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海利是我的房东。他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儿子在巴黎成家立业。退休之后，为了便于和儿子一家相聚，他买下这套房子，和妻子住在这里。妻子去世了，他一个人在巴黎待不下去，于是出租了房子，回到佛罗伦萨。不过每年他都会来巴黎两三次，看他的孙女。每次来巴黎，他都提前跟我约好时间，到房子里来看一看。

他每次来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沙发上坐一坐。我给他煮一杯咖啡，他就端着杯子沉默地坐着，眼睛里慢慢噙满了泪水。坐上十几分钟，就起身告辞。我把他一直送到单元大门外，目送着他苍老而寂寞的背影消失在附近邮局的拐角处。

有一次他带着小孙女过来。小女孩才六岁，长得漂亮可爱，对什么都好奇，到处跑，什么都想看。默海利想阻止她，又舍不得，只能无奈地朝我笑笑，由着孙女。临走的时候，我送给小女孩一只从中国带来的铜铃铛，她快活地一直摇，一直笑。其实每次默海利来，我都照中国人待客的礼节，要送他一小盒茶叶，或者一枚青花瓷的书签，他都认真地拒绝了。而这一次，他连声说谢谢，满面笑容地带着小孙女走了。

我和默海利说话不多，彼此相交也不深，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把我当成了忘年好友。每隔两个月，就会给我写一封信，信很短，就是几句话，说说近况，问候几句。最后总要说，有空来佛罗伦萨，我会等你。

我在巴黎一待数年，一直也没有去。有时候收到他的信，会猛然一阵惭愧，觉得辜负了他一番美意。他是真心诚意邀请我去的。他热爱佛罗伦萨。他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热爱这个地方。离巴黎这么近，我竟然一次也没有去。实在抱歉。

去年复活节的时候，他又来了巴黎一趟。提前一个月他就跟我约好见面，并且郑重其事地邀请我去“海陆空军国家俱乐部”吃午餐。这家俱乐部在圣奥古斯丁教堂前面，是一个极为堂皇的饭店，实行会员制，非会员订不到餐位。默海利保留了悬念，不告诉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吃饭，怎么订到的餐位。

我们在餐馆见面的时候，陪着他的是一位白发优雅的老太太。默海利穿着一身高档的西服，声音清亮，腰杆笔直，显得十分精神。

他向我介绍，这是他的女朋友，家在那不勒斯附近的伊斯基亚岛。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岛的名字，这让默海利很失望。他说，就是格拉齐耶拉的家。我突然明白，原来这个岛，就是法国大诗人拉马丁的自传体小说《格拉齐耶拉》的发生地。眼前的这位美丽的老太太，顿时在我眼里显出不一样的光芒。于是我们就谈这部小说。

这顿饭吃得极为美好。席间，默海利跟我说了他的经历。他年轻时在意大利空军服役，在一座军事机场的塔台上工作。退役后先是做推销员，后来通过考试，做了一名律师。现在虽然早已退休，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还是做回律师的工作。“只有工作，才能让时间驻留在空虚的肉体上。”默海利像诗人一般对我们说。

因为他有这样一段空军经历，所以他才是这家饭店的会员，他为此深感自豪。请我们来此用餐，其实是为了炫耀他的青春岁月。事实上，我在他身上也确实看到了他年轻时的影子。他身材不高，脸型瘦长，不说话时，嘴唇紧紧地绷着，显出坚毅的神情。

再次见面就是圣诞节了。他一个人来的，手上还拎着给孙女的礼物。大概从宾馆出来，就来了我这里。

他仍然坐在他坐惯了的沙发上。他说以前住在巴黎的时候，他总是坐在这里喝咖啡，一坐就是一下午。他用手指指我桌上那个精致的不锈钢咖啡壶，这是他留给我的。

这里的窗户朝西北，对面有一幢楼挡着，永远照不进阳光。不过中午阳光好的时候，朗朗地照在对面的白墙上，可以反射到我的房间里，整个客厅就显得十分亮堂。我用他珍爱的咖啡壶给他煮了一杯咖啡。我谈中国，他说意大利。两个人都用了许多赞美的词语，并且极为诚恳地相互发着邀请。

我出于中国人的谨慎，没有问他女朋友的事。默海利与大半年前相比，看上去又老了许多。

2020年的春天，意大利遭到新冠病毒海啸一样的袭击，最近几天，几乎每天都有1000人死去。我给默海利打了一个电话，这是第一次给他打电话。他花了一分钟才弄清楚我是谁。

“我一个人在家，就是我一个人，没什么。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责任。”他说，“我不怕死，到我这个年龄，已经无所谓了。”

“儿子一家怎么样?”我问他。

“他们还好，也关在家里。听说巴黎死了一个16岁的女孩，这很可怕。我给我的孙女打了电话，让她千万不要走出家门。”

默海利说，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向一尊有神迹的耶稣像祈祷。那尊神像在1522年曾把绝望的罗马人从黑死病的魔爪中拯救了出来。“我希望这次会有奇迹诞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坚定，像一个老兵正警惕地瞭望着空中飞机的起起落落。

“你一个人生活，需不需要什么帮助？口罩有吗？”我问他。

“我只是很想她。”

我不知道他说的她，是去世的妻子，是那个女友，还是他的孙女。

一阵沉默之后，默海利挂断了电话。

（写于2020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