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的话

101年前，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管易文是曾经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的进步青年，“觉悟社”发起人之一。他在抗战爆发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活动和地下情报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上海军管会、市政府工作，1958年任国务院参事（副部级），1995年在北京去世。

本文根据管易文回忆录及口述整理，从中我们看到了百年前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民族危难之际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如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发生思想变化，一腔热血探究解决中国前途路径问题。谨以此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

管易文摄于在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前

管易文于1896年出生在广东省石城县一个满清官僚的家中，原名关锡斌。父亲关在田曾任过广东石城守府官和潮州总镇官等职。关在田早年习武，曾考取过武举人、武进士，因而被召入清宫，担任“御前侍卫”。他精通武艺，力大过人，因而颇得赏识。据称两广水师提督李准病死后，准备让他接任，只是未及上任便亡故了。这样一个显赫一时的家庭，给管易文留下的印象却非常之坏。“父亲生性暴躁，动不动就发火。”管易文自幼对父亲畏而远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管易文正在直隶第一男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天津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并发起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发起人包括南开中学马骏、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张若茗，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北洋大学的谌小岑，天津中学的于兰及直隶第一男子师范的孙学谦和管易文(当时叫关锡斌)等人，他们发动学生开始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

到了6月，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毅然弃学归国，住在母校南开中学，与马骏、潘世伦等创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担任该报主编。报纸号召天津各界和各校师生支援北京被捕的学生，支援山东和上海请愿代表。在周恩来带动下，天津学联先后组织了几次“天津赴京请愿团”，人数达几百人，进京会同北京学生和市民，向总统府、国务院和警察厅请愿。

五四运动原为山东问题而起，在全国人民的一片爱国热潮中，山东人民的行动更是积极，纷纷举行示威，响应游行。8月初，山东人民的爱国行动竟遭到血腥镇压。在济南镇守使马良的指挥下，军人枪杀了正在示威的青年和市民，造成了“济南惨案”，这更加激起了天津各界人士的义愤。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天津学联日刊、南开日刊等学报，在那天都用了蓝色套印，以示哀悼牺牲的爱国志士，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组成一个请愿团，于23日进京，会同北京和山东的学生代表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请愿。徐不但不见，反把全体代表逮捕，并扬言要将代表们全部枪毙。消息传出，整个天津城都愤怒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等，连夜又组织了请愿团，由学联副会长马骏任总领队，分别于26日、27日分批向北京进发。周恩来也亲自率领天津学联慰问团，随代表团一起赴京，营救和照料被捕代表的生活，并随时掌握斗争方向。管易文和郭隆真都作为天津学联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请愿。

在这次请愿活动中，天津学生和北京学生们紧紧连在一起，大家群情激昂，不断喊着口号，强烈要求见徐世昌，要他出来答应学生要求，严惩杀人凶手马良。徐世昌见学生义愤填膺，没敢出来，一味拖延时间，并派出大批军警，采取“划地为牢”的办法，将学生圈起来，企图让学生屈服。据管易文回忆，“我们在烈日暴晒之下，汗流如雨，眼看夕阳西斜，还没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不少学生都感到四肢酸软，头晕眼花，但大家的昂扬斗志仍不减半点。女学生们也像男学生一样勇敢顽强地坚持斗争。”

在新华门前，学生们风餐露宿，度过了第一个斗争的夜晚。第二天，北京三千多名学生和群众都闻讯愤然赶来并肩战斗。第二批天津请愿的代表也克服重重困难赶到北京，他们多次要求见徐世昌，都被拒绝。最后，徐世昌便派了个叫曾毓焦的参议出来见学生，另一方面则暗示军警将学生驱散。

这时，有人发现武装军警已向他们逼来，大家怒不可遏，纷纷痛斥徐世昌政府镇压爱国青年的卖国罪行。女代表郭隆真站在栏杆上，大声向群众揭露卖国政府镇压爱国群众运动的罪行。管易文也对包围他们的军警大声说：“我们是爱国的学生，难道爱国还有罪吗?你们把我们围在这里，烈日暴晒，口干唇焦，挥汗如雨，你们不觉得这样做问心有愧吗?你们就不爱国?甘愿当奴才吗?”

