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关注焦点放到了疫情过后的全球格局变化。大萧条会不会来临,“去中国化”有没有可能发生,所谓“新冷战”格局会出现吗?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对此阐述了他的分析与判断。
人物档案
姚洋:1964年生于西安。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发展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两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大萧条近在眼前吗?
高渊: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的经济衰退。你怎么评价这个预测?
姚洋:他们的预测过于乐观了。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下降了6.8%,接下来能不能尽快转正,要看消费能不能上去,以及新基建能不能见效。一季度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了19%,是各项指标里下降最多的。
有人问,现在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我觉得两个都要做。对那些失业的低收入人群,最好是直接发钱,这是救助性的。对更多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群,可以发消费券,鼓励大家上街去消费。只有消费增加了,中小微企业的经济状况才会改善,就会产生乘数效应。
而欧美国家今年经济会下降5%以上,其他国家本来占比就很小,而且也极有可能是负增长。所以全球算下来,恐怕今年会下降5%左右。
高渊:接下来,全球经济大萧条真的会来临吗?
姚洋:因为疫情而陷入经济大萧条,从时间宽度上看不太可能。如果我们对标1929年的大萧条,会发现它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即便按照短的标准算,也延续了4年,但实际延续时间远远长于4年。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是无法走出大萧条的。
这次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不会延续那么长时间,但同时,衰退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大萧条。
高渊:为什么经济衰退的时长会相对较短,而深度却更深,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矛盾?
姚洋:根据我的判断,因疫情直接导致的经济衰退,大概率会在较短时间内被扭转。特别是美国,很可能疫情过后会出现触底反弹。因为美国人的性格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一般都趋于保守,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还不大敢去消费,有些人甚至两三个月没怎么下过楼了。美国人不管这些,他们一听到解封肯定马上都上街了。
但长期来看,我觉得美国出现另一场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次疫情一来,美联储就开始放水,实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虽然救了股市,但是对经济毫无作用,只会继续加大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这种做法是以牺牲未来的代价来照顾眼前的利益,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次疫情过程中,美联储救市措施是饮鸩止渴,简直是在让美国经济慢性自杀,美国最后要毁就是毁在美联储的手里。因为他们无限量地量化宽松,发了太多的货币,欠了太多的钱,这个钱太便宜了。而美国政府也在不计后果地发债,发钱发债的结果,就是消耗美国的国力,最后的资产都变成了那些债主国的资产。
高渊:美国会再次发生像2008年那种规模的金融危机吗?
姚洋:美国不断的救市措施,会引发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大的一次崩盘。其实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金融危机的迹象。近年来,美国走入了一条靠印钱维持经济增长的死胡同,其中最关键的是技术进步速度已经慢下来了,但美国又想要更快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率只有2%,他们非得要达到3%的增长率,那就只好发货币了。
发那么多货币,又没有通货膨胀,钱到哪去了呢?全到金融部门去了,所以金融部门累积了非常多的风险。有些人老拿中国的 M2跟美国的M2比较,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拿全口径的货币,比如M3、M4来作对比,美国的M3、M4比中国大多了。现在,美国的金融资产加起来是好几百万亿美元,而它的GDP才20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经济的风险比中国大多了。
“去中国化”可能发生吗?
高渊:这次疫情让全球产业链出现了断裂,如果情况持续就会发生重组。最近国内不少人担心,出于对中国的猜忌心,一些国家会不会把中国企业挤出全球产业链,也就是出现“去中国化”?
姚洋:“去中国化”问题其实国内说得比国外还多,我认为这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首先要看大势,全球产业链是由专业化分工造成的。很多企业都专注做一个小零件,或者做一个产品的一小部分,这样才能精益求精。就像苹果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但它的零配件来自十来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只不过是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这是过去二三十年里,形成的全球化分工的世界格局。要想改变这种分工,成本是非常大的。在其中,中国一开始只能做一些装配工作,现在已经在关键的零部件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加工业从中国转移出去,是符合规律的。我们不可能想象中国永远做最低端的工作,这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根本性原理决定的。
高渊: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希望通过这次疫情,加快他们本国在华企业回流,这种情况会有多严重?
