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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章玉贵:判断金融危机的三个“读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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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多 2020-04-08 16:47
摘要:把握规律,积极应对,有效化解,精准施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金融、产业、市场等方面可能会有哪些冲击,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冷静思考。上观新闻记者日前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章玉贵教授,请他从全球经济、金融及产业等角度,为我们分析研判一下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特殊问题及解决之道。


章玉贵,1971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国际贸易、中国经济。在国内首次提出构筑中国“经济高边疆”,首次提出“金融资本力”的理念。


记者:美股四次熔断,新冠肆虐全球且力度不减,新一轮全球经济遇挫是否会成为必然?

章玉贵:在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高度联动、各国贸易的正常开展高度依赖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的约束条件下,投资者对新冠疫情这一存在显著不确定的重大外部变量极为敏感;加上油价暴跌产生的踩踏效应,使得疫情很快引爆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大面积雪崩与反复震荡。尤其是占全球股市总市值近一半且被视为经济繁荣标记与总统执政业绩晴雨表的美国股市,仅用1个月的时间即从繁荣高点跌入熊市区域。超过2000只股票股价腰斩,超过10万亿美元的市值蒸发,10天之内美国三大股指四次触发熔断,均为全球金融市场百年之仅见。另一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波动,黄金作为市场主体最后信心的标记受到投资者追捧。至于衡量市场恐慌情绪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VIX指数,一度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80.74的峰值。凸显在全球经济信心高度依赖金融市场价格传导的后工业化时代,即便是拥有强大金融体系且经济基本面明显超过西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在面对超大规模市场风暴时,同样表现出惊慌失措。

经济衰退既有周期性的因素,也往往是由外部冲击引致的。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并,确诊与死亡人数不断上升,造成以二十国集团(G20)为代表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生产与服务出现大面积停摆。于是,被广泛视为衡量经济衰退预期指标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迅即呈现断崖式下降。业已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的3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分别仅为40.5、31.4和37.1,不仅远低于经济荣枯分界点的50,也跌破了经济信心底线的45。欧元区的这一指标甚至跌到1998年开始编制该指数以来的最低水平。鉴于3月份的PMI初值是基于美欧和英国尚未实施最严格防控措施的情况下调查而得的,预计随着管控措施的全面升级,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商业活动将被迫冻结,全球供应链面临断裂,将造成随后几个月的PMI数据再创新低。早在一年多以前,作为表征美国经济衰退的精准预测指标之一——美国政府债券收益率曲线倒挂已经出现,有市场人士判断全球经济将可能步入衰退周期。

记者:现在人们很关心,2008金融危机是否会历史重现?

章玉贵:今年3月9日,美国3个月期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再次出现倒挂,这是市场会感到恐慌的重要信号。而在过去50年里,这一曲线倒挂预示着经济衰退的脚步正在临近。3月25日,作为最具流动性金融产品的美国1个月期和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双双跌至负值。再次印证新冠病毒对美国经济信心的侵害之深。

个人判断,若美欧无法在短期(3个月)内有效控制疫情,乃至极端情况下出现6个月以上的经济休克,则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将难免。而全球性恐慌与需求大幅下滑又将恶化本就脆弱的经济信心,美欧短期内出现20%以上的失业率或将无法避免。美欧将可能在今年第二与第三季度交出负10%以上的惨淡经济数据,并拖累全球经济步入负增长周期。因为从技术层面而言,只要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低于2%,就意味着衰退来临。另一方面,由于美国金融市场面临最近十年来最危险的局面,包括页岩油气公司债券等高风险板块可能爆发违约风险。市场的不稳定又会增大超大规模债务抛盘的可能性;假如一些超大规模对冲基金最终崩盘、市场流动性枯竭,华尔街将重回超级萧条场景。

某种意义上,国际金融市场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发生的超级震荡,已经具有金融危机的一些普遍特点,即爆发时间的不确定性、传导机制的高度敏感性、跨市场的恐慌性下跌以及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严重破坏性。所幸的是,由于全球银行业的资产状况要比2008年稳健,银行的资本与流动性也较2008年强大。使得作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标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的情形目前尚未发生。而拥有107年历史并长期扮演危机时刻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美联储,尽管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本领不足,甚至赤膊上阵,祭出无限量购债的救市举措,以至于被市场人士贴上“最后商业银行”的标签。但美联储并未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它仍然是全球最能释放流动性的超级央行。

记者:是相对乐观吗?

章玉贵:不是。判断全球经济是否将步入深度衰退乃至进入爆发金融危机的读秒区,尚需观察三个动向:一是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短期吸损与自我修复能力;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能够在沟通与协调的基础上收起“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并向市场注入信心;三是全球金融市场是否能在3个月内止血并稳住基本盘。

就第一个动向而言,美国政府从先前的过度自信、盲目乐观到疫情蔓延之后的猛烈救市以及迅速出台高达2万亿美元的历史性应对新冠疫情方案。说明美国依然拥有较为成熟的自我纠错机制和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与强大的财力基础。美国的经济与金融基本面也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最好的,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吸损与自我修复能力。但美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是能否在3个月内取得类似中国在抗击疫情中的第一阶段胜利,否则将可能触发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

就第二个动向而言,随着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的成功召开,已经向全球宣示一致应对新冠病毒并最终战胜疫情的决心;主要经济体的联合声明将对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加强国际贸易合作,消除“以邻为壑”方面将展现出超级“稳定器”的作用。预计本次G20特别峰会将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因受疫情冲击而走向全面失控。但由于G20依然缺乏强有力的执行与监督机制,其应对重大危机的努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行为自觉。因此,作为G20最重要的两大成员国,中美两国能否像2008年至2009年那样携手采取战略合作和重大特别行动,对于全球尽快战胜新冠疫情并将损害降到最低,对于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确保不发生全局性金融危机,至关重要。