军警奉命用武力强行驱散请愿代表。许多学生被打伤，管易文的头部也被枪托打破，血流满脸，跌倒在地。幸亏刘清扬和张若茗及时赶来，才把他送到了米市大街青年会去包扎，并嘱他好好休息。但管易文一想到不少人还被困在那里，也不知有多少伤亡，便怎么也躺不住，又一鼓足气跑到新华门去了。

接着，天津南开教师马千里等发动和组织天津市民反对卖国政府、抵制日货运动。周恩来将“天津学生联合会日报”改为“各界联合会日报”，进一步唤起民众，声援被捕的请愿代表，再次进京请愿。这次人数更多，除教员、学生外，还加上了工商界代表，连同北京、山东学生代表约有一千余人，在天安门前请愿示威。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声讨卖国贼，要求释放被捕代表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军警开始抓捕学生代表，几个女学生急中生智，并排坐在天安门前的大门栓上，将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掩护在裙下。学生们奋起与警察抗争，终因寡不敌众，又有不少学生被捕。管易文被两个军警扭住，与天津代表黄爱一起被塞进一辆两轮旧马车内，郭隆真、刘清扬等30多名天津代表也同时被捕。

据管易文回忆，当时天色已黑，车外情况看不清楚，但估计马车的行驶方向可能是警备部。在车上，黄爱愤怒地说：“就这样给他们拉去，看他们如何处置?”管易文也抱定了决一死战的决心说：“管他拉到哪里，面对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外国瓜分的国家，国将不国，个人死而何虑?”

在狱中，代表们怒斥警察厅所谓司法人员，把他们的卖国谬论、奴才哲学驳得体无完肤，向看守警察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在看守警察帮助下，学生们很快知道了外面的情况，也知道了周恩来组织各界联合会声援和支持被捕学生。不久，各界联合会通过关系给狱中学生送来了棉袄御寒。迫于全国舆论压力，当局准备释放请愿代表，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兴奋起来，谈了许多出狱后的想法。郭隆真激动地说：“现在情况很清楚，不是舍生取义，就是当亡国奴，抱有什么个人幻想是愚蠢的。”管易文也表示了继续斗争的决心：“我上无父母牵挂，下没妻子挂虑，随他们怎处置我都不怕。”黄爱对他说：“你的行动太激烈，很引人注目，出去后他们还会把你抓进来的。”

1919年8月30日，警察总监吴炳湘把25个被捕的请愿学生代表召到一个大房间中，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可以出去了。”见此情景，代表们愤怒地质问：“凭什么抓我们？凭什么关了我们这么多天?又凭什么不经‘审判’又要放我们出去?是不是想推脱罪责?”这堂堂警察总监居然说：“哪里，哪里，因为你们都是代表，游行演说不是也不少次了吗?太辛苦了，所以，才把你们拘起来休息休息。你看，你们不是都长胖了吗？”学生见他如此厚颜无耻都怒火填胸，让他讲明白释放原因，表示不讲清原因决不出狱。吴炳湘见势不好，召集一帮警官将他们塞进车里，直接拉到了火车站。

在火车上，专程到京照料请愿学生代表的周恩来和天津代表郭陆真、刘清扬、张若茗、张家俊、管易文等人，开始商议组织一个团体，以便加强力量，坚持爱国斗争。

回到天津后，周恩来、马骏、邓颖超、刘清扬等人便发起在学生联合会成立一个核心小组，以“革新、革心”的精神，“自觉、自决”的意志，成立了“觉悟社”。

管易文1921年在美国留学

在狱中时，曾有一位姓戴的难友对管易文说：“听说现在有留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你是一个无家室拖累的热血青年，还是离开这里去法国吧，也可以看看大革命后的法国，探寻些救国救民的道理。”管易文自叹父母双亡、经济又困难，没有钱出去。戴就说，大家可以凑些路费给他。不久，刘清扬、郭隆真、张家俊等由勤工俭学会介绍去了法国，管易文也在大家帮助下凑足了路费，于1919年12月乘法轮，自上海出发，经香港、海防、科伦坡、吉布提、塞得港等地，经过42天海上生活到达巴黎。这是中国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同船的还有徐特立、向警予等15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