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前记】赵启正，1940 年1月生。曾在核工业部、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党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任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筹）主任，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早期浦东开发开放亲历者之一。1998 年至2013 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会议新闻发言人。

口述：赵启正

采访：徐建刚、谢黎萍、郭继、孙宝席

整理：孙宝席、郭继

时间：2020年4月7日

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至今已30年了。30年说是弹指一挥间，但浦东已从大片农田村落和局部陈旧的街区，建设成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浦东开发的成就现在已为全世界所肯定。

如果我们把浦东开发开放比作一支交响曲的话，那么这个交响曲总谱的序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谱写的，历届中央领导人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浦东发展，是这个乐队的总指挥。在这个庞大的乐队中，我能够成为一名演奏者，真是三生有幸。演奏当中我们要思考不能错了音符，并且还要有所发扬，使交响曲更加雄壮，更加永远。

要与伦敦纽约东京对话

一位日本大报的记者曾经问我，“为什么小平同志说浦东开发晚了是他的一个错误，怎么解释？”我说，如果问浦东开发再早两年行不行？可以这样问。但如果问浦东开发可不可以早7年8年10年？不可以这样问。因为上海承担着上缴中央财政的重大任务，国家财政的六分之一由上海上缴，中央不能把上海作为试点，一定是在深圳等地取得成功之后才能下这个决心，开发浦东、振兴上海。后来，日本记者把我的谈话登在报纸的重要版面，使日本的读者也能够理解，浦东开发晚了这句话是小平同志督促我们上海要努力，要后来者居上。

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这使当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的上海有了奔头，把上海人心里的干劲点燃了。宣布浦东开发只是宣布一个政策，并没有宣布浦东新区成立，因此浦东地区也没有成立新区党的机构和行政机构，而是成立了协调三区两县和推进规划、改革方案的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上海决定尽快改变浦东地区三区两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成立浦东新区，开始定的时间点是1993年7月1日成立浦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但在南方谈话发表后全国发展形势一片上进的情况下，上海认为要加快这个工作。在1992年9月中下旬，市委决定把时间提前到1993年1月1日成立，并由我担任筹委会主任，尽快把三区两县统一到浦东新区里来，理顺体制。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要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当时有沿海开放城市，有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有特区，我们浦东是什么样的新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唯一提出的一个“新区”。据此，我们总是鼓励自己，我们自称是“党代会单提地区”，我们觉得要更珍视这个机会。

我们怎么体会它，很重要。按照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的战略要求，上海浦东的影响力最后不限于长江三角洲，是要以浦东为龙头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我们可以理解，它将来的发展目标是要代表国家与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经济金融中心进行经济对话。因此，我们要与这几个城市的指标、基础设施做对比，在访问这些城市的时候，我们很注意考察这些城市的国际作用。举个例子，当时纽约向外打国际长途电话，打100次有95次以上一次接通，接不通的就包括上海在内。上海往外打国际长途电话，打100次，直接接通的只有五六次。这就看出了我们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说明我们的基础设施老旧落后。我们任重而道远。

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挂牌成立，结束了以往由上海几个行政地区联合运行的状态，标志着浦东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转换。我们本着转变职能、精兵简政、高效服务的原则，设置职能部门、组建干部队伍。浦东新区刚成立时，制定编制只有800名机关人员，被称为“八百壮士”。当时浦东新区的干部除了川沙的一部分，基本是浦西来的，还有全国招聘的。

功能规划先于形态规划

浦东开发是国家战略，更是上海的大事。浦东新区成立之前很多年，上海市的政府研究部门、大学研究部门、民间研究机构就已经对可能进行的浦东开发作了很多论述。这都是浦东开发起步最有用的直接参考。

一个新兴城区的建设必须集中各方智慧，作好长远规划。所以浦东开发一开始就提出要“规划领先”，不能换一任书记、市长、主任，规划就变一变，这要有一个程序限定。比如，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经过国际国内论证，最后形成中国方案——一个做好模型的11.7平方公里的区域规划。按照当时的规定，陆家嘴的规划不是必须向市人大汇报的，但我们坚持要汇报。这是考虑经过市人大的认可，就要严肃对待，不能轻易改动。

