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4年的一个黄昏，一身微服的周武王姬发，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箕子的门前。曩时，牧野之战（前1046年）的阴霾尚未散去，“天下万国”也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要变革殷商以来凭借杀伐、鬼神所确立的政治传统，就必须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开创一个新的文明。

“这注定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战争——一场观念的战争。”武王不禁感慨，终于放下帝王的傲慢，敲开了箕子的大门。

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是前朝的太师，也是后来出走朝鲜，进而将中华文明播撒到朝鲜半岛的圣人。

武王本想讨教殷亡周兴的根源，但箕子毕竟是遗老，终不忍心谈论故国的罪恶。武王也自觉失礼，转而探问变革天下，一统人心的天道。于是，怀着一腔悲悯的箕子遂以名传千古的 “洪范九畴”相授。

据说“洪范九畴”是大禹立国的九大纲领性指导思想。洪范，即伟大的规范，“畴”通“筹”，九畴即九个方面。

一曰“五行”，是指自然界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力量，以及五者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而实现的动态平衡。

二曰“五事”，乃作为君王所必须具备的态度、言语、观察、闻听与思考等五个方面的政治才能。

三曰“八政”，即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宗教祭祀、民政事务、教育文化、公安司法、外事外交与军事活动等八个方面的政务。

四曰“五纪”，是通过年、月、日、星辰与相应数据来探索时空变化的规律，进而确立时空秩序，以便指导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

五曰“皇极”，即以和悦、宽容、真诚、公正的政治品质，树立君王伟大的统治法则。

六曰“三德”，乃是要求君王与臣属以正直的方式行使权力、以强硬的方式贯彻执行、以温和的方式取得胜利，并根据不同的情况或统治对象合理地运用这三种统战策略。

七曰“稽疑”，是指面对重大疑难问题时，需采用严密的“卜筮”方法进行分析和裁度。

八曰“庶徵”，即通过精微体察雨、晴、暖、寒、风五种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变化，反思君、臣政治举措的合法化与合理化。

九曰“五福”与“六极”，即让百姓尽量获得长寿、富足、康宁、美善与得享天年等五种幸福，同时尽可能避免夭折、疾病、忧患、贫穷、凶恶与衰弱等六种极不幸的事情。

尽管这九大纲领仍有神学色彩，却是当时最先进、最“科学”也最系统的为政方针。武王对此深信不疑，其后周公、成王、康王更承其志，由此开启了西周长达百年的“变革”历程。具体说来，便是以“礼乐”变更殷商敬鬼事神、轻视人命的落后观念，进而树立了“天命维德”“以民为本”的人道主义的理性精神。而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熟知的周初“制礼作乐”。

周知，殷商统治的最大特征便是“神道设教”（《易传·彖辞传》），其本质是统治者借鬼神之名以行使督导教化之责，从而使自己的统治得以神圣化和权威化。这是神学时代最普遍的统治手段，至殷商时代已发展到极限。

据考，殷人以“（上）帝”为中心，建构了一套“天神、地示、人鬼”的神灵体系。这些神分管自然界的风、雨、雷、电与四时运行，深深地影响着殷商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时，各种各样名类繁多的祭祀充斥于日常生活，主导着人们的观念世界，仅甲骨卜辞中出现过的祭祀名称便多达211个（当然这个数据仍会随着新材料和新的研究进展而不断刷新），以至于一年到头，祭祀不辍。为了表达虔敬以获得鬼神的护佑，殷人更不惜丰厚的祭品，甚至宰杀大量的战俘或奴隶奉祀。

然而，对鬼神如此虔敬的“大邑商”（见甲骨卜辞），最终却失去了统治四方的“神权”，反而被勤劳、务实的“小邦周”（亦见甲骨卜辞）所取代。这一巨变所带来的震撼，已不仅仅是改朝换代那么简单，更意味着一场观念的“革命”：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着人世间的权利秩序？是鬼神吗？当然不是，否则商人就不至于从权力的巅峰陨落。

那又是什么呢？聪明睿智的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都终生行之而不知之，直到周公才终于找到了答案：那便是统治者的德行——上天只会将统治天下的意志交托给真正有德行的人。而这个“德行”的内涵，就是“洪范九畴”所确立的一整套统治法则，能践行这套法则的君王，便是有道之君。

