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以此为题，能够书写的内容不计其数。但在庞杂的史料中，如何理清脉络、切中核心，无疑是人们对这一宏大话题建立准确认知的关键所在，更是人们理性认识中国的关键所在。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黄庆桥撰写的《科技重塑中国》、主编的《科技成就中国》两书，以科技为“钥”，或将为人们理解中国打开新思路。

黄庆桥在接受本文作者吴越采访
黄庆桥，理学博士，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为何总以“科技论英雄”
中国需要多一些“实事求是派”，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要做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促进派、参与者，而不是反对派、旁观者

上书房：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纬度回望历史，思考历史与当下的关联。您长期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研究工作，在您看来，人们评判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往往离不开对其科学技术发展的考量，也就是“以科技论英雄”。这是为什么？

黄庆桥：科技实力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根本体现。之所以人们“以科技论英雄”，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在这种实力方面的差异非常大，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强大的科技实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实力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培养出来的。它背后必然有一个完善的支撑体系。而这种体系又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环境等相密切关联。因此，科技发展水平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上书房：《科技重塑中国》《科技成就中国》这两本书，都是以我国科技发展历程和科技发展成就为切入点，讲述中国故事。了解这些，能够从哪些方面丰富人们对一个国家的理性认识和感性理解？

黄庆桥：编写这两本书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帮助读者从整体上理解中国科技，进而读懂中国科技。我发现谈到中国科技发展，人们常常有这么几种态度。第一种是“夸张派”，持这种态度的人，总是过分渲染和夸大中国的科技成就。第二种是“矮化派”，这样的人总是过分矮化、贬低中国的科技成就，认为中国的“月亮”就是“不圆”。而我认为，中国需要多一些“实事求是派”，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中国科技真实的崛起过程，不能总是横向比较，而是要纵向思考。要知道中国科技“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两本书按照时间脉络，为读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发展状况，并且为人们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提供了这么几条可能的路径：一是看数字，就是看能够体现科技成就的诸多载体的统计数字，比如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科技发明专利的数量、科技人才的数量等；二是看贡献，就是看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某一具体领域或行业的科技成就与实力，比如国防科技实力、各工业行业领域科技产品的性能与竞争力等；三是看原创，就是看原创性重大科学发现与突破，这方面原是中国的弱项，近年来已在若干领域取得突破；四是看影响，就是看中国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包括中国科技人才、科技水平、科技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五是看未来，就是看中国科技发展潜力，比如体制机制、文化环境等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等等。

我想，只有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中国科技的发展状况，才不至于妄自尊大或是妄自菲薄。换句话说，我们既不能因为统计数字上的迅速提高而沾沾自喜，也不能因为某些方面的重大突破而骄傲自满，更不能因为在一些领域的落后和差距而丧失信心。我们要充分看到中国科技的发展、成长与进步，要理性看待中国科技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更要客观深入理解中国科技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矛盾和问题。总之，我们要做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促进派、参与者，而不是反对派、旁观者。

代际工程难在如何组织
大科学工程往往是“代际工程”。怎么实现？就要靠强大的规划、组织、实施和协调能力

上书房：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科技成就中国》书中“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科教兴国、自主创新、创新驱动”五个章节的内容，既有对上天入地下海的国之重器的评述，又有对微观层面细枝末节的研究突破的关注。这是为什么？

黄庆桥：现代科学技术门类众多、博大精深，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把握，书中不仅讲述了中国高铁、中国大飞机、港珠澳大桥这样的工程科技，同样也关注了以青蒿素、白血病研究为代表的医学进步，杂交水稻这样的农学成就，以及“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基础科学成就。在内容的编排上，我们希望以时间为顺序，展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和接续发展。

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新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科技的重视都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根据国家发展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要，有所侧重。如此丰富的科技门类也告诉我们，绝不能用“完成时”去考量新时代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科技强国，一定是“现在进行时”。

上书房：众多科技成就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工程、大突破，往往是历时多年的代际工程。梳理这些工程时，您有何特别的体会？

黄庆桥：大科学工程往往是“代际工程”。我们会发现，这些“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代际工程的实现，需要的不仅仅是解决科学原理和技术难题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在于如何组织。怎么实现？就要靠强大的规划、组织、实施和协调能力。这也引出了科技成就中国的基本经验之一———举国体制的重要作用。

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实践证明，举国体制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家耳熟能详的重大科技成就中，很多都是通过立项重大科技工程的方式取得的。比如“两弹一星”、核潜艇、载人航天、高铁、北斗导航系统、大飞机、航空母舰等。这些重大科技都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未来发展，是中国崛起并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条件。