因此，我们随后进行的土地批租是“主动批租”，相对于“被动批租”，我们对拿地企业的项目设计自由度有严格限制，业主要按我们规划建筑的主要参数来做。轮廓美学、结构设计都可自主，但容积率必须按照规划要求。因为我们周围的土地、道路、通讯、停车场都是按规划来设计的。40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容纳多少人，都已按照一个职工大约20平方米的面积来计算。因此，陆家嘴还未建成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未来是什么样子。所以，陆家嘴中心地区的规划成为了国内规划界的一个优秀案例。

我们所谓的规划领先，还一定要“功能规划在前、形态规划在后”。精细的功能规划在前，才能做到筑巢引凤，否则巢筑好了凤却不来岂不造成浪费？当时我举了一个简单例子：浦东要建一个足球场，将来这个球场是要给中学生练球的，还是举行大学生足球赛的，还是举行上海杯、中国杯甚至是世界杯比赛的？这对球场的规模、设计、成本是有百倍差别的。大家觉得这个比喻很好理解，得到大家的认可。

浦东功能规划的要点，就是要建设一个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城市对话的中国最大经济城市，它能进行国际经济的全面沟通。所以当初设计四个功能区，分别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这些国家级开发区的功能是彼此互补的，最后要按中央所要求的那样发展服务。每个开发区都给一定土地面积，且是分散布局的，而不是像其他地方所做的由城市中央向四周扩展，俗称“摊大饼”式开发。“摊大饼”摊到一定的时间，摊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就把郊区的工厂拆了往外扩展。

记得当时日本一些人对我们这样的做法非常赞赏，说我们这是下五子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时，我们请日本富士银行帮助我们在日本招商，他们的行长主持会议、我作主旨演讲，非常成功。我们还委托樱花银行把我们招商手册内容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分发。做成之后，他们总裁专门乘飞机到上海与我见面。他说浦东开发愿景清楚，这对外商的吸引力是很重要的。

发挥“引擎作用”的四个开发区

浦东开发这么快、这么好，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四大开发公司协同发力是密不可分的。四大公司的总经理都兼任管委会副主任，他们参加管委会会议，了解近期的浦东整体进展.他们在会上说明他们的进展，在会议上好像“政企不分”，但他们走出会场就是独立指挥的老总，我们专职主任并不干涉他们在市场上的翱翔，这时政企是清楚地分开的。所以，浦东管委会和四大公司的关系是浦东的“政企协同”模式，是一种高效的管理体制。

我有时也把浦东比作一架大飞机，它有四个很好的引擎，就是这四大开发公司。它们规模大、动力足，浦东新区这架大飞机就能顺利起飞了。管委会坐在大飞机的仪表盘旁。浦东新区的各个职能部门是为这四大开发公司服务的。我们的作用就是要他们方向一致。各开发公司可以进行市场竞争，但是有条红线，不能压价竞争，要彼此体谅和支持，协同推进。当他们有重大困难的时候，我们向中央、向市委报告，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为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市场环境。至于如何成长，他们要靠公司自己努力、靠市场拼搏，其实这种“政企协同”做法对今天的国资国企改革也许会有借鉴意义。

四个开发区在功能定位上是有分工的。陆家嘴的定位很特殊，是国际金融贸易区，这在全国特区和新区中独此一家。小平同志在视察上海时曾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小平同志的讲话对我们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很大的鼓舞。我们选择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是在黄浦江两岸，以一平方公里为直径画个圆。如今美国花旗银行、日本三和银行、英国汇丰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一批中外金融机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原油期货上海期货交易所等一批金融要素市场纷纷集聚陆家嘴，使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成为国内金融机构最密集、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地区之一。事实证明上海的国际金融区定位完全正确。

金桥1990年规划设计的是出口加工区，早期发展相对比较快，后来发现走出口加工方向太窄，应该着力发展“进口取代”，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发展汽车、汽车零部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填补自己不能生产的空白。如今的金桥开发区已经发展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之一。

张江与金桥的发展领域是会有所交集。于是我们希望他们要有所错开，各有侧重，提出张江侧重发展医药产业，建设“药谷”，既包括制药也包括医疗设备。第一个来的是瑞士罗氏制药。奠基那天，瑞士外交部长来了，即兴演讲说很喜欢“药谷”这个名称，这关系到人类健康、人类发展，“我们欧洲人爱听这个词。”

