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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访之“战疫人物志”】张文宏六章:我为什么这么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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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20-06-10 06:27
摘要:我是被社会选择的,这是社会大众愿意接受的表达方式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拥有一整幢5号楼。作为科室主任,张文宏的办公室在顶层5楼,一桌一椅一柜一沙发,已把房间填满。我们聊天时,他轻轻一挥手,就碰翻了办公桌上刚倒好的咖啡。

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连通着另一间同样狭小的办公室。张文宏说,那是专门留给他的导师翁心华教授的,翁先生80多岁了,疫情前每周会来一两次,打通两间办公室是为了照顾他。“我们楼里都是公用厕所,我在两个办公室中间弄了个洗手池,也是为了方便翁先生。”

张文宏办公室里的这扇小门,连通着隔壁翁心华教授的办公室。摄影:高渊

这是一个周六,我们约好上午10点半,但被人抢了先。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派人专门来找张文宏,向他征询对中超联赛重启的意见。11点多,张文宏从1号楼走回5号楼,一路拿着IPAD和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专家连线,这是每天例行的会诊,对象是目前还未出院的新冠肺炎病人。中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来访,双方要合作研发关于疫情的数学模型。下午3点,主题为疫情期间妇幼保健的在线论坛开幕,张文宏是主讲嘉宾之一。

“其实从这个星期开始,我的工作量已经明显下来了。”张文宏打开一个黑皮封面的厚本子,边翻边说,他不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但有空的话还是会记一下每天的大事。翻到了好几页白纸:“这就是我最忙的时候,当时没时间记,预留了几页纸想过几天补记,但连补记的时间也没有。”

这次百年不遇的疫情中,这个自称“长得不是很帅,也不是很能讲”的临床医生,三天两头出现在公众面前,一会儿说“共产党员先上”,一会儿要求大家继续在家“闷”两周,一会儿建议开会跟关系最差的同事坐一起。这些坦率而又充满个性的大白话,在社会上闹出了很大动静,也让他瞬间圈粉无数。

虽然采访主要用普通话,但闲聊时他主动跟我说上海话。这个曾经的温州瑞安青年,18岁上大学才第一次来到上海,他的上海话却很流利。见我好奇于此,他解释说,来上海没多久就能听懂上海话,而开口讲应该是在研究生期间,当时身边的同学好友都鼓励他讲,并没有传说中上海人对外地人讲沪语时音调的苛刻。后来,因为夫人是上海人,“所以在家里也讲上海话,但两个儿子只讲普通话,大儿子在剑桥大学念博士,小儿子还在上小学,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不爱说方言。”

对于生活工作的这座城市,张文宏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包容。包容他刚开始讲上海话时的不标准,接受他这个小镇青年来到大医院工作,鼓励他这个“个性专家”充分发表意见。

虽然时有打断,但张文宏总能接得上,既梳理了过去这跌宕起伏的五个月,也剖析了这次上海抗疫的核心经验,以及他最近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听他说话?下午3点半,张文宏送我到5楼电梯口,一边帮我按下行键,一边说:“今天不错,聊了一些深入的问题。”

人物档案

张文宏:1969年8月生于浙江瑞安,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医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第一章:一开始肯定很担心


高渊:现在回想起来,你真正进入“战疫状态”是哪一天?

张文宏:应该是1月13日开始的,因为12日我还在出差。那天一早去了浙江舟山,当地的医学会请我去讲课。他们让我自己定题目,我主讲了冠状病毒的发现和武汉石正丽团队的鉴定。

实际上,我比较早就关注到这个病毒,而且发现它的问题会很大。当时还没有掌握第一手的病毒标本,所以没有着手去弄,但我已经呼吁大家关注这件事。在这之前,我在北京也讲过一堂课,现在网络上还能看到,也是讲病毒猎手,点击量非常高。

高渊:你当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是在上海发现病例之前还是之后?

张文宏:上海确认第一个输入性病例是1月20日,在这之前专家组已经成立了。我有个习惯,每天记录一下当天的事,但1月13日之后几天特别忙,连记的时间都没有。

当时,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上报病例时,先做全基因组测序,再由他们审核。在上海是疾控中心负责,我们华山感染科同时做平行实验。完成测序比对后,上海第一时间报给了国家卫健委。

高渊:一开始,你心里有底吗?