应当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施重点突破，是中国科技事业70年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在新时代，整合制度优势，释放体制活力，将是中国科技再铸辉煌的基本保障。

当时的决策者令人敬佩
现在我们提到“两弹一星”工程，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战略力量，是天经地义的。但在起步阶段，“两弹一星”工程实际上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阻力

上书房：科技发展关乎眼前，也关乎未来。书中介绍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工程，其重要性可能在当时无法被所有人理解。但回过头看，当时的决策者着实令人敬佩。

黄庆桥：是的。现在我们提到“两弹一星”工程，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战略力量，是天经地义的。但在起步阶段，“两弹一星”工程实际上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阻力。在那个困难年代，有人认为“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也有人认为“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党中央高瞻远瞩，下决心研制“两弹一星”，中国从1955年1月正式启动“两弹”之一原子弹工程，到1970年4月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在历时15年的时间里，接连创造了令世界惊叹不已的伟大奇迹。

“两弹一星”的成功，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的一次讲话中所说的：“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上书房：从某种意义上说，既要“人有我有”，也要“人无我有”。

黄庆桥：的确如此。在一开始不被理解的还有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主要问题和障碍并不在技术上，之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自己的系统，是因为要发射数十颗人造卫星是一项耗费巨资的庞大工程，一般国家在财力、人力、物力上难以承受，在组织管理上也难以做到。所以，截至目前，世界上只有四大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分别是美国的GPS、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和中国的北斗系统。

北斗项目启动之初，就有人问，美国的GPS不仅对全世界开放，而且是免费使用的，为什么中国还要烧钱去做这样一个系统？据说，北斗召开新闻发布会，其官方发言人很多时候都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无奈。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美国GPS免费用完全是其技术特点决定的，而且它的免费能够为美国带来巨大的产业和商业利益。美国人并不是“活雷锋”。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中国贪图省事和便宜，在自己的军事系统和社会生活领域完全依赖美国GPS，就相当于整个国家在美国面前完全没有隐私和秘密，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中国除了发展本国的卫星定位导航系统之外，别无选择。

时至今日，卫星定位导航应用服务仍是科技含量极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北斗导航卫星产业化的市场空间极富想象力。其实，不管是国内市场用户，还是国际市场用户，使用多个系统，减少对单一系统的依赖，对于增强安全性和可靠性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也正是中国北斗能够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万不能有小农心态
基础科学如水、应用科学如鱼、产品开发如鱼市场。“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不会有鱼市场。”

上书房：在我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走向世界科技强国之路的当下，“站得高、看得远”的科研态度和魄力能够给人们什么样的启示？

黄庆桥：在当代中国，每每有大科学工程上马，都可能招来一番质疑。有人会说，科学研究与科技工程要投入大量资金，是在“烧钱”。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科研本来就是可能成功、可能失败，是有风险的。虽然有些领域的科研攻关很贵，但若是因为不投入而落于人后，国家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算下来更贵。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就必须舍得投入，万不能有小农心态。

不过，在当代中国，人们对大科学工程、高科技项目并不都是拒绝的。中国人对实用技术有着天然的好感，对能制造高端产品的高新技术自然也持欢迎态度。真正引发争议的，往往是基础科学研究以及与之发展相关的科学工程。很多人评价一种科技与一项工程的标准都在于“有什么用”。而在他们看来，基础科学“无用”，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看不出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如果从纯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可能的确如此，但我们真的应该这样看待基础研究吗？

上书房：这种逻辑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固化的科学观。

黄庆桥：对。只看“有用”还是“无用”，是实用主义科学观的典型逻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科学技术被引入中国后，一开始被当作“奇技淫巧”，随后则被当作改变中国命运的强大工具和重要途径。总之，科学技术始终处于被“利用”的角色和地位，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在发生、发展规律，则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百余年来，关于“有用的”应用技术和“无用的”基础科学在中国的发展遭遇，深刻影响了许多人的思维。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生动比喻的那样，基础科学如水，应用科学如鱼，产品开发如鱼市场。“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不会有鱼市场。”

19世纪以来，几乎所有重大的关键技术的突破，都源自基础科学的发现和发展。比如国人较为熟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可以说，20世纪主要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性突破，如核能、激光、X射线、半导体及超级计算机等，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本身，却是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数学、物理符号。常人很难看得出它们的“实用价值”，但这些基础科学发展最终都改变了世界进程，惠及了民生。

