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满一周年的日子。从条例实施起，上海市人大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常态化执法检查，明察暗访数十次，深入社区、商场、学校、医院等各类场所，足迹遍布上海16个区。这两天，执法检查更是进入密集期。

怎么看待这一年上海垃圾分类实效？记者采访了10位市人大代表，他们都是执法检查的主力军。

“超出预期！”代表们记得，当初立法调研时，他们拿着草案进社区与居民讨论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他们也记得，条例高票通过时的兴奋与些许担忧，“我们都投了赞成票，可心里很忐忑。如果推行不下去，怎么办？”如今再次走进社区，他们看到的是居民们的分类热情和各种分类技巧、匠心。

有代表说，“今年端午，很少有人问，粽子叶属干垃圾还是湿垃圾，为啥？因为去年这些知识点我们都充分讨论过了，大家都是分垃圾的高手！”

有代表提起，“全市大大小小的垃圾中转站、处理站，我一有机会就去看，有的在变大，有的变得更高科技了。”

有代表感叹，“疫情期间，我一直在翻垃圾箱，真的，没有一次让我失望啊！分得都很好！” 

代表们的感受，也说出了上海市民的共同心声：垃圾箱已成了城市风尚的一面镜子，垃圾分类新时尚在上海蔚然成风。

“盆景”长成“风景”

上海这么多小区，各小区情况不同，大家都践行着各自的垃圾分类经。

6月30日，市人大城建环保委赴徐汇区国贸汇视察垃圾分类工作。市人大代表洪程栋特地留了个心眼，商场中央摆放的那几只垃圾桶，他没看几眼，倒是跑到地下室去翻那些捆扎好的黑色垃圾袋。“我打开了三袋，都分得很好，没有混杂的垃圾。”

市人大代表赵爱华同样把她所在街道和社区的垃圾桶翻了个遍。“疫情期间，我担心疫情影响居民垃圾分类的执行力，就时常翻翻附近的垃圾桶。没有一次让我失望，居民们干湿分类的纯度都很高。”

  可一年多前，赵爱华并不这么想。去年的市人代会上，她坦言，作为一名在固定废弃物领域工作了28年的“老环保人”，她明白垃圾分类非举手之劳，而是系统工程，做得不好，很容易变成一场“秀”。她甚至直言不讳：“垃圾分类能否持续推进，我对此表示担忧。”

一年后，赵爱华的态度大逆转。“之前我们所担心的‘九龙治水’、居民不响应，统统没有发生。我要为上海市民的垃圾分类实效点赞! ”赵爱华以自己所住的汇景苑为例，“最初小区什么动静都没有，我还挺着急的。《条例》实施后，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很快上了道，无论是硬件设施配套，还是居民分类效果，都很棒。”

许丽萍代表对普陀区长征镇梅川馨苑小区的做法记忆犹新。这是个有300户居民的老小区，一开始实施定点定时投放，居民总体上配合有序，不过也会有居民错过投放时间。随着管理升级，小区实施24小时开放垃圾箱，居民随时可以投递垃圾。没了约束，居民依然投放有序。

“人性化措施的背后，我看到的是收运车运输频次增多、智能化管理升级，更重要的是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许丽萍说，上海这么多小区，各小区情况不同，大家都践行着各自的垃圾分类经。基层社会治理对垃圾分类起的作用功不可没。

“上海垃圾分类已从‘盆景’长成‘风景’。”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崔明华说。这一年来，市人大城建环保委每次明察暗访，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近日，崔明华去外滩枫泾夜市逛了一圈，嘈杂闹猛中，他暗暗观察了下周边的垃圾桶，“分类垃圾桶摆放有序，地面整洁干净，我还跟城管聊了聊，他们对设摊摊主都做足了宣传。”

小区志愿者

智能化助力垃圾分类

人工智能上场，化解社区人手紧张之困，一些小区走出志愿者路径依赖。

今年6月一次执法检查中，浦东新区北蔡镇城运中心的一块大屏幕让不少代表印象深刻。屏幕上展示的是北蔡镇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系统，一旦发现垃圾混投，手机端就会给出“差评”，后续处理机制瞬间激活，2小时内，收到工单信息的城管街面巡查队员将上门督促整改。