姚洋: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市场足够大。现在转移出去的外企,基本上是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型企业。而绝大多数外企之所以在中国设厂,正是因为看中了中国的市场。就像汽车行业,中国的市场比美国和日本加起来还大。那些汽车企业不大可能把工厂转回本国,因为回去他们的汽车卖不出去,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
其实不仅是市场,我们的生产网络也足够强大,中国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份额是27%,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也就是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家企业搬离中国后,它会发现脱离了生产网络,生产成本一下就上去了。就好比我们有些企业在美国设厂,结果发现很多零配件要从中国进口,成本反而增加了。
高渊:全球疫情基本结束后,中国企业依然能保持现在的全球产业链份额吗?
姚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还在加码,在这种情况下,短期的产业链的中断,结果对中国可能还是有利的。我有个学生在苏州工业园区,他告诉我,很多零配件原来是由国外企业供应的,现在供不上了,国内厂商正好进来,开始生产了。所以经过这一轮调整,未必中国会吃亏,反而倒逼中国补足以往的产业短板。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第一个走出疫情,也是第一个恢复生产的国家。所以对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之说,不用特别担心。有一些改变是肯定的,这主要是过去的趋势的延续,我们只要对策得当,就不会有大的问题。疫情过后,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上的地位反而会加强。
“新冷战”格局会出现吗?
高渊:很多人认为,经过这轮疫情,全球化退潮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你有异议吗?
姚洋:这至少有待观察,出现全球化大倒退的可能性不大。当然,调整已经在发生,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已经开始调整全球化策略。特朗普上台后,更用一种相对极端的方式加速这一进程。
疫情暴发以来,很多国家实行了封城断行等措施,改变了全球商品生产和供应链的分布格局。可以说,全世界都按下了暂停键,全球化暂停已经是事实。但目前看来,这还只是应激反应。
高渊:但疫情确实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有的甚至是全局性的。基辛格说,疫情之前是一个世界,疫情之后是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会是怎样的?
姚洋:基辛格确实说疫情改变了世界,但他又语焉不详,没有进一步说清楚。不少人说,疫情之后会不会出现“新冷战”格局,其实特朗普上台后,就已经有这种迹象,而疫情确实在使之加速。
这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地缘政治,最后是技术领域。在第一个层面,很多西方人一直有莫名其妙的种族和制度优越感,他们一开始对武汉封城嗤之以鼻,后来他们自己撑不住了,又想甩锅给中国。在第二个层面,从奥巴马时代提出“重返亚洲”后,就已经开始了。在第三个层面,技术上对中国的封锁这两三年在加剧,不仅是美国,有的欧洲国家也在跟上,当然他们不会明说针对中国。
高渊:这样的竞合甚至对立,会愈演愈烈吗?
姚洋:我们应该看到还是有不少理性的声音。比如《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他说中国防疫是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有高效的政府,还有民众的信任。但这种理性的声音会不会成为主流,还很难说。
这次疫情中,一开始是不少国家帮助中国,特别要感谢海外华人。中国疫情好转后,我们开始帮助其他国家。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向西欧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历史首次。欧洲的智库联盟刚出了本书,专门谈中国对欧洲援助后,会产生哪些影响。其中一章是意大利人写的,我满篇读下来,好像他在说事实,实际上能读出来隐隐的酸酸的味道。所以说,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影响力是增加了,但影响能不能持续还要观察。
高渊:面对被疫情改变的世界,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
姚洋:早在2011年,我们就写过一个报告,其中引用了周其仁教授的一句话,叫作“大象难以隐身树后”。就是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了,影响力摆在那里,对外想继续韬光养晦已经做不到了。这时候,必须站到前台来,想躲是躲不掉的。
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过去我们的外交都是相对被动,应对型的。现在我们主动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课题,轮到美国来应对了。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和姿态,来应对国际挑战。
我的专业领域是政治经济学,我觉得疫情后,政治经济学会迎来一个新的热潮。尤其是关于体制问题的讨论,希望疫情能带来好的变化,就是让国际上更多人意识到,应该打破体制二分法,不要简单地作非黑即白的判断。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到国际上发声,当然这很困难,但我们都肩负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