华儿女。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离不开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开放与包容；中国革命道路选择必须遵照中国国情，又体现了红色文化的务实、自强、创新。

第四，中国共产党创建、党中央机关驻守上海12年及其革命活动，为上海百年历史融入了红色基因，构建了主要骨架。红色文化是理想教育之“钙”，是江南文化焕发生机、海派文化再创新的不竭动力。

上观新闻：以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为契机，上海在打造“红色源头”上可以怎样进一步发力？

忻平：2016年，上海市委推出“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推出了加快对一批重要革命遗址的保护修缮和展陈更新等多项举措。下一步，打造“红色源头”可抓好三个重点工作：

一是将党的诞生地建设好、宣传好。

上海是我们党的“产房”，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留存了众多红色文化资源。这是上海的荣耀、骄傲。我们要积极推进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追寻革命火种，赓续红色血脉，从感受苦难辉煌中坚定信念，在弘扬建党精神中开拓前进。

二是讲好上海红色故事，把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好、传承好。

以打造“红色一平方公里”风貌区为抓手，即以一大会址为中心，囊括方圆一平方公里区域内的红色遗址，如新老渔阳里、博文女校、维经斯基故居、又新印刷所等，直观立体地展现党从酝酿、发起到成立以及宣传、组织和指挥中国革命的过程。

这一风貌区的核心是新老渔阳里和一大会址。中共一大纪念馆于去年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于2021年建成并对外开放，必将成为上海红色文化的新地标。

三是抓好“四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切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史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开始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出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这里开始。这一伟大进程可以用“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来概括。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由此迸发出来的勃勃生机、无限能量是不可战胜的。

忻平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市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市委讲师团“四史”专家宣讲团成员，上海大学党委原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