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5日，由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上海市经济学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对话”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新冠疫情下的挑战与对策”，来自上海的世界经济研究专家围绕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应对，发表观点和意见。

中国要依据全球化新环境制定更高水平的开放战略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幼文研究员认为此次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的外部拉动力将减弱，中国应该加快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依托新内涵下的“人口红利”即人口规模优势将中国经济迅速推至数字经济前沿，以释放新增内部推动力。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应充分利用人口规模优势来促进产业及产品创新。

疫后5年内，全球供应链重构将遵循风险最小化原则，呈现供应链本土化、出口地多样化特征。5年后若无其他重大冲击，全球供应链构建才会遵循成本最低化原则。疫后5年内世界贸易结构是次优化配置，5年后才可能恢复常态。

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导致成本寻求型外资减少，美国将继续打压中国高技术领域以维持其技术和战略优势。中国未来的引资战略要以国内经济整体配套能力和市场规模为引资新优势，以市场寻求型外资为引资新目标。中国未来的对外投资战略则要以获得国外资源和扩大出口为目的，并兼顾国内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球化的新环境要求中国主动构建全球价值链以实现更多样化的开放模式。新的开放战略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即通过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来服务于开放战略，并重视国内、国际大循环之间的互动。

共建在主权国家差异基础之上的现实主义全球政治经济架构是最好的选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认为疫情冲击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呈现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日本化趋势。该现象背后的深层矛盾是全球产能过剩，收入差距扩大和严峻的老龄化。世界经济已充满进一步增长的矛盾和陷阱。目前中美经济关系正在从“中美利坚”的正和博弈阶段趋向“中美部分脱钩”的零和博弈阶段。未来既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要避免“金特尔伯格陷阱”。双方应珍惜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成果。中国需不断深化本国改革开放，并最大程度拓展中美关系中正和博弈的空间，避免或缩小零和博弈空间。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崛起。共建在主权国家差异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全球政治经济架构是最好的选择。

努力寻找正向和平激励之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民教授认为，发达国家间的同质性是二战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维持可协调的失衡之基础。随着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各国间经济增长不断趋同，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异质性依旧存在，这导致失衡的协调成本不断提高、国际监管机构功能失效，失衡逐渐演变成博弈。大国博弈的后果是原来的凯恩斯体系崩溃，新体系却无法建立。这必然引起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会发生新冷战。一个分裂和冲突的世界不会繁荣，民粹主义、文明的冲突已经上演，经济衰退只是其前奏。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的冷战，让人类承担了巨大的成本。修昔底德之争是人类最愚蠢的选择，我们必须找到和平正向激励之路。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将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干春晖教授认为疫情加剧了大国间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实质性变化，新的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形成。疫后产业链布局将稍牺牲效率和利润而更关注稳定和安全，产业链布局会近岸化、区域化。预计未来中国的亚洲跨国公司总部功能会增强。中国将凭借生产的集群优势、完备分工体系的优势而占领产业制高点。中产阶层队伍的扩大，新基建的实施都有利于这些优势的发挥。疫情背景下以数字经济为特征的产业异军突起，通信技术使联通性产业迅猛发展，这有可能改变传统理论中第三产业效率低下的特征，并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疫情加速了产业痛点暴露，迫使企业数字化运作，打通产业间低效率联系领域，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增长减速中的经济转型之关键是培育高效率的企业组织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潘英丽教授认为制度和文明的冲突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衡，世界经济进入慢性萧条阶段，中国经济呈长期下行趋势。对外投资时要充分评估投资环境的制度因素。中国的经济转型任务急迫且艰巨，结构优化和市场化内涵下的经济转型关键点是培育高效率的企业组织。未来利用外资的目标应指向易于催生高效率企业组织的生态环境。政府要主动从行政管制政府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型政府，以维护市场秩序为目标。建议以税制改革为突破口来推动政府转型，使税制向自然人倾斜，引导政府职能目标从招商引资转向城市宜居度、吸引高收入人才等。可以引入干部优胜劣汰机制，将GDP总量指标改为人均指标并引入第三方评估。唯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高效率的企业组织为核心，以政府职能目标转变为突破口，方能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切实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以扩大开放实现科技普惠性延续战略机遇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认为目前全球化处在“熔断”时刻，世界经济周期可能进入大萧条阶段。存量层面全球化处于总体平行和部分结构交互状态，增量层面则是全面脱钩状态。未来全球化将呈现碎片化、区域化和结构化状态。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代表战略机遇期面临巨大变数。疫情作用下没有全球化背景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发展有可能是“双刃剑”，未来的战略机遇期重塑的特点是结构主义时代，需要打破“不可能三角”。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稳定中美关系，积极参与世界秩序的改革重构。建议中国用扩大开放实现工业4.0基础上的科技普惠性回归，主动构建具有链主地位的安全且稳定的供应链，以尽力延续战略机遇期并寻找机会。

依托东亚经济网络和城市群加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殷德生教授认为全球产业链格局呈现典型的区域化特征，世界产业链呈美、中、德三足鼎立格局，城市群驱动下的中国产业链也呈区域化特征。中心分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都和重庆。从需求端来看中国与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盟经济网络密切联系，并且该网络自我循环完整，但中国还处于该网络的中下游。中国的数字化人才和数字化产业的关键领域都聚集在数字融合化程度遥遥领先的几大城市群。建议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盟经济网络和以北上广三大城市群为支点，聚焦跨境数字贸易领域，加速中国在产业链数字化领域的发展。中国应高度重视市场规模与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权，将产业链的数字化作为中国从东亚区域产业链走向全球产业链的桥头堡，并围绕此设计开放战略。

改善营商环境全面深入开放力促国内大循环

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靳玉英教授认为次贷危机前全球化进程就已出现停滞，现在的产业链重构是之前经济全球化失衡的结果，疫情并非关键因素。2018年中国制造业产出超过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总和。疫情凸显了产业链低端产品的重要性，促使各国重新审视产业安全。未来世界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将愈发激烈，全球价值链将呈现本地化、邻近化和多元化特征。情景分析表明外循环不好时可通过扩大内需的方式来应对，建议从营商环境、全面深化开放等方面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