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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访之“战疫篇”】杨洁勉:世界秩序接近“百年巨变”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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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20-06-24 06:29
摘要:对于全球和地区大国来说,此时此刻必须进行“国家再定位”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不仅猛烈冲击着世界经济,也对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影响。近日,知名国际问题专家杨洁勉研究员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对疫情如何改变世界秩序等问题,提出了他的思考与见解。

人物档案

杨洁勉:1951年10月生于上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和上海市政府参事。兼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长。


世界正在失序


高渊:这场全球蔓延的疫情,正在让这个世界变得嘈杂而混乱?

杨洁勉:现在的国际社会,面临一个关键矛盾,就是疫情的全球性和应对的国家性。

在疫情面前,世界各国的应对很不一致,有的自行其是,有的以邻为壑,而“木桶短板”恰恰是国际抗疫的致命弱点。同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目前,国际社会不具备公共卫生的高度权威机制,美国的公开挑战又干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工作。在地区范围内,也缺少地区公共卫生机制,即使在欧盟内部也各自为政,一些原来通行无阻的边界重又关闭。

高渊:更糟糕的是,疫情是不是已经成为培育错误思潮的温床?

杨洁勉:在疫情的生死考验面前,一些国家把先前的脉脉温情抛在一边,各种错误思潮相继抬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单边主义形成叠加势能,不断冲击着国际抗击疫情的有效合作。

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国家忙于应付疫情的“硬任务”,而无暇顾及思想意识的“软任务”。一旦错误思想形成错误社会思潮,世界各国需要花费无数倍的努力才能应对和消除其恶果。

高渊:疫情引发如此大的动荡,是否说明非传统安全威胁是这个世界的头号敌人?

杨洁勉:在横跨一战和二战的半个世纪里,应对军事和战争的传统安全威胁,是当时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议题。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显现和加重,比如工业污染、恐怖活动、气候变暖、金融危机、传染病等。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并进行了必要的国际合作。但美国却又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安全威胁,先后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公开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受此影响,地缘战略、大国博弈、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议题,再度成为全球事务的中心议题,非传统安全议题逐步退居后位。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是“超级非传统安全威胁”,再次警示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时,必须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高渊:疫情后,会是另外一个世界吗?

杨洁勉: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但如果等疫情过去回头再看,这次全球抗疫,其实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质变拐点的前夜。

疫情发生前,世界秩序已经朝着临界点发展。当前面临的“百年巨变”,就是“美国西方独大”趋向“东西方相对平衡”。但在和平时期,国际格局持续的时间肯定要超过战争时期,发生质变往往需要重大事件的冲击。而这次疫情的发生,大大推动了质变进程,变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高渊:疫情加快了本次世界秩序变化,它的起点在哪里?

杨洁勉:从1945年二战结束就开始了。当时联合国的成员只有50个,整个非洲只有三个名义上独立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初,我已经能看到《参考消息》了,当时是很激动的,因为隔三岔五就有非洲殖民地独立,这是政治上的变革。

到了70年代,经济发展出现一个新高潮。以拉丁美洲捍卫200海里海洋权和亚洲出现“四小龙”等为标志,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渐高涨。再往后出现了多次经济或金融危机,开始涉及领导权的问题,西方国家的俱乐部被迫逐步开放,但中间也时有反复。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在基本和平条件下,发生过两次重大变化,就是从美苏“两极格局”发展到美国“短暂独霸”,然后再进入“一超多强”时期。这个巨变的核心,就是从两极、单极走向多极化,最终实现多极格局。


国家需要再定位


高渊:身处百年变局的前期,是否对每个国家都是一种考验?

杨洁勉:人类社会在前所未有的挑战中,迎来了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综合国力,重新界定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确定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

对于全球和地区大国来说,此时此刻进行“国家再定位”更为必要。因为大国向来是决定国际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如果能重新审视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符合世情和国情的“国家再定位”,将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

高渊:大国定位正确与否,对国家兴衰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洁勉:大国有没有正确的定位,是国家兴盛的关键因素。比如欧洲大国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顺势而为,美国在欧陆混战时期的自强为先,中国在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坚持改革开放等,这些都是正面例子。

但历史上也有很多反面例子。像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等跨洲大国虽然称雄一时,但最终分崩离析;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前殖民帝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德国和日本自不量力地争夺世界霸主,结果惨遭失败。近在眼前的例子是,美国还沉迷于当“世界领袖”,对多极化和多边主义大势反其道而行之,其错误定位的结局不难想象。

高渊:但很多时候,国家的定位并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杨洁勉:对,我刚才说的是自我定位,但也会受国际环境的制约,所以同时还要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

目前来看,一方面,美国在全球事务中自诩代表自由民主,但多数国家认为它霸凌欺人,德、法等国认为其导致了“西方的缺失”;另一方面,中、美、俄等大国相互定位也在发生重要变化,战略竞争性不断加强,一些地区大国也因此在调整相应的国家定位。

在当代大国中,发达大国的相互定位虽有变化但相对稳定,发展中大国的相互定位变数较多。因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身存在着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现实差异。

高渊:在“国家再定位”的进程中,时代主导国将出现扩容或更替吗?

