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为典型的移民社会，海纳百川，各地同乡团体、各种同业组织汇聚，各类慈善救济事业勃兴。面对水患、旱灾、兵燹、疫情等灾害对社会民生的破坏，各地旅沪同乡会与上海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中国济生会等慈善救济组织，在募捐赈灾、动员防疫、治病救人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回溯百年前旅沪同乡会、上海慈善团体驰援江浙等地疫区的往事，追寻近代上海医疗队义无反顾、英勇救疫的身影。

红十字会医疗队在行动

1918年秋，浙江上虞、余姚、慈溪、镇海等县发生时疫，情形日益严重。上海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闻讯后，于10月19日致电绍兴柯桥红十字分会倪仲敬：“项见各报载有绍属上虞西乡发生剧烈之时疫，死亡无数，延至宁属，苦无医药等云，请即查明病情电示，敝处立派王医生培元带医队及药品来绍救治，务请设法照料。沈敦和。皓。”（《筹备赴绍救疫》，载1918年10月20日《民国日报》）

同月21日，沈敦和又致电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杭州杨督军、齐省长鉴：近悉绍属上虞、余姚地方发生一种剧烈时疫，死亡相继，苦无医药。敝会特派西医曹思劬等，带同医队、药品驰往该地救治，务请尊处电饬该县知事妥为照料，共襄义举为叩。中国红十字会沈敦和。马。”按照中国红十字会部署，先派医生曹文贵、谢筠寿、李家骥、林春山、鲍康宁等组成第一医疗队，乘宁绍轮船前往浙江救治，再派西医王培元等组成第二医疗队，设法防止疫气继续蔓延。（《红会赴绍救疫》，载1918年10月22日《民国日报》）

鉴于疫情态势紧急，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立即派出第一医疗队，由曹文贵医生带队，驰赴上虞。第一医疗队经过宁波时，据当地《四明日报》报道，各县“半月以来，忽发现一种时疫”，患者头痛发热，症状如同感冒，一般人三五天即能好转，但重症者常有性命之忧。慈溪城区先是东门角有人发病，很快就蔓延到南北角，而在乡下，罗江已有三十余人死亡，管家村也有十五人丧生，蓝溪两天死了四人；在镇海城南，有陈姓一家十七口，患病者竟有十五人。可见疫情蔓延迅速，令人恐怖。

曹文贵等发现，该地各县疫情的原因，主要是天燥雨少、河水污浊导致，饮食不洁者感染颇多。曹文贵等经过调查分析，认为河水不洁是导致传染不断蔓延的一大原因。事不宜迟，他一面商请红十字会宁波分会负责人张天锡等设法劝讲卫生，一面通知各地患此症者速到宁波分会报告、医治。与此同时，曹文贵向沈敦和作了详细汇报，并率医疗队乘火车赶往上虞等处调查救治。

沈敦和接到报告后，鉴于疫情严峻形势超出预期，百姓性命攸关，迫在眉睫，当即决定派出第二医疗队，由西医王培元、黄子静带队，包括帮医张鸿墀、陈居廉，看护朱俊芳、黄维明，庶务沈葆和等，并由绍兴旅沪同乡会派来的魏子翔负责照应。当晚，第二医疗队就乘坐轮船招商局的江天轮，先赴宁波，再转绍兴，前往疫区施救。沈敦和考虑到，上海的医生不敷派遣，又致电杭州，向西医梅滕更商借数名医生，随后起行奔赴疫区。

经过医疗队夜以继日协同奋战，救人无数，几个县的疫情得到控制。1918年11月18日，《民国日报》刊登了余姚县知事陈赞唐致沈敦和的感谢函：“仲礼会长大鉴：敬启者。此次姚邑时疫流行，弟奉职无状，不能感召天心，深自负疚。承贵会诸先生来姚诊治，城区由王培元先生同诸医诊治，日常百起；东北各乡由黄子静先生驰往，沿途施诊凡八百余号，所救活甚多，似此勤劳仁惠，真属万家生佛。近幸时病渐平，诸先生可以息肩，爰代阖邑人民鸣谢。”

中国红十字会也为吴兴（今湖州）时疫贡献不小。同日的《民国日报》上，也刊登一封吴兴救疫事务所致沈敦和的感谢信：“仲礼会长台鉴：顷奉惠函，并药一木箱，即交刘、章二君开封应用。日上疫势虽减，而求医者尚连绵不绝。贵会为湖人拯命，即以为湖人请命。”可见，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驰援浙江疫区，救死扶伤，成效颇著，造福万家。

中国济生会与绍兴旅沪同乡会联袂驰援

与中国红十字会不约而同，另一慈善组织上海中国济生会也接到余姚、上虞、绍兴、萧山等县发生猛烈秋疫的求援，“死亡相继，情形极剧，亟须设法前往救济”，济生会立即筹集款项和药品，并由上海中国义赈会拨助防疫施药施材经费二千元大洋，迅速组织济生队，分批出发，由第一队队员沈葆保等带同中西医士，以及该会自制、对于治疫有奇效的济生丹、急救丹、灵应丹等药品，于10月24日起程赴绍施治。济生队第二队也准备就绪，不日出发。（《筹救绍疫类志》，载1918年10月26日《民国日报》）

