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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直击香港|走进疫情大暴发下的香港劏房,看到底层市民令人痛心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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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若拙 2020-07-13 06:01
摘要:劏房租户不该在城市艳丽色彩之下,被遗忘于繁华世界之中。

香港,九龙,深水埗。

熙攘的人群,陈旧的高楼,充满历史感的小铺子,大抵维持着上世纪60年代香港街头样貌。这里是全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据说也是最穷的地方。

“我们从这里走上去。”注册社工陈慧灵指着福荣街114号破旧狭窄的门洞,“她家在九楼,冇(没有)电梯。

图片摄影:若拙

那天(8日),香港暴发第三轮新冠疫情,其中一宗案例就在深水埗附近。陈慧灵放心不下住在劏房中的黄女士,决定过来看看。“你们一定要戴好口罩。”她郑重提醒边上的我们。

香港通识教材中是这么定义“劏房”的:一个住宅单位分割出若干个细小的独立单位,多见于唐楼与工业大厦,整体生活设备较差。数据显示,目前全港劏房居民数约有21万。疫情之下,这群社会底层最边缘人的生活怎么样呢?

103块钱的排骨

这是一幢50多年前建的唐楼(港式旧楼),生锈的信箱、幽暗的楼道、斑驳的瓷砖,每层转角处都堆满垃圾。跟着社工一层层往上走,像“转磨”一样总算爬到第十层(香港第二层算一楼),我倚在墙边,不管不顾地扯下口罩透气。

图片摄影:若拙

黄女士所租的劏房约有百呎(约10平方米),外人进屋后几无落脚之处。贴着墙壁摆着两张床,上面堆满生活用品,靠近窗口放着写字台,上方空间敲满两排壁橱。房间深处藏着灶台与马桶,彼此仅有一帘之隔。虽然老旧的窗式空调在边上嗡嗡作响,但置身满满物件当中,有种难以言说的燥热感。

图片摄影:若拙

“哗……”黄女士房中清晰传来隔壁劏房冲马桶的声音。这套600多呎(60平方米)的住宅被隔成四间,由于楼层过高且墙壁漏水,房东给了她能接受的房租——每月3000多港币。

图片摄影:若拙

来自广东的黄女士与9岁读小学的儿子在此蜗居,所谓的港籍“丈夫”早就不知所踪。作为处在政策灰色地带的单亲妈妈,黄女士选择在此“坚守”。没有就业资格,母子俩靠着政府每月4620元救济生活,交完房租与水电费,能留下小几百元艰难度日。

陈慧灵把带来的口罩送给了黄女士,并嘱咐她要注意安全。“今天我买了一条排骨,竟然要103元,实在太贵了,分两次给儿子烧冬瓜排骨汤。”这是黄女士去年以来第二次煲汤,平常晚饭就煮点面、烧点粥加些青菜、火腿肠。最近出现疫情,她想给儿子补充营养。

黄女士坦言,防控疫情能做的实在有限。她会关照儿子在学校勤洗手讲卫生,回到家后让他一个人去顶楼晒台玩。此外,就是每晚上下20层把垃圾扔到楼下,并在劏房门口贴有告示:“烦多行一步将垃圾放好。晚上老鼠越来越多,难道你爱与鼠为邻?”

“不仅是疫情影响,去年也过得很压抑。”陈慧灵说,由于担心被人攻击,像黄女士这样的内地人不敢发表意见,“她不止一次想回去,但为了孩子还是决定留在这。”

图片摄影:若拙

“隔壁等了12年,终于轮到公屋搬走了。”黄女士两眼放光,但很快就黯淡下来,因为她可能连排队资格都没有。她更要担忧的,是房东会不会涨价,母子能否继续住在这间劏房中。

疫情就是场“灾难”

黄女士遭遇只是全港劏房租户的一个缩影。作为主要服务新来港人士的慈善机构,新家园协会助理执行干事、注册社工陈慧灵说,单就深水埗一地,协会就要服务2900多户劏房人家。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这些人而言,疫情就是场“灾难”。劏房租户大多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比如零售、酒楼、建筑业,都是受影响的重灾区。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入港人数跌99%,三分之一靠境外旅客带动的零售业步入寒冬。略有起色的餐饮业,因为疫情第三轮暴发再度触发政府的“限聚令”。至于建筑行业,由于材料原料运不进来,不少工地处于停滞状态。