北蔡镇拥有2081家沿街商铺，涉及24条主干道路。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后，商户配合度不高、过了收运时间随意弃置垃圾等问题困扰着城管。北蔡镇用“一网统管”来解题，将所有沿街商铺纳入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系统，与街道城运系统无缝对接。

虹口区以及长宁区虹桥街道、周家桥街道也在进行了类似探索。这一年，代表们观察到，一些小区已走出志愿者路径依赖。从一开始大量投入人力，如今依靠遍布于社区的智慧元件、设备等来掌握垃圾分类行为数据。“人工智能的上场，化解此前困扰社区的人手紧张等难题。”市人大代表施政说，分类环节精准度的有效提升，让智慧元件、设备在垃圾分类产业链中扮演起“查漏补缺”的角色。

6月16日，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专程赴虹口区调研，虹口区垃圾分类管理系统“橙小宝”让大家眼前一亮，它将居村、单位、投放点、车辆等各类静态数据导入平台，大屏幕上可随时调阅全区和街镇的基础信息数据，并实现对湿垃圾产生量、可回收物的监测统计及清运监管。“自去年7月1日以来，不合格整改单从月均86单逐步下降，到今年5月仅为14单，监管实效明显。”不过，虹口区绿化市容部门也反映，目前这一信息系统还只是1.0版，采集数据和使用仅限于绿化市容系统，数据发挥作用的空间较为狭窄。

“目前，市级‘一网统管’平台只归集5个静态指标和生活垃圾处理情况、建筑垃圾处理情况等2类动态指标，接下来升级应用的空间很大。”市人大代表屠涵英认为，应充分开发利用大数据，不仅是针对干湿垃圾分类监测和清运监管，还可在更高层次加以利用，比如通过垃圾分类投放，测算出循环利用了多少资源，节约了多少能源，对空气清洁度有多少贡献等，“如果能让百姓知道他们垃圾分类的实效，积极性和成就感会更高。”

市人大执法检查组走进商业广场

源头为垃圾“瘦身”成为共识

从源头开始减量，意味着在生产消费所有环节中都要尽可能减少垃圾产生。

“我最关注的是‘头’和‘尾’。”这一年，许丽萍参与的垃圾分类执法检查有十多次。她说的“头”指源头减量，“尾”指末端处置。

当大多数居民迈过“怎么分”这一关卡，垃圾分类行动也吹响了“源头减量”的号角。

这一年，垃圾分类在整个产业链引起的震荡效应慢慢发酵。打开手机点餐，平台不再默认提供餐具；入住酒店，客房内不再主动放置“六小件”……源头为垃圾“瘦身”，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在共识之下，还有更多可以期待，比如快递企业“组团”推广可循环利用绿色包装。目前，市场上80%至90%的网购包装都由电商先行包装后投运，仅在收递环节减少包装，人们的感受度并不高。许丽萍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开始试点推广生活垃圾分类，适用于全国范围的快递包装可循环利用规范有待建立。同时，可循环利用还是个技术含量极高的科学问题，应积极鼓励、引入更多新技术企业加入。

餐饮后厨是源头减量的一大阵地。不少代表建议，在餐饮源头多引入“净菜”，不但可以减少垃圾来回运费，也会大量减少摘菜、挑洗环节中产生的菜品垃圾。在施政看来，源头减量还意味着观念的转变。蔬菜菜皮进了厨房是湿垃圾，但在田间地头，菜皮就是肥料。“只不过，市民可能觉得‘带着泥的蔬菜'更新鲜，这些观念都有待改变。”

快递公司为源头减量研发的可循环利用快递盒

分出的垃圾有多少循环利用了

这一年，代表们越来越关注：居民前端分出的垃圾如何被更好地资源化利用。

6月19日，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在虹梅街道看到了湿垃圾处置的一种方式。步入市民环保体验中心，江南水乡特有的挑檐砖木结构，颇有格调，院中更是郁郁葱葱。湿垃圾被运至这里后，经过微生物等技术手段处理，再被制作成有机肥料送至合作的果园和农场。每天，该中心内设的4台湿垃圾处理机可“吞”入30余吨湿垃圾。在这里，垃圾处理站不再成为让人绕道的“无人区”，甚至成了社区环境的“加分项”。

