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表达政治寄托而言，主要以驾驶员为喻。先秦时期公认的“车王”，除了造父就是王良。《管子·小称》篇中记载了管仲的治国之言，其中将善人理政过程中感化民众比作造父驾车时感受，只有内外尽善并能感化民众的善人在其位，天下方可得到治理。《荀子·王霸》篇中也说到：“王良、造父者，善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在荀子看来，若想跑得快、行得远没有驾驶员比得过王良和造父，而要想制秦楚、王天下就要靠聪明君子。通过比喻，善人和聪明君子分别为管仲和荀况寄托的理想的政治治理者。

另外，也存在以舆、马为喻的情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是运用这种比喻手法的巧匠，他在《离骚》中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汉代王逸在注释中以骐骥喻贤智。屈原又言：“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关于“舆”，王逸也解释为：“君之所乘，以喻国也。”明代汪瑗更是说到：“败绩则指车之覆败，以喻君国之倾危也。”面对国家的危败，诗人深情呼唤骐骥一样的贤智与自己一起挽救与治理。

通过比喻宣扬政治治理思想层面，彰显出浓厚的学派色彩，尤其以道家、法家和儒家最为突出。

其一，道家主张无为而治。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有关于“唐勒、宋玉论驭”的残简文字，根据前人整理与研究成果，文中在依次论述造父之御、钳且大丙之御、今人之御后，将驾驶之术分为圣贤御、大丈夫御、末世御三类，并巧用比喻，以御道喻君道，指出治理天下应该虚静无为，这明显是对道家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呼应。

其二，法家强调君臣不可共权、重势治。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标榜君主的绝对权势，防止大臣的势力过大而危害君位。《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中即以王良与造父不能共御的道理来比喻君臣不可以共享赏罚的权利。《外储说右上》篇中也提出：“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国之马也。”紧接着说到君主如果不利用势位以禁诛宠爱的大臣，其结果就是等他们强大起来后与君争权。此处以车喻国、以马喻势，提出人君应该利用权势管理大臣。

其三，儒家力主轻刑罚、行礼治和德治。《孔丛子·行论》篇中孔子主张以礼治民，文子问具体如何治理，孔子作答时便将其比作使用缰绳驾驭马匹，而将以刑治民比作扬起鞭子驾驭马匹。最为经典的例子出自《孔子家语·执辔》篇，其中记载了一则孔子回答弟子闵子骞如何为政的故事，通篇将治理万民比作驾驭马车。例如“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将仁德、礼法比作御马的马嚼口和马络头；“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将治理天下的各种要素一一取譬于驾车，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仁德、礼法是治理天下之根本，抛弃德法而专用刑罚的后果就是失民亡国。最后孔子还重点强调君主对六官的控制并认为其是为政之要，“御四马者执六辔，御天下者正六官”，君主一定要拿捏好手中的这六根“缰绳”。

以上通过巧用比喻而展现出来的治理思想各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派立场，很难区分孰优孰劣，唯有在具体的治国过程中“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使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至今日，驾车已经从早期的贵族阶层为主完全普及到了平民大众，通晓驾车之道并从中参悟为人、治国之道并积极践行，握好手中的“方向盘”，让个人价值的提升与国家的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既快又稳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