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4时，第22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视频连线。这是中方领导人同新一届欧盟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也是疫情暴发后中欧间最高级别的机制性交往。

中欧关系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发展？中欧将在哪些重点领域开拓合作？此次中欧疫情趋稳之时的会晤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一连串问题备受关注。

关注点

作为目前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机制，中国—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始于1998年，是中欧进行战略沟通的高层平台，为深化中欧关系、推动对话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也见证了最近20多年来中欧关系的升华历程。

1998年4月，首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英国伦敦举行，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希望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9月，第4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决定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10月，第6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决定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回望过去22年，历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也达成了诸多重要共识和成果文件。2013年11月，第16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宣布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2015年6月，第17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决定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并同意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等。

今年恰逢中欧建交45周年、中欧关系大年，双方原计划举行多项重大外交议程：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国—中东欧领导人“17+1”峰会、中欧“27+1”全家福峰会等，中方“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方“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将于年内启动，历时七年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有望今年收官。但由于疫情等原因，上述议程受到一定影响。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疫情既是危机，也是转机。疫情期间，中欧守望相助，不仅相互提供医疗物资，中国领导人还多次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国领导人通话沟通，并派出医疗专家组协助抗疫；疫情趋稳之际，中欧经贸合作迎来新当口，许多欧洲企业复工后都把目光投向中国市场。种种迹象表明，中欧是一对相互需要的伙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扩大。

综合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19日的吹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上月底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表态以及舆情分析，不难发现，对于本次在疫情趋稳之时举行的领导人会晤，中方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首先，战略互信。新冠疫情带来一些“叙事之争”的杂音，但没有改变中欧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中欧将以建交45周年为契机，为疫情之后的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推动双方关系更加稳健成熟。

其次，开放合作。疫情催生“脱钩”等消极论调，却不能改变各国经济唇齿相依的事实。国际抗疫、经济复苏都是中欧进一步推进合作的领域，双方将继续争取年内完成投资协定谈判，拓展在互联互通、生态环保、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其三，多边主义。疫情暴发以来，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杂音兴风作浪。中欧在这方面立场相似，应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按照路透社和埃菲社的说法，中欧在多边问题上拥有很多合作点，例如疫情危机的全球应对，特别是在非洲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伊朗、阿富汗、利比亚、朝鲜半岛的危机等。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叶江指出，中欧建交45周年之际，本次会晤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既要回顾建交以来中欧关系所取得的成就，也要展望双边关系未来，重申中方对于中欧关系的定位，即继续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中方的几个关注点反映了中欧关系近来发生的一些新情况。首先，双方能借这场疫情背景下重启的会晤，澄清自己的一些立场，保持相互之间的积极认知，包括欧洲对中国认识上的变化、疫情“叙事之争”等，以确保合作的环境和气氛。其次，双方去年承诺，今年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受疫情因素影响，双方要完成这一目标，需克服时间等一些障碍，增强政治互信就显得很有必要。最后，多边主义是中欧战略性关系的体现之一。中欧在很多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包括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方面，共识颇多，可以合作弥补全球治理短板。

正循环

“我们已准备好与中国合作。”路透社22日援引一名欧盟官员的话说。近来，欧盟高级外交官员对于中欧合作密集而积极的表态吸引外界注意。

5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欧洲人需认识到中国将在国际体系的现有结构中占据领先地位，而德国将致力于与北京保持“关键性、建设性”对话。6月初，德国外长马斯表示，欧盟有很多重要议题需要与中国讨论。6月9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俗称欧盟外长）博雷利与王毅外长举行年度战略对话时表示，与中国这个“全球事务主要参与者”之一进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俄新社称，欧洲靠近中国的大方向显而易见。博雷利在记者会上参与了关于中国对欧洲总体上意味着什么的争论。去年初，欧盟委员会通过文件，把中国称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因为后者推行“另外的治理模式”。如今，这位外交官这样表态：“我知道，称中国为系统性对手有些争议，但无论如何，它都不是我们的战略威胁，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称，博雷利发出了迄今最明确的信号，即欧盟准备缓和把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的言辞，这项政策是由去年年底结束任期的上一届欧盟委员会团队达成的。

人们不免猜想，欧盟外交官的表态是否意味着，后疫情时代，中欧领导人会晤重启之际，中欧关系也在重塑？欧盟可能会出台一份新的对华战略？

“与中方强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同，欧盟对中国的定位具有多重性，既是经济上的合作者又是体制上的竞争者。”叶江说，欧盟方面的这一定位是否会发生变化，会不会有新提法，仍待观察。

崔洪建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解读。首先，欧洲去年提出的所谓系统性对手（systemic rival）本身就缺乏清晰内涵，欧洲方面会根据不同情况、不同背景加以使用。其次，欧洲方面经历了疫情冲击、中欧关系的新情况以及对中美竞争的新认识，内部出现不同意见，比如是否存在对中国的过度经济依赖、怎样看待中国政治影响力在欧洲的上升等。欧盟希望在这方面尽快统一思想，拿出更明确的对华政策或者战略。应该说，欧盟正在推进这件事。

其实，经过45年的发展，中欧关系已具有牢固根基，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就像王毅外长所说，从人类发展进程的广角度看，中欧不应是制度性竞争对手，而应是全方位战略伙伴；中欧交往不是你输我赢的淘汰赛，而应是相互成就的正循环。

大三角

中欧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牵动着大洋彼岸美国人的神经。长期以来，中欧关系发展绕不开外部环境的变化，欧洲在很多方面都唯美国马首是瞻。路透社22日称，欧盟夹在两国之间，面临着美国要求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压力。然而近来，欧盟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

美国《政客》网站9日称，博雷利与王毅进行了3个小时的视频讨论，称中国对世界和平来说“不是威胁”，这与美国的观点相左。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称，博雷利的声明非常及时，一个外交政策上“更欧洲”的欧盟将在同中国的对话中收获更好的回声。

“欧中关系超越美国触角。”俄罗斯《独立报》网站本月11日称，根据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不久前起草的一份关于中欧贸易投资关系的报告，美国强加给欧洲盟友的“系统性竞争政策”并非适合欧洲的方案。欧中存在太多天然的合作因素。

对此，叶江指出，美欧依然是跨大西洋联盟，欧盟绝大部分成员国都是北约成员；美欧之间在价值观上理念一致，因此，尽管欧美同盟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出现了问题，但欧洲想在外交上摆脱美国束缚，仍是不太可能的事。不可否认，欧洲人希望在处理中欧关系时走自己的路，不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比如美国人想“脱钩”，欧洲人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和美国人叫板，走向另一个极端。

耐人寻味的是，德国外长马斯近来表示，德国希望利用其即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来调解中美关系。

欧盟真的能当中美关系调解员吗？崔洪建指出，最近两年，因为一些议题的关联性，中美欧大三角的联动性越来越强。欧洲在不少中美展开竞争的问题上感同身受，比如5G、供应链和产业链问题等。对欧洲来说，如何避免中美的激烈竞争和博弈影响其利益，几乎已成为一种共识。至于应该怎么做，欧洲方面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他们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希望同时从中美双方获利；另一方面，欧洲希望更多地参与中美博弈，取得第三方的身份，发挥自身作用，避免两国走向摊牌，也为自己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经营势力范围赢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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