张文宏:没底。上海到底能不能控制输入性病例,全国究竟会蔓延到什么程度,对这些我心里都没底。春节那几天,我一直在想各地的防控措施、诊断体系、网络布局,是不是足够结实,实际上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

那时候,我就住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市里也整天在开会。半个多月以后,上海的新发病例开始下来,这就证明传播的指数被控制住了,这个时候心就定了。

高渊:那时候,让你们派医生护士支援武汉,派得出人吗?

张文宏:肯定会有担心,我觉得这是常态反应。但随着情况发展,大家都知道必须去,都积极报名。

高渊:你在第一时间说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可以在2到4个月控制住疫情。你觉得当时这话说得冒险吗?

张文宏:钟南山院士在1月20日公开说这个病毒肯定人传人,23日武汉封城,我在24日就这么说了。当时这么说确实很冒险,也引起了很多争议,特别是圈内的争议。

但我当时的原话是,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都非常顺利的话,应该2到4个月可以把疫情控制住;第二种是比较胶着,大概6个月左右控制疫情;第三种情况是控制不住,这个病在全球流行。因为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时候,美国就是这样的,一开始也是严防死守,到最后没有控制住。

也就是说,2到4个月控制疫情是三种情况中最乐观的一种,因为事情发展总归会有好中差不同可能。后来出乎我意料的是,中国控制住了,世界出事了。

另外,我当时敢这么说,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在上海,我掌握的情况不仅是医疗救治这方面,还有防控的方面。


第二章:上海做对了什么


高渊:在这次疫情中,你觉得上海的防控难度属于哪种层级?

张文宏:疫情刚开始时,英国《柳叶刀》杂志做过分析,他们认为上海常住人口有2400多万,加上流动人口超过3000万,进出航班又是全中国最多的,所以把上海的风险排在全球大城市第一位。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用数学模型测算,如果上海控制不力,会有80万人被感染;如果防控做得不错,应该有8万人被感染;如果做得非常好,感染人数也会接近3万人。而结果是,到现在本地确诊病例在350个左右。

高渊:站在你的角度看,上海究竟做对了什么?

张文宏:针对这次疫情,上海第一时间成立了专家组,后来很快分成两个专家组。我担任的是医疗救治组组长,还有一个组是公共卫生组,组长是原上海市卫生局巡视员彭靖。也就是说,一组是临床医生,负责治病救人;另一组是疾控专家,负责疫情防控。

但从一开始,我们两个组就是打通的,公共卫生组所有的会议我都参加。医疗救治组的专家在郊区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公共卫生组专家在市区的上海疾控中心。我是天天来回跑,参加两个组的会。

过了一段时间,市里正式发文,把“医防融合”的思路制度化了。这两个专家组都设了双组长,我既担任医疗救治组的第一组长,还担任公共卫生组的第二组长,组员也有好几位横跨两个组的,像中山医院的胡必杰医生等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在医院发现的第一手病例在公共卫生组讨论,跟防控专家一起来制定对策。

高渊:这么做能改变什么?

张文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提出要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疫情暴发初期,医生和防控之间出现了鸿沟。

也就是说,医生是医生,防控是防控,医生发现了病情后,报给防控等他们作出反应,会有一段时间。而防控那里掌握的疫情最新动态,很多医院,特别是非传染科的不少医生可能并不知道,这才会出现武汉的医生被传染的情况。

要说怎么加强预警和防控体系建设,“医防融合”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威胁国家安全的传染病,医生和防控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上海这次就是这么做的。

高渊:医生和防控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吗?

张文宏:容易有,因为疫情控制得好,大家都会说是自己的功劳,一旦控制得不好,又容易推给对方。但上海没有,我们是一起的。从来没有谁出来抢功。

高渊:在疫情中你这么敢说,也是因为掌握了全面的信息?

张文宏:照理说,我一开始只是医疗救治组的组长,我出来应该讲这个病用什么药,具体怎么治才对。但是,对我们是怎么治好病的,尤其是针对某一个病人怎么治的,可能只有病人的家属关心。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身边有没有人得病,自己会不会被传染,得病后会不会死掉。

所以我始终都在讲怎么防控,因为这才是老百姓最想知道的。也正因为我横跨两个组,了解足够的防控信息,能讲到点上。

高渊:你成为这次抗疫中的“网红专家”,并不仅仅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和口才,还因为有上海这个“医防融合”的大体系在背后支撑?

