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法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很高，但今年的就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就业率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有的学生三方协议都签好了，最后还是没去成。”

4月24日下午，市人大社会委举行促进就业专项监督调研座谈会。上海外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磊说起大学生就业的一些情况。他所在的法学院毕业生，很多人会把律师事务所作为就业方向，有的学生已经签好三方协议了，但受疫情影响，一些律所宁愿赔钱，也不惜违约。

“这还是最优秀的一批学生，可想而知，那些过去就业不是太好的学校、专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李磊提到，往年这时，大学生签约率已达百分之六七十，今年差多了。高校想尽办法来提高就业率，法学院甚至自己出钱送学生去律所实习。

李磊认为，过去也经历过像4050下岗高潮，2008年的金融危机，政府也都曾推出过大量的促进就业措施。而有些措施随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已经被束之高阁，或者觉得已经不合时宜。“是不是可以充分挖掘一下现有的资源，将一些政策充分利用起来？”他举了个例子，当年有个青年见习计划，政府选了一些定点企业，让大学生到公司见习6个月到一年，由人社部门出相关补贴。“现在这个政策能否再挖掘一下？”

“疫情来得太突然，以前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疫情发生后，才知道后果有多严重。”谈起法学院毕业生找工作，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专职律师杨军也有很多话要说。她所在律所上海总部有300多名律师，疫情一来，欧美、日本的业务都断掉了，这些国家的业务出访出不去、也来不了。

“而新客户也不会再增加今年律师费的投入了，能够维持新一年的法律顾问费已经很好了。这种情况在律师界很普遍，大所有大所的问题，小所有小所的难，之前我们长期招实习生，还给一定饭贴，但疫情期间难以为继。”她建议，法学院能否和律协、律所之间进行沟通，虽然很多律所近期不招律师和律师助理，但也有些团队也需要招实习生，能否三方进行短期签约，将这段时间先过渡一下。

“我们公司想给大学生提供岗位，但招不到人啊。”市人大代表、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林凯文遇到的又是另一种情况，他说，他所在的水泵、机电制造行业，大学生难招，很多大学生不愿意来上海就业，因为生活成本太高。“这是我们公司面临的困难，上海面临的是就业结构的问题。”

他提到，公司招技工也很难，企业招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但因为户籍和子女就学问题，一些技术人员干了几年就回老家了。在他看来，疫情期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很有力度，也有温度，但在吸引人才方面，希望也能将居住证等户籍问题也考虑进来。

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国权表示，他曾跟踪金融危机期间对上海的就业影响，发现一个很简单的特征：受到大的经济波动，企业第一选择是不招人，把招聘计划取消掉，这个动作受影响最大的是大学生，因为他们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批人。实在两三个月挡不住了，企业就开始裁员。裁员影响最大的是外来从业人员，也就是说农民工，因为与这些人解除合同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这两个群体，可能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

一些代表认为，就业最关键的环节还是稳企业，企业活着，才有就业机会。有些政策要求企业不能随意裁员，可以如果企业都活不了，还怎么发工资，索性申请破产算了。“失业、就业、消费和经济的复苏，这个链条是一个闭环，你不能单独拿一块出来说，先解决什么问题，这其实是解决不了的。”杨军认为，企业活着，经济才能运作起来，有钱了才能带动消费，在解决就业问题时，这个顺序不能搞混了。

市人大代表陈继刚说，这次疫情的影响是长期的，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诸如餐饮、旅游等行业，危机还没完全爆发，所以要有长期的战略准备。社保也好，还是相关税费政策，要给企业减负，稳住企业带动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