为了将这套法则行之有效地推行开来，周公重新诠释了神、人关系，以更为包容、客观的诸神所在之“天”，取代了具有部落神特质的“帝”，进而确立了一个多元的差序化的信仰谱系。为了使这个秩序深入人心，并具备节制、引导人性的功能，周公又为之“制礼作乐”。经过周公、成王、康王三代人的努力，一个全新的具有人道、理性精神的礼乐体系，终于彻底取代了延续千百年的神道迷狂的祭祀体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周人并未彻底抛弃“神道设教”，而是以新的观念重构这套体系的各种仪式。据《周礼》《仪礼》《礼记》等相关文献记载，周人仍要求天子、诸侯真诚地祭祀“五帝”“大神”“大鬼”及山川众神，只是这类祭祀，与其说是宗教，更像是一种具有宗法性质的礼典。比如，《祭义》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理性的“祭祀”原则：“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

不难理解，起于农耕、以和为贵的周人，始终葆有那颗务实、质朴而又勤勉、理智的初心，既很好地吸取了殷末“数”祭而无敬（武王灭纣的口号即殷之不敬诸神所处之天）的教训，又没有忘却作为立国之本的信仰原则，从而使“鬼神”祭仪最终被纳入到“礼”的大框架之中，由此，真正完成了影响中国封建统治两千多年的信仰世界的建构。即便是所谓“礼坏乐崩”、信仰消解的春秋后期，深濡宗周文明的贵族们，依然虔诚信奉，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比如地处蛮荒的楚昭王（约前523-前489）。

公元前516年，年仅八岁的太子芈珍（轸，一名壬），在内忧外患中即位，他便是楚昭王。作为楚国的中兴之主，芈珍35年的人生中鲜有太平安宁的日子。昭王十年，未及弱冠的他，便迎来了一生中最严酷的打击：伍子胥率领晋、齐、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苔、邾、顿、胡、滕、薛、杞、小邾等18国盟军，水陆齐发，一举攻陷郢都，楚国岌岌可危，幸得秦哀公相助，才使楚国避免了社稷颠覆的危机。

也许正是早历忧患，才让这位少年老成、敏而好学的君王，比任何人都尊奉宗周之礼。就在他35岁那年（前489年）的春天，为了救助遭受吴国侵袭的陈国（虞舜后裔的封国），芈珍亲帅大军入驻城父（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东南边陲），以毅然决然之心守护陈国。

然而，那年的冬天格外凄寒。十月的一个黄昏，长年操劳的昭王突感不适，病倒军中。其时，天边红霞万朵，如无数飞鸟绕日翱翔。昭王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便请来太史咨询吉凶。太史认为，这确是凶兆，但可以将灾害转移给其他臣属。忠诚护主的众臣闻言，亦纷纷表示愿代主上承担灾凶。然而，昭王却谢绝了众人的好意——善良的他又怎愿看到无辜者遭受厄难呢？

太史又为之占卜病因，原来是黄河之神作祟。于是大夫们纷纷请求祭祀河神以禳灾。出人意表的是，芈珍再次拒绝了众人的“好意”。大夫们又提出祭祀四郊。昭王依旧回绝，理由只有一个：“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左传·哀公六年》）”即按照周礼的规定，各国诸侯只能祭祀自己境内的山川。或许在他心底，鬼神之力未必足以干预人间祸福，但是，周公所确立的神圣的礼乐与秩序却是不可违背的。或许正是他的躬行，据史载，昭王临终之际，曾命兄弟子西继位楚王，子西坚辞不受；又命子期为王，子期态度更为坚决；又连续5次令子闾继位，子闾亦5次拒绝。看到兄弟们如此忠敬礼让，昭王终于噙着眼泪合上双眼。而子西等人也没有辜负昭王的信赖，他们将王子熊章秘密迎入城父，奉立为王，并尽心辅佐，终于使楚国成为称雄南方的战国之雄。

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从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礼让戎狄，迁豳入岐，从而开创了西周王业；太王的儿子泰伯、虞仲亦不逊色，他们为了让贤能的弟弟季历（即文王的父亲王季）即位，主动出奔荆蛮，断发文身。如今，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楚昭王再次用自己的坚守，捍卫了周礼的尊严，为信仰崩塌的楚国臣民重新树立了典范，亦为楚国的强大奠定了思想文化之基。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作为一个曾经偏于一隅的古老邦国，周人从未忘却自己革新天下的伟大使命。但是，无论世界如何变革，他们对信仰的敬畏与坚守却始终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