在上海各方紧急驰援绍兴疫区的同时，也有一段令人愤慨的插曲。

鉴于疫情暴发，各方悬系，绍兴旅沪同乡会心系桑梓，专门召集会议讨论。朱庆澜、宋汉章等董事一致决议，由同乡会筹资数千元，补助绍兴县办理防疫治疗事宜，并派代表章瀚轩回绍兴与县知事筹议进行方法，并由同乡会出面请求浙江省长派人同往调查。浙江省长齐耀珊接电报后，专门委派陈炳业到绍兴察看疫情。

陈、章二人于10月24日与绍兴县知事王嘉曾会面，谈及疫情时，王嘉曾竟极为冷淡，坚称“绍地并无时疫，惟系时病，现亦渐少”，而且表示：“死亡者均系老人幼孩，不足为奇。我娘舅知医，我从小跟随，亦略知医理，岂有不谙疫症之理？且此事办而完善，果须许多金钱、许多精力，办而不好，反失我们体面，实可置之不计。”

对于王嘉曾矢口否认疫情的态度，陈炳业无可奈何，只得赶赴上虞县实地调查。

而章瀚轩则到附近各乡察看，发现有一家八口死五人者，一家四口已死三人而一人尚在病中者。以城区人口计算，约二百六十人中死一人。章瀚轩确认是蔓延迅速的剧烈传染病，建议由绍兴旅沪同乡会出资，在疫情高发的地方设立临时治疫医院，并请同乡吴节庵赶赴上海报告调查情形。（《绍兴知事包庇疫虫》，载1918年10月31日《民国日报》）

针对绍兴县知事王嘉曾的表现，上海《新闻报》于11月2日发表了《绍兴知事讳疫之沪闻》及《讳疫》评论，对其愚昧无知和恶劣态度强烈谴责。

10月30日，绍兴旅沪同乡会商同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派陈荣华、吴渔村、刘少英等乘新宁绍轮船出发至绍兴，医疗队由吴节庵陪同前往救治。31日，上海中国济生会济生队带着各种药品到达绍兴，暂寓华安旅馆。当地官署出面欢迎，并发给济生队余姚、上虞、绍兴等县的公文护照，以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济生队由冯仰山、陈荣华分别担任队长，兵分两路，前往疫区救治。其中，冯仰山、张瑞祥及医生英雨川等，于当日下午乘车前往余姚各乡村施救；陈荣华、谷照亭、吴节庵及医生刘少英等，于翌日起行赴绍兴救治染疫病人，施医施药，分文不取。（《济生会赴绍救疫》，载1918年11月3日《民国日报》）

疫区求援，有求必应

1919年夏，江苏昆山及浙江绍兴、定海等地又有时疫发生，上海中国济生会特地组织临时救疫济生队，前往各地医治患疫者。临时救疫济生队制订了详细的简章，兹照录如下：

一、本济生队延聘中西名医前来随症施治，不取分文。

二、本济生队先择时症较甚之乡镇施治。有患病者即来报名，当依名次先后开方。其患病较轻可以行走者，即自到本临时医院地点请诊。

三、本济生队到乡后，如有隔乡邻村欲求施诊者，亦可通报。惟须酌量路程远近，顺路先诊。倘病情危急，可速抬至本临时医院诊治。

四、本济生队随带济生丹及各种丹丸药料，均系著名灵效神丹，虔诚制配，最合时行疫症。

五、本济生队完全自尽义务，所有医生施诊以及赠送丹丸并往来路费等等，均系自备资斧，丝毫不收费用。

六、本济生队所到地点，如遇有贫病堪怜无可设法者，经本会会同乡保查明确实情形，自当酌量补助。惟此系善举，不得争多论少。

本队临时医院暂设浦东陆家渡荧昌自来火厂内。

1919年8月，沪上著名士绅李平书致函上海中国济生会，告知昆山时疫颇烈。济生会即派济生队队员葛雄夫、陈允恭前往实地调查。据调查，一星期前，有一乘客搭乘沪宁铁路贫民车路经昆山时，患疫毙命，不久，该车站邻近的一茶馆女主人也染疫而亡。疫情由城中而乡间，不断蔓延，城中尤为严重。

昆山绅商在城内设立了临时救疫医院，延请多名中西医施治，每日赴诊者络绎不绝。但对乡间的病患来说，城内路遥病急，远水近渴，因而济生会又派出济生队医生带药前往救治。（《济生队赴昆山救疫》，载1919年8月14日《民国日报》）

同月，浙江余姚、上虞交界的五夫、孙魏等地方发生时疫，大都系瘪螺、吊脚等传染性痧病，蔓延甚速。绍兴旅沪同乡会闻讯后，致函上海中国济生会，请求派员驰往救治。于是，济生会添聘医生，带齐药品，于19日出发赴疫区救治。（《济生队赴绍兴救疫》，载1919年8月21日《民国日报》）

据1919年9月《新闻报》报道，定海也发现时疫，宁波旅沪同乡会聘请西医前往救治，但医生人数不够，宁波旅沪绅商朱葆三、陈箴堂、钱达三等又添聘杨钟甫医生带领看护数人前往增援。（《医生赴定海救疫》，1919年9月5日《新闻报》）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在医学尚不发达的百年前，传染性疫情尤为可怖。文中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中国济生会、绍兴旅沪同乡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民间团体立足上海，不分畛域，以慈心善行，充分动员上海及周边城市的医生与医疗资源，发扬他们的医者仁心，不顾艰险，救死扶伤，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实现了百年前的创举。

他们的身影早已杳然而去，姓名散落故纸不为人知，足迹也湮没已久，但其精神值得后人追溯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