杨洁勉:近现代以来,大多数的时代主导者都是西方大国,这是历史的局限。当今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就是发展中大国的话语权在上升。这次疫情的发生,更将加快这一进程。

但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不会从天而降,发达大国承认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是一回事,与后者分享政治经济权益是另一回事。美国和某些国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它们会试图夺回在疫情中失去的阵地和权益。大国还是应该加强沟通、对话和协调,避免出现两相对立的机制,才能更有效地回答乃至解决时代的命题。


中国应该怎么做


高渊:处在这个“百年巨变”的前期,中国需要如何应对?

杨洁勉:我听一位地方上的领导说,要以当下面向未来,以未来引领当下。我觉得这话很好,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构建世界新秩序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所以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小家子气。

我们要想到30年后,我国将是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世界上会产生什么作用。当年我刚入这行时,有位领导要我们研究一个取消外汇券的办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取消外汇券和取消粮票、肉票一样,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靠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要有一代人的担当,关键是做好现在能做的。有些任务放到一二十年后去做,会更加顺利些。

高渊:有专家提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韬光养晦”不再适用于中国外交。你认同吗?

杨洁勉: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时,中国正处于相当困难的时期,这么提是很务实的,他后来又加上了“有所作为”四个字。现在跟当年的情况确实不一样了,但我认为不管怎么变化,谦虚谨慎总是要的。

我们要正确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体会中国传统智慧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髓。还是要记着中国的老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就像跳高一样,越往上越难。

高渊:中国外交的用词,特别是对美国的用词,有人认为还不够强硬,也有人觉得过于强硬了,你怎么看?

杨洁勉:外交是一门专业,外交语言充满着智慧,我们必须坚持。但这一届美国政府是很特殊的,总统整天在发推特,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他已经撒谎、吹牛、错误一万多次了,但大家还在看。他们的国务卿也赤膊上阵了,自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我还没有见过哪位美国国务卿是这么说话的。

对手变了,我们也要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事实真相和我们的正确观点,尽可能送达世界各国。这么回击不是图一时之快,我们是反应式和有节制的,因为我们是用外交部发言人的推特,来应对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推特。

高渊:最近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它的不断“退群”,会不会加快“国家再定位”的进程?

杨洁勉:有可能,但特朗普是个很特殊的人,他能不能连任,现在真的很难说。如果换成民主党执政,情况又会不一样,实质不一定会变,但方式肯定会变。

美国的退出,对世卫组织当然会有影响,但它已经一年多没交会费了,总体影响有限。现在的关键是要让世卫组织继续运作下去,避免出现第二个世卫组织。目前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支持世卫组织的,而且中国也会出力。在全球事务的物质资源方面,中国需要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但重点是后者。

高渊:这次疫情过后,西方思想理论的全球影响力,会呈现怎样的走势?

杨洁勉:会继续往下走,但不会太快。西方的一些主要理念,现在看来已经很不够用了。30年前冷战刚结束时,多党政治、一人一票被看作灵丹妙药,但一些国家吃了药以后效果怎样,大家都能看得到。

而在这次抗疫中,为什么中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做得比较好,因为东亚文化内涵是尊重秩序、尊重权威、尊重政府。哪有什么宁可死,也不要戴口罩的道理?这次美国发生的骚乱,和在疫情隔离下,全社会有股子气要爆发有很大关系。

高渊:疫情让人向往小国寡民的生活,以后大家会拒绝全球化吗?

杨洁勉:不会的。全球化还会持续下去,但内容和形式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各国政府和人民也会作相应的调整。现在还流行开视频会议,但我相信疫情过后,大家还是希望近距离、面对面地交流,共同追求实在而不是虚拟的幸福美好生活。

高渊:你所说的“百年巨变”的这个“前期”,大概会持续多久?

杨洁勉:我小时候听苏州评话《水浒》,印象很深的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说书先生说得惟妙惟肖,说鲁智深推几下、拉几下、摇几下,不断地松动树的根基,最后发力才拔了出来。

当下的世界秩序虽然已经接近质变拐点的前夜,但我们不要太乐观,觉得一下子就能把垂杨柳拔出来。还可能要经历几次比较大的冲击,才能实现世界秩序的重建。我认为,这恐怕还需要30年。

美国建国还不到300年,他们一路顺风顺水,所以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例外论,有优越感,不觉得自己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历史有很多次起伏,我们相信有起就有落。现在的美国不会接受往下走的事实,而且会阻止别人往上走,毕竟他们在不少方面还是世界第一。但再过30年,美国应该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事实。

高渊:“百年巨变”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

杨洁勉:中国的国家定位不是取代美国当霸主。500年来,从地理大发现到冷战结束,这个世界基本是西方说了算。建立世界新秩序,就是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

世界新秩序的背后,是整个世界的重大变化。一个离开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不是世界秩序,一个离开了美国的世界秩序也不是世界秩序。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场马拉松,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坚持不懈,关键是讨论不要止于原则、行动不能止于当前、理论不可止于理念,要用全国之力和全球之智推动,共商共建共享,才有可能实现。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编辑:朱瓅
内文图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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