在青浦界泾港菜市场调研时，许丽萍发现，菜场里有台装备可处置湿垃圾。不过，那台机器蒙了厚厚一层灰，看得出失修已久。工作人员解释，就地维修机器会散发异味，市民有抱怨，就一直荒置了。“湿垃圾处置是一大问题，我们引进了科技装备，但也要注重及时更新和维修。”许丽萍说。

回收站的工人正在给废金属归类

更多湿垃圾原地“消化”的同时，可回收物回收量持续增长，资源回收利用水平不断提升。数据显示，自《条例》施行以来，全市两网融合体系初步形成，1.5万个可回收物交投服务点、170个中转站、10个集散场汇集成了上海两网融合的点、站、场体系基本框架。

杨浦区一居民区垃圾桶旁添了台机器，居民用手机轻轻扫一下，只见箱门打开，居民把废旧报纸和纸箱投进去，过磅后，居民的手机即刻收到了费用。这是“爱回收”企业在居民区的一个设点。屠涵英发现，这样方便快捷的回收装置很受欢迎，小区里的孩子争相拿着废旧纸盒来过磅。“很高兴看到，资源回收利用这张网已撒得很广，但资源利用的网点布置却一半不到。”屠涵英希望，回收企业能在更多社区布点。

代表们也发现，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仍存在不少困难。目前，全市有64家回收主体企业基本属于区域服务企业，技术水平不高，不利于形成可回收物再生资源利用的产业链。另外，低价值可回收物的补贴政策尚未落地。目前11个区已出台了低价值可回收物补贴政策，只有部分区进入操作落实阶段。由于运输、仓储和人力成本高，低价值物产业链难以形成，回收体系建设困难。据虹口区估算，从“最后一公里”回收低价值物的成本约在600元/吨，远高于补贴额度。

代表们建议，加强对资源化利用的顶层设计，想方设法支持资源可回收行业发展，努力破解泡沫塑料回收、湿垃圾产品运用等制约资源化利用的关键问题。    

记者手记

市民珍惜自己取得的成绩，不想回到过去

王海燕

去年，上海因垃圾分类在全国“火”了一把，甚至还有其他国家想来上海取经。但这件事绝对不容易做。德国1904年就对垃圾分类立法，日本东京立法是1970年，中国台北是1996年，几乎都花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功夫，才把这个习惯慢慢培养起来。

上海如何通过一部立法、用一年多时间让垃圾分类蔚然成风？有代表归因于“开放”。早在立法调研之初，市民就在一起热烈地讨论怎么分、如何分。当时市民有吐槽、有调侃，甚至衍生出各种段子。对此，上海以包容、开放的心态，让各种建议和意见充分交流讨论。不充分讨论，就无法达成共识。比如要不要定时定点、要不要撤桶，立法都充分考虑和采纳了市民的建议。只有这样，条例通过后，市民才会觉得这是跟我有关的一部法。可以说，从立法之初，市民对垃圾分类的热情就被点燃。上海以地方人大立法推动城市治理，让垃圾分类形成长效机制，并逐步内化涵养为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

记得当初采访爱建小区的垃圾分类经验时，复旦大学教授刘建军提出“垃圾分类+”的概念：垃圾分类将陌生的居民联接在一起，成为撬动社区治理的最佳支点。在他看来，垃圾分类解决“垃圾围城”只是第一个功能，通过“垃圾分类+”党建、志愿、环保，社区共同体逐步形成。

的确如此，这一年，我们看到，由垃圾分类牵引出一系列变化：它撬动了党建，提高了社会治理水平，也让市民素质得以提升。同时，垃圾分类倒逼末端处置，“两网融合”加快布局，湿垃圾循环利用也在加速，人工智能、黑科技以及“一网统管”被运用到垃圾分类中，催生出一批资源化企业，促成环保产业链升级。

万里长征还只是拉开序幕。值得欣慰的是，疫情期间，居民垃圾分类依然有序。没有倒退，为啥？一位代表道出缘由：因为上海市民都很珍惜自己取得的成绩，不想再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