“见物不见人”是不行的
他们为中国科技发展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科研工作中体现出来的某种风范，正是中国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力量和精神

上书房：有读者注意到，书的各个章节不仅聚焦重大科技工程，还刻画了参与或主导这项科技工程的科学家的形象。行文中，科学家的面目不再单一，而是变得血肉丰满起来，人们对他们的了解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科学贡献上。这样的书写用意何在？

黄庆桥：杰出科学家是人类历史尤其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19世纪以后，这种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基于此，国际上一直非常重视对杰出科学家的研究。此类研究涉及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管理科学、科学传播等多个学科领域，已成为显学之一。

就中国而言，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较多，囿于各种原因，对华人现代杰出科学家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一些研究还较多地停留在对科学家科学贡献和感人事迹的“宣传”上，深度挖掘不够。这种局面与新中国取得的巨大科学成就以及科技事业发展的复杂性、艰巨性极不相称。因此，深入了解杰出科学家的方方面面，能够使人们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史有更深刻的认识，乃至更新人们对于整个当代中国史的认识。

在了解像钱学森、钱三强、李政道、杨振宁、陈景润这样的杰出科学家时，除了卓越的科学贡献外，他们的成长经历、学术传承、思想流变、科学精神、人格品质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诠释的地方。虽然我们多数人可能难以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难以作出他们那样的贡献，却有必要了解他们，因为他们为中国科技发展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科研工作中体现出来的某种风范，正是中国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力量和精神。

上书房：要看见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历程中的一个个鲜活的人。

黄庆桥：对。过去研究科学史，往往是“见物不见人”。这是不行的。实际上，任何一项科学技术与创新成果，从发生、发展到应用的过程中，都集结了无数人的智慧与付出。要全面理解科学，就要认识一个个奋战在科研一线的个体。既要看见那些金字塔尖的杰出人才，也要看见科技生态中其他奋斗的身影。

上书房：每一项重大科学成就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科研工作者。尽管从事着不同领域的工作，但从一代代中国科研人身上，人们似乎都能找到一种共同的气质？

黄庆桥：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科学家气质，培养出不同的科学家精神。

在我的理解中，可以用3个词概括中国科学家精神。第一是家国情怀。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作为知识分子的科学家都有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第二是忧患意识。我国近代受压迫和受奴役的历史，给知识分子的特殊影响，就是要科学救国。第三是报国之志。科学家在解决科学问题时都会有发自内心的成就感，而中国科学家始终会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国家发展相统筹考虑，找到平衡。

不“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
论文不是越多越好，更不能“唯论文是尊”，学术评价要更加重视多元评价和质量

上书房：高素质科技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您在这两本书中都强调，科教并举、并重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经验。具体而言，中国教育中的哪些优势是值得人们关注并且加以巩固的？

黄庆桥：首先，应当认识到中国对教育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而是从政府到民众，举国重视教育。这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教育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重视基础，也就是通过教育手段让大多数学生达到较高水平，从而成才。正是这些人才有力地支撑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杨振宁先生曾撰文强调几十年来中国大学培养的一代代毕业生对国家的巨大贡献。他指出，中国大学生的平均水平并不低，而且中国最急需的就是大多数学生成才。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教授也有类似观点。他观察发现，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再次，中国教育与时俱进、善于吸纳。比如我在书中讲到的，20世纪80年代，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倡导、中国政府举办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就触发了中国大学物理教育和教材建设的改革，使我国物理教学改变了比较单一而古板的模式，逐渐融入当代国际先进教学模式中。与世界科学发展史同步的科学教材，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上书房：在中国科学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难免也会遇到一些问题。近来，学界对破除“SCI至上”的问题有着广泛讨论。这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黄庆桥：对破除“SCI至上”的讨论，指向的是科技评价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不应该把科技评价不能“唯论文”，理解为不要论文。我们应当尊重科学研究和学术生产的普遍规律，即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是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生产的重要形式，是科学共同体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问题在于，论文不是越多越好，更不能“唯论文是尊”，学术评价要更加重视多元评价和质量。

而要做到分类指导、分类考核、多元评价、综合考评，是不容易的。它对主持考核评价的领导部门和领导者的素质、能力有着极高要求。因此，破除“论文至上”的深层内涵，是要建立与我国科技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科研管理与评价体系。

制定一个好政策不容易，执行落实好政策更难。因此，科技评价既要给基层充分授权，也要加强监督。要有配套设施，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对于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必须加以纠正、严厉问责，并在执行中不断修正、完善政策措施。

《科技重塑中国》
黄庆桥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科技成就中国》
黄庆桥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