6月,特区政府公布失业率为5.9%,创逾15年新高。“(劏房租户)很多人收入少了一半以上,甚至零收入。”陈慧灵说。因此,有人连深水埗劏房也租不起,要么搬往更远处,要么只能流落街头。过去,无家可归之人能在麦当劳内将就一夜,但疫情期间部分门店不再24小时营业,如此一来连“麦难民”都当不上。

即便能继续住在房中,生活也居之不易。丈夫失业困在家中,学校停学孩子留在家中,百呎狭小空间之下,整天窝着一家两口三口四口甚至更多,压抑、焦虑、失望、无助,负面情绪不可避免越积越多。很多时候一点鸡毛蒜皮事,就能点燃家庭矛盾。

所幸,也有家庭互助的例子。25岁的刘源超与母亲、哥哥住在深水埗福华街一间百呎劏房中,月租4500多元。“我自己赚生活费。”在福建华侨大学读研的小伙子说,他用一技之长办了吉他培训班,也在学校附近开过餐馆。目前愿望是,硕士毕业工作后攒到买房首付,帮全家搬出劏房。

刘妈妈与黄女士一样,都是从内地过来的新移民。“香港不像TVB剧中演得那么好。”陈慧灵说,协会在广州、深圳、泉州、汕尾、江门都设有内地服务处,主要帮助来港的内地人提前了解香港实情,其实就是控制她们对未来的预期。

“不少姐妹就在劏房中度日。她们说,‘一回罗湖,就重新活过来了’。”陈慧灵很感慨,疫情之下的香港、劏房之中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城市的璀璨没有照进底层民众的生活之中。

社工能做的很有限

显眼处的双门冰箱,是黄女士劏房中为数不多的新物件。“这是我们协会帮她采购的。”陈慧灵介绍,那天为了搬这个大家伙上九楼,几个人前后忙了一个小时。

在深水埗南洋大厦一楼的新家园协会九龙西服务处内,专门设有“关爱基金——为低收入劏房住户改善家居援助计划”填表处。这个由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制定的计划,委托包括新家园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推广。符合条件的劏房家庭可以申请非现金资助项目,比如灭虫灭鼠灭蚁、家具家电维修、购买必要生活用品,数额为一名香港居民最高补贴8500元。借助计划,黄女士在社工协助下申请了一台冰箱。

“从7月2日开始,我们收到了60多份申请。”陈慧灵介绍,完成一个case(项目),社工至少要去租户家两次。第一次去是对申请合理性进行评估,看是不是租户最急迫的生活需求;第二次是去检查效果,看能否有效改善生活质量。有了这台冰箱,生活拮据的黄女士可以把买来的排骨冷藏分两次吃,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做好劏房租户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外,新家园协会还从物质与精神层面予以关爱。疫情刚开始,口罩难买且贵,协会组织一批货源送给劏房租户,还在楼道口摆放搓手液,以及喷涂有效期3个月的抗菌涂层。此外,协会还制作短视频,开设书法、美甲等兴趣班,让孩子在停课之时有事可做,缓解家长的压力。

“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受疫情打击最大,但没什么人有耐心听他们的声音。”陈慧灵和社工伙伴们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帮助劏房租户改善生活,融入社会。但也要承认,在目前香港大环境整体不佳的情况下,社工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

“除了楼层高以外,房子我还满意。”黄女士这样安慰自己,有的姐妹住得比她还小,厕所与厨房还要公用。她不敢有什么奢侈的愿望,只是希望疫情过去粤港尽快开关,人员来去能方便些。

离开她家,傍晚的香港街头充斥着烟火气,但一股抑郁感却久久压在心头,无法消散。是的,劏房租户不该在城市艳丽色彩之下,被遗忘于繁华世界之中。

未署名图片摄影:董天晔

栏目主编:洪俊杰 文字编辑:洪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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