张文宏:一个新发传染病刚起来时,我们的认识肯定会有局限,但“医防融合”这个体系能把能力提高。上海把救治和防控两个层面黏合在了一起,我也深度参与了,才使我的声音传得更远。

不然,全国每个省都有专家组,都有组长,怎么轮到我牛哄哄地一直在讲。其实很多专家组长表达能力比我强,业务水平可能比我高,但他们站的点位跟我不一样,“医防融合”大体系让我成了“网红”。


第三章:我是被社会选择的


高渊:这5个月来,你一直在各种平台上发声,不嫌烦吗?

张文宏:我曾经说过,如果说我做的事对国家的防疫工作还有一点点贡献,主要就是跟老百姓的沟通。

我传达的都是核心内容,非常科学的。否则你如果跟老百姓讲,这个毛病没什么的,你们就待在家里吧。老百姓会觉得你在瞎讲。专家跟老百姓沟通,一要权威,二要科学,三要准确。比如,我说夏天到了,这个病不会结束的,中国几乎是我第一个讲的,当时很多人骂我。我还讲了这个病控制得不好,全世界要蔓延的,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高渊:你这么不厌其烦地讲,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张文宏:我用聊天的方式跟老百姓进行沟通,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只是想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同时要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道理是什么。而不是看到疫情很厉害了,我怕说错,怕有舆情,我就先不说,不让大家知道,实在瞒不住了再说。这不行的,我们一直是有一说一。

高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另一种“群体免疫”?

张文宏:我一直认为,“群体免疫”有两种概念,一种是生物学的概念,必须非得感染过疾病或者打过疫苗,才有了抵御力。但现在疫苗还没有,如果全国人民都生一次病,那死亡的人数将是没法忍受的。在我们国家,人民是放在第一位的,就不可能允许有疾病的蔓延,宁愿各方面都慢一点,也要保证不死很多人。

另一种是社会学的概念。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控制住疫情,这跟全民动员有密切关系。其中,专家和社会大众的有效沟通非常重要。只有让全社会了解疫情发展,他们才能有效做好个人防护,才会有冲上抗疫一线的责任感。在上海,医生、护士乃至居委会干部、警察、海关人员等,无数抗疫民众组成免疫屏障,阻挡了疾病蔓延,这才是真正的“群体免疫”。

高渊:你对着镜头和话筒讲话,跟平时说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文宏:平时怎么讲就怎么讲,就像朋友之间的交流。实际上,老百姓可能官话听多了,都喜欢这种简单的沟通方式。现在的传播手段比以前快很多,以前的影像传播还要通过记者剪辑,然后在电视上播放。现在都是赤裸裸地扔到老百姓前面,好就好,不好就骂你,踩死你。

最近我也在想,为什么社会上会这么关注我的看法?我想可能是,大家希望我这个临床医生多发表意见,这样他们能在获得疫情最新信息的同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现在需要做什么?这次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对公共卫生的直报体系进行改革,我觉得既要公布疫情信息,也要有大家信得过的专家进行解读。

高渊:因为大家相信你,所以各行各业都在咨询你的意见?

张文宏:公共卫生是个大体系,不是卫生一家的事,而是关系整个社会。前一段时间,北京冬奥会的组委会来找我讨论疫情,还有教育部关于什么时候开学,以及开学后的防控、高考日期等,邀请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作为一个防疫专家,不光是看几个病人,但如果这几个病人都不看,对疫情肯定是不了解的。等于你整天在防疫,但防的是谁却不知道。所以,将来的防疫专家要横跨临床和防控,还要渗透到各个领域,在疫情来临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判断经济怎么运行、体育赛事什么时候启动、启动之后怎么防护等等。

高渊:你这种金句连连、脱口秀式的表达方式,老百姓当然会很喜欢。但你不仅是专家,还是政府任命的专家组长,有没有人委婉提醒你注意身份?

张文宏:人都很聪明的,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是看得出来的。我跟老百姓的交流方式,实际上是被政府认可的。我觉得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无论官员还是专业人员,都要更好更有效地跟大众沟通,讲话会越来越平实。

这不是我带来的风气,我只是被社会选择的,这是社会大众愿意接受的表达方式,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力量。


第四章:必须跟全世界对话


高渊:这次疫情中,你跟海外的沟通也很频繁。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邀请你做的对话吧?