不过相比其他三个开发区，张江的发展比较困难。主要原因是外国对中国发展科技产业不那么大方，怕中国在科技方面赶上来。一流技术是绝对不给的，二流技术也担心知识产权丢失。浦东新区在全国第一个成立“知识产权法庭”，三个庭合并，提高了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公正性和效率。还公开公正地审判了几个案子，有力地促进浦东对科技产业的引资吸引力。

那些夕阳工业、污染性强的工业可能会很大方地给我们，但我们明确说“不”。当时，一个国际上有影响的显像管厂开始要在南京投资，都已签了初步协议，后来找我问能不能到上海。我说为什么要到上海？他说产地在上海，这个产品就比较响亮。另外，上海交通有海运，更方便，何况你们上海也有很多电视机厂。我说不要，因为这类企业排出的污水是非常毒的。后来有一个东南亚的大造纸厂，老板亲自给我谈说要来浦东投资，而且说是外国造好纸浆，运到上海加工。我说这也不行，造纸厂整个生产过程跟织布一样，用水很多，黄浦江就糟了。

外高桥是很有独创性的开发区，当初设计是按自由贸易区设计的。但有同志不同意叫自由贸易区，因为自由贸易区简称自由区，英文名字是“free trade zone”，会引起误解。于是就叫保税区，但译成英文还是叫做自由贸易区。经过多年开发建设，外高桥保税区成为我国占地面积最大、各项经济指标占全国15个保税区“半壁江山”的保税区。2013年自由贸易区又升级成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原先外高桥是自贸区初级版，现在是自贸区高级版。上海自贸区新片区是更高级版。

值得研究总结的“软成果”

浦东这么多年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特别是出成果，不仅是看得见的和能用数字表达的“硬成果”，还出“软成果”——那些成功的开发思路、理念和经验。这些是不容易用数字描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在思想中存在，如“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浦东开发不仅是土地开发、项目开发，而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等，都是我们体会很深的“软成果”，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要进行总结。

记得费孝通同志来浦东时，我曾跟他说过，浦东开发是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型现代化过程，浦东呼唤社会学。我说从前研究社会变化是缓慢的，看上海的城市过程是几代人，而在浦东，城市化过程也许就是20年，时间轴压缩了，社会学者可以以它为样本开展研究。费老后来在一篇文章说我的这番话感动了他。

在招商的过程中，我们不胡乱吹嘘，不好大喜功。我们越诚实，越说自己的弱点，外国人反而越信任我们。开发初期，外商到上海来投资，我会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我们的一些劣势，如关于外国投资的法律还不很健全，设计力量比较薄弱，高级技术人才可能一时供应不起来等。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告诉他们，法律不够可以合同补，设计不够可以联合设计或者委托设计。外商听我们如此坦诚，反而会说如果就这几个缺点的话，我们就来。

浦东开发注重投资环境建设是首要的，我们一直强调勤政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当时我还请浦东新区宣传部部长做了一个小牌子放在我们各饭店的餐桌上，写着“在浦东新区投资，不必请客送礼”。这个观点得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注意，他认为这样的廉政环境就把纪委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关系说通了。

我们非常重视坚持人文环境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今天当汽车从浦东陆家嘴隧道出来，左边是一块约10公顷的绿地。当时规划这块土地为高层办公楼，后来觉得楼房盖得密不通风，让人感到压抑，于是决定在此处造一块绿地，作“城市之肺”。这是上海市第一块在寸土寸金地方拆房而不建房，却作为绿地的地方。郭鹤年先生来浦东察看的时候，开始说不是投资来的，只是来看看。我就跟他讲你看这是一片绿地，这是上海第一个拆了房不盖房子的绿地，你在这里来建一个香格里拉。他说在上海已经有一个香格里拉（波特曼酒店），我就不做了。可是他去看了后改了主意，决计再建一座香格里拉酒店。

顺便说一下，中心绿地拆迁进行过程中，一幢建于民国初期的房子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这么好的民宅，恐怕在浦东也只有这么一幢，如果拆了，这个人文历史遗迹就在浦东土地上被抹掉了，那就决心留下。事后，澳大利亚一位外交部副部长访问此处时，他给我留了个条子，写了一句话“建造摩天大楼容易，留下一个人文遗迹很难。”前几年，日本NHK来采访，我请他们把旧宅的飞檐和附近摩天大厦的高顶拍在一起。导演问怎么解说呢？我回答“上下500米，前后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