至于第三个动向,目前来看是最难预判的。因为这取决于各国和全球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能力与协作成效,还取决于包括油价暴跌在内的影响因素能否得到有效控制。而疫情的反复或曰二次疫情的爆发以及全球在集体维护供应链与产业链完整方面的合作意愿等,都是重要不确定因素。所谓做好最坏准备才是真正有准备。如果主要国家能够秉持底线思维,切实采取最严格防控措施,并在全球联防联控方面展开实质性合作,则全球金融市场在年底之前真正企稳是完全有可能的。

记者: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这场疫情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章玉贵:自1985年美国学者西奥多·莱维特首次提出“全球化”以来,全球化从理念到现实,逐渐成为过去30多年来促进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尽管这期间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从未停歇,但总体上,维护与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就国家层面而言,至少在2016年之前,主要发达国家还是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的。至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推动者或捍卫者。2017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促进全球化的动力和偏好显著衰减,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乃至鼓吹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技术“脱钩”论,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合作与分工的重大变量,并在一定程度增加了交易成本。

新冠疫情在我国爆发之后,日韩作为近邻且在产业链上与我国有着十分紧密联系的重要贸易伙伴,高度支持我国抗击疫情,希望我国尽快恢复经济常态,以保持东亚地区的产业链衔接与供应链顺畅。而在日韩随后面临疫情快速蔓延并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中国随后通过官方与民间渠道给予积极支持和援助,并切实采取措施加强中日韩三国的疫情防控合作,确保保持区域经济稳定和供应链安全,这是区域国家在集体面临公共卫生安全时采取集体理性决策的典范。十分有利于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运作,也是三国携手消除分歧加快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契机。

但在另外一方面,随着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并重创了欧美国家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各国之间彼此不信任度加深,基于各种安全理由的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国家利己主义也随即抬头。尤其是作为头号强国的美国,从最初对我国爆发新冠疫情的幸灾乐祸,希望本次“黑天鹅事件”尽可能拖累中国甚至希望触发系统性经济与社会危机,到震惊于我国在不断两个月的时间内即控制住疫情,再到一些主要官员极力主张将包括医疗设备供应链在内的重要供应链转移回美国。其“美国优先”的政策逻辑非常鲜明。

记者:疫情对重塑经济链产业链价值链有哪些潜在的影响?

章玉贵:无论是中美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与合作,还是我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中枢,其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既具有全球工业生产与产业格局变迁的周期性与阶段性特点,也具有周期内的稳定性特征。最近十年来,我国一直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关键核心角色。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占据了全球贸易将近四分之三的增长份额;我国则是这一增长的最重要来源,掌握着全球中间品供应的将近三分之一的份额。随着我国近年来致力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开始在全球产业链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核心角色:我国不仅在包括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逐步攀升至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且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事实上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上游国,越南等地区性制造中心为下游国的国际分工格局。我国也由此构建了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

但在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核心与重要产业控制权争夺的今天,任何因为内部或外部冲击造成国与国之间产业竞争力的此消彼长趋势,都是各国决策者高度关注的话题。对不少国家的决策者而言,一定会站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反思”全球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的现实脆弱性,也会在审慎评估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即期与中长期影响的基础上,寻求本国在全球经济变局中的最优应对与发展方案。尽管从实际监测来看,我国目前尚未出现产业链供与应链因受疫情影响而向国外大规模转移的现象。但一些长期深耕中国的外资企业在疫情爆发后,已在制订“B计划”,或“中国+1”、“中国+n”计划,以将在中国的生产线或供应链转移到价值洼地或安全地带。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从全球产业发展与分工格局变迁以及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资本对外输出变化情况来看,中美在2007年左右形成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格局在持续十年之后,随着美方挑起对华经贸摩擦而面临一定程度上的断裂。不过,市场是最聪明的体系性存在。对国际市场嗅觉极为灵敏、长期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且高度依赖海外利润的跨国公司而言,除非有持续性的另类替代性收益补偿,否则它们不会主动放弃我国市场,进而选择与我国脱钩。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也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能够承担得起将全球分化为两个技术、贸易、产业乃至金融体系所带来的显性与隐性成本。换句话说,就正常的商业逻辑与交易成本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国际产业与金融资本,一般不会选择与我国脱钩。

记者:疫情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之路有哪些深刻影响?

章玉贵:疫情可能加快在华投资跨国公司寻找中国本土之外的供应链“备胎”的步伐。当然,就产业转移的动力而言,疫情作为意外冲击属于外生变量,并非我国庞大制造业外移的内生性因素。经济决策必须在掌握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基础上,对全球产业发展及其趋势做出科学理性分析。千方百计稳住外资在华发展预期,确保我国制造业能够拥有到2030年前的发展机遇期。

因此,我国要充分利用目前外围疫情蔓延而我国相对安全的难得时机,抓紧复工复产,积极扩大内需,修复出口产能,尽力协调并确保核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及时顺畅;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框架,尤其要充分发挥我国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与促进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形成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通过非常时期的双边与多边协调与国际企业网络优势,主动承担起包括全球抗疫所急需的医疗物资供应在内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运行的重大责任。同时,更要站在全人类安全与福祉的战略高度,以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成功召开为契机,积极推动中美在疫情联防联控和促进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运行方面的合作区间,推动构建中美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我国在全球疫情结束之后,应抓住机遇,通过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不断释放扩大经济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红利。形成中外企业基于产业与技术分工形成的新型利益共同体。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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