张文宏:对,那是3月下旬,当时美国的疫情已经很严重了,国际上的信息又非常杂乱,在美国的留学生和侨胞都很担心。那天做完连线已经晚上11点半了,我还要开车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宿舍。第二天早上6点,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上海市外办转来的崔天凯大使的亲笔信。

让我感动的不仅是崔大使漂亮的手书,更是那份诚挚的情谊。我当然也手写了一封回信,通过外办寄给大使馆。因为疫情关系,这封信居然在路上走了一个月。因为崔大使也是上海人,我跟他相约,以后有机会在上海找个小酒馆把酒言欢。

高渊:那时候,是不是有不少中国大使馆请你做连线对话?

张文宏: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和侨胞比较多的国家,像中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大使馆都来找我。海外侨胞非常想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高危人群是哪些,他们应不应回来?

大使馆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海外侨胞已经认识我了,听到过我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他们觉得听得懂。几次对话效果都不错,跟驻美国大使馆连线那次,据说美国疾控中心的不少人都扫码进去看了。

高渊:你跟海外对话最多的,是世界各国的临床医生和疾控专家?

张文宏:在三四月份,基本上每天或者隔天,都要跟国外的专家连线,有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还有孟加拉的、印度的、非洲的等等。四月份最忙,因为美国暴发了,经常是一天要做三档海外连线。我没仔细算过,到现在大概做了四五十档。

比如4月15日这天,我在本子上记了一下。上午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查房,有好几个病人包括两个危重病人出院,办了个出院仪式。中午回到华山医院,举办援鄂勇士归来欢迎仪式。下午跟欧盟四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连线,跟留学生和侨胞对话。晚上再回到医院,和德国的几十个专家对话。接着还有一档,是中美交流协会组织的与美国休斯敦医生的对话,我和复旦医学院的吴凡副院长各讲了一个专题。

张文宏日记本上的4月15日这一天。摄影:高渊

高渊:会不会有人说,跟留学生和侨胞对话是应该的,但你作为专家组长,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上海防控和治疗上,而不是整天跟国外专家连线?

张文宏:有人不理解,觉得这个医生尽干这些事,有点不务正业。其实疫情开始后,我一直就守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那里是上海的前线,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要看病人,每天上午都查房。

但作为公共卫生专家,我还有第二份工作,跟全世界的侨胞沟通,跟全世界的临床医生沟通,跟全世界的防疫专家沟通。

高渊:跟全世界对话的目的是什么?

张文宏:要了解全球的疫情发展情况,反过来可以为上海防疫提供决策依据。我们要给政府提建议,复工复产安不安全,全世界什么时候会打开,下一阶段上海会面临多大的风险?抗疫应该是全球一盘棋,需要组建全球抗疫共同体。如果连人家在做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当这边的专家组组长,不是瞎搞嘛。

高渊:另一方面,对话能不能收到向全世界说明中国的效果?

张文宏:我们要了解全球防疫的进展,也要让全球听到我们的声音,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因为在疫情中,不少西方媒体把中国描绘成了人间炼狱。

有几次,我跟国际传染病专家对话,包括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还有哥伦比亚大学首席科学家等,他们都问我一个问题:中国公布的疫情数据,为什么比他们模型上预估的要少得多?这个问题是很厉害的,言下之意是要么你们隐瞒了,要么你们统计错了。

这时候,我就必须告诉他们,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怎么有效控制疫情的。如果像我这样一线的专家不说,让谁去说呢?谁还更有说服力?所以我的日程表排得再满,这件事我还是要做的。

高渊:在国际对话中,能好好说话吗?

张文宏:在疫情问题上,全球是一个共同体,大家都应该好好说话。他们好好跟我说话,我也好好说。现在跟我交流的都是专家,是愿意好好说话的,而且专家可以影响他们那边的其他人。

当然,有些政客不讲理,那就结束,他们不会找我,我也不会跟他们说。国外媒体找过好多次,我都没接受,因为他们有可能曲解我的意思。

高渊:这五个月以来,你在国外发表关于新冠病毒的论文吗?

张文宏:当然发,我们完成上海第一例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后,就在国际上发了论文。到现在为止,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在国外发了十几篇论文。

高渊:有一种声音认为,防控专家在国外发论文是不务正业,有时间写论文,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在国内发出预警?

张文宏:这个事情很复杂。实际上,在国际上发论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发,我们就没办法回答世界上问我们的问题:疫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世界?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论文都发了这么多,早就预警了。

在国际上发论文本身没有错,关键是疫情初期,国内疾控和医生之间的交流不够及时,才会出现国际论文发表在前的情况。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我前面说的“医防融合”做得不够。


第五章:抗疫一定要得人心


高渊:你跟国内外民众的交流中,讲了这么多金句,自己觉得哪句话反响最大?

张文宏:现在想想,应该还是“共产党员先上”。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基本是炸锅了,阅读当天就有几个亿,微博热搜很快上了第一,抖音里面全都是。

高渊: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媒体来华山医院采访你?

张文宏:那是1月29日,我当时好像稍微有点名气了,但这么多媒体不是专门来找我的,我们医院已经开始一队一队往武汉派人了,估计媒体是来采访这事。我是临时被叫去的,上午从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赶回市区,还迟到了一会儿。

高渊:这句话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其实是体现了疫情中的人心?

张文宏:对,而且不仅是疫情,也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人心。当时的解读有两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太平日子过惯了,但老百姓也是有想法的,觉得有的领导拿了很多好处,自己拿少了。我一说“共产党员先上”,就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二是党员干部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在这个巨大的灾难面前,他们冲在前面才有希望。领导就是跑在前面的,在后面怎么领导人家呢?

我那天只说了“共产党员先上”,没说“领导先上”,因为在科室里,领导也就这么几个人,有的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全部上了。我们科的副主任张继明是民主党派,陈澍是医院的医保办主任,也是我们科的教授,他是无党派,他们都在武汉承担了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

张文宏和张继明副主任 图片来自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

华山医院感染科陈澍教授 图片来自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

高渊:实际操作中,“共产党员先上”这个原则管用吗?

张文宏:一开始派人确实有点难,但一说“共产党员先上”“领导先上”“男同志先上”后,局面就打开了。第二批再派人,所有党员都报名了,还有一些非党员也要求去。那就先报名,我还可以在名单上挑选。

这次全国的前线是武汉,上海的前线是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我们科派人就是“三上原则”,最后如果实在没人了,才是女同志上。护士当然男护士很少,但我们派出的医生里,这次没有一个女的,别的医院怎么做我不管,至少这是我们科的传统。

高渊:但实际上,“共产党员先上”并不是一个新句,很长时间以来,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有很多人讲过。为什么这句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张文宏:因为我首先也是老百姓,假如我现在是卫健委的主任或者哪方面的领导,说这话可能味道就不一样了。当然,我这次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的专家组组长,从一定程度上也要代表政府,但我首先是专业人员。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被政府赋予一定职能的专家型老百姓,我能够根据真实情况,毫无顾忌地把一些问题反映出来。作为科室主任,我是可以不查房的,但这次疫情一来,我每天都穿着防护服去查房。所以,老百姓相信我说的是真话,相信我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高渊:你这次爆了这么多金句,有时候好评如潮,但有时候也会也引发争议,甚至被谩骂,你最不可接受的是什么?

张文宏:我知道,“不许喝粥”的社会反应很大,这没什么,有人反对但更多人是支持的,大多数老百姓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不少官方媒体还站出来为我说话。网上还传过一幅“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漫画,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高渊:你以前曾说过,开个人微博不是很必要,但最近还是开了,是不是因为关于你的不实之言太多了?

张文宏:因为这次疫情我成了公众人物,虽然我自己也想回归学术和医生的位置,但影响力可能会残留一段时间。我要保护我的影响力不被利用,更不要被曲解。所以我开了微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于网上有些关于我的不恰当的传言,我也可以直接辟谣。

我发的第一条微博,是那天我们上海医学会开会,欢迎抗疫归来的英雄们,就是想留个念想,让大家露个面,说几句话,为社会留一段历史。第二条微博是分析上海出现的两个新病例,关注度这么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说明大家对下一步疫情的走向心里还是没底。

4月15日,张文宏欢迎华山医院感染科援鄂归来的战友。来自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


第六章:上海是最包容的地方


高渊:你现在参加这么多活动,有没有专门的助手?

张文宏:我没有秘书,但我有不同的团队,我们科室不同的医生跟我一起做。比如说,出书有个团队,跟国外对接有个团队,科室公众号维护有个团队。这些人都是业余的,平时都在做自己的临床工作。但我一直跟年轻的医生们说,专心业务没有错,但业余时间也可以多为社会做点事。

高渊:他们私下会不会抱怨,我们干了这么多活,出名的是你张主任?

张文宏:他们都是我的学生,都很愿意参加。我们出了不少书,有的书挺热门,版税不少,但我不会多拿。比如一本书有十个人参与,其中三个主要的多拿点,剩下的其他人再分,他们有的人会拿得比我多。

有时候我出去讲课或者跟国外交流,会有一些讲课费,我也会跟我这方面的团队一起分。不然,如果你都一个人拿,谁还跟你一起做事?

高渊:就因为你这种办事风格,你们科室很早就叫你“张爸”了?

张文宏:我当医生的同时,还带着庞大的研究团队。我在复旦医学院有实验室,在复旦大学本部的生命科学院有实验室,在华山医院也有实验室,研究领域涉及疫苗、诊断、免疫等等,其中包括病源进化,当然现在这个比较敏感了。

人家说你怎么什么都做,真正厉害的人只做一个点。我说对不起,传染病从来没有告诉你,只要懂一点就能控制了。我现在的愿望是把这个疫情控制住,我可以不做院士,也可以药物不是我发现的,但我希望了解疾病的方方面面。

可能因为我带的团队比较多,做事情又比较仔细,先是团队的人叫我“张爸”。2010年我当华山感染科主任后,整个科室的年轻人也跟着一起叫。后来连那些比我年纪大的人,也都叫我“张爸”了。

高渊:在你的研究领域,最核心的是什么?

张文宏:应该就是新发传染病的诊断。这次新冠疫情是复合型事件,不单纯是一个病毒这么简单,会涉及感染的方方面面,对治疗诊断的要求很高。

这些年,我这一路走来,从非典、H7N9、非洲输入性疾病、猪疱疹病毒等,我们团队的研究都是国内领先的。现在,我还有一个团队在研制新冠疫苗,论文暂时还没有发,因为我在等国际的疫苗进展,如果效果不好,就会把我们的疫苗往前推一步,这是跟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合作的。

高渊:前段时间网上有人帮你算了一下收入,说你年薪180多万。很多人留言说,这个不算多。

张文宏:从当时的社会反应看,大家没觉得奇怪,可能觉得在一家著名医院的顶尖科室当主任,可以值这点钱。其实,在我们华山医院当内科医生,是根本拿不到这个收入的。

我是上海医科大学招收的最后一届6年制本科生,再加上硕士3年,在职博士4年,加起来读了13年。2000年前后,我在华山感染科每月的收入只有三四千元,虽然是20年前了,但当时这点钱也是养不活家里的。我曾经想离开,转行、出国或者去外国药企都可以,但我的导师翁心华教授劝我再等等看,我就留了下来。

高渊:你高考时是一门心思要当医生?

张文宏:我的中学是老家温州的瑞安中学,是一所老牌重点中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可以保送重点大学。但我都放弃了,因为我想学医,医学融文科和理科于一体,又能治病救人,比较高尚,符合我的想法。而且在我们那里,医生是很受尊重的。

我的第一志愿是上医大,在全国医学院里是数一数二的,那年上医大临床医学专业在浙江招8个人。其他志愿好像都填了医学类,万一上医大考不上,别的医学院应该没问题。

高渊:来上海后,发现这座城市符合你的预期吗?

张文宏:以前听人说上海人不包容,我18岁来上海之后却觉得,海派文化的核心就是包容。而且上海的官本位思想不重,这次疫情中,市领导对我们专家的意见非常尊重。

我这个来自浙江小镇的青年,正因为来了上海读书,留在了上海工作,今天才能够参与到全中国的抗疫中,我觉得很骄傲。自己这么多年的所学,对国家和民众能有用,这是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高渊:今天所获得的社会认同,是你当年选择学医时,最期待的结果吗?

张文宏:我出生在瑞安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家国企的工程师,母亲是小学教师,还有一个大两岁的哥哥。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通过读书能去看看更大更远的世界。人生往往不会后悔做了什么,而是后悔没做什么。我觉得年轻时大家都应该奋斗,奋斗才有机会。

在中国的社会体系中,并没有形成固化的格局。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有能力,你足够努力,可以有机会成为医学专家、企业家,或者其他领域的顶尖专家。这个国家还在不断地鼓励老百姓,在社会上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时实现自己的梦想。既然我们拥有这样的环境,为什么不用好属于自己的机会?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图片编辑:朱瓅
除署名外,照片均为海沙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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