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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访谈】胡范铸:钱杨夫妇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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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芳 2016-07-05 07:24
摘要:钱钟书杨绛夫妇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他们都是杰出的学者、作家,彼此并不只是各自著作的“第一读者”和创作的“外脑助手”,更是各自生命的支撑体系。

图片来源:新华网

徐芳:104岁仙去的杨绛先生,曾以她的一句翻译诗“我和谁都不争”,一再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而1998年去世的钱钟书先生,更是没有墓地,没有骨灰,甚至也不要撒骨灰的仪式……

 

——那仿佛是现世之外的故事,例如钱钟书的《槐聚诗存》收入了1991年作《代拟无题七首》,由杨绛交代了缘起,原来钱钟书代杨绛拟旧体情诗,“余言欲撰小说,请默存为小说中人物拟作旧体情诗数首。默存曰:‘君自为之,更能体贴入微也。’余笑曰:‘尊著《围城》需稚劣小诗,大笔不屑亦不能为,曾由我捉刀;今我需典雅篇章,乃托辞推诿乎?’默存曰:‘我不悉小说情节,何从着笔?’余乃略陈人物离合梗概,情意初似‘山色有无中’,渐深渐固,相电缠绵, 不能自解,以至忏情绝望犹有馀恨,请为逐步婉道出。并曰:‘君曾与友辈竞拟《无题》数首耶?’默存无以对,苦思冥搜者匝月,得诗七首掷於余前曰:‘我才尽此,只待读君大作矣。’余观其诗,韵味无穷,低徊不已。绝妙好辞,何需小说框架?得此空中楼阁,臆测情节,更耐寻味。若复黏着填实,则杀尽风景。余所拟小说,大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

 

这样的书房风景,只仿佛在沈复的《浮生六记》见到过,能否就他们夫妇俩的写作研究做些比较?

图片来源:杭州网

胡范铸:钱钟书杨绛夫妇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他们都是杰出的学者、作家,彼此并不只是各自著作的“第一读者”和创作的“外脑助手”,更是各自生命的支撑体系。在写作上,杨绛早年由创作剧本而名,50年代后则潜心翻译,暮年则又“重操旧业”,连续创作了小说《洗澡》和散文集《干校六记》《记钱钟书与〈围城〉》《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钱钟书的著述道路则似乎相反,如果除却早年的报刊短文的合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学术撰述《谈艺录》开始,虽然也曾短暂地有过小说创作,但在上世纪50年代后“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的语境中,选择“如膜妄心应褪尽,夜来无梦过邯郸”,彻底放弃了小说创作,完全投入到学术的思考与探究之中。

图片来源:豆瓣

如果要比较两位的创作风格,胡晓明教授曾经有一个很精当的比喻:《围城》仿佛唐三彩,《洗澡》则如宋青瓷,一炫目一沉静。如果就全部著述而言,我则更愿意将两位视为一如云中峻峰,一如潭间静流。杨著令人神清气爽,掬甘泉而滋味自在其中;钱书则使人心醉神迷,入宝山而往往难识全貌。

 

徐芳:钱钟书著述中的著名长篇小说《围城》,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但也有很多人认为那是人生意蕴十分丰富的小说,甚至竟可称为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那么,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里,或许又有人要问什么才是真正的《围城》?什么才是真正的“钱钟书”?

 

胡范铸: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钱钟书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对,他的小说《围城》几乎是家喻户晓。钱钟书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也对,他谈古说今,会通中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等,来人用英语写信用英文回,用德文写信用德文回,用文言文写信用文言文回。

 

一部《管锥编》引用的中外最重要的文献2000多种,他家里却没有什么藏书,几乎全凭记忆和笔记。他在意大利参加欧洲的中国研究学会大会,讨论意大利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随口举出大量英国、德国的文学典故和民间谚语。有法国学者于儒伯提问,他当即用法语引用了法国文献加以回答。于儒伯惊叹“他知道的法国东西,比我还多”。1930年代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吴宓曾经这样说:”当今学术界,人中之龙,老一辈是陈寅恪,年轻一辈就是钱钟书。”而当时钱钟书只是大学本科二年级的一位学生。

 

图片来源:豆瓣

但是,这些认识是:不确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钱钟书一生著述相当丰富,其中最早正式出版的,是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这可以看作钱钟书一生写作的“序言”,读《写在人生边上》,你立刻就会感受到一个极其深刻而风趣的智者的风采。

 

如:《吃饭》不但揭示请客上馆子吃菜,却顶着吃饭的名义,就好像“政治家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把饭给有饭吃的人吃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别人的饭,那是赏面子。把饭给没饭吃的人吃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别人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更揭示“弄饭给我们吃的人绝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只有为他弄了饭来吃的人,才支配我们的行动”。

 

图片来源:东南网

当然,钱钟书最为社会所熟悉的作品就是194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围城》。表面上,《围城》说的是一个无锡的乡绅子弟方鸿渐的情感历程,不过,人们更可以看到,其中充满对于教育制度、对于社会风尚、对于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人格的无情解剖。因此有论者将之誉为“新《儒林外史》”。

 

不过,它的意义却并不限于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其作品曾经一时风行,不过一旦时过境迁,其主旨却很多已经变成或者将要变成“伪命题”。但钱钟书的小说却与之截然不同,以至于习惯于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断规训的“专业读者”常常很难认同。

 

《围城》得名于法文成语“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英国古话所谓“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对此人生境地,钱钟书论著曾一再讨论,并概括为“当境厌境,离境羡境”。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困境,也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命题。

 

《人·兽·鬼》包括四个短篇:《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书名与小说故事过程相合,更多地蕴示“人性、兽性、鬼性"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可机械对待。

 

图片来源:新华网

长篇小说《百合心》写了几万字而中断。不过由书名则显示了钱钟书观察社会的独特思想方法:“百合无心”:也就是通常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可是在钱钟书看来,“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仿佛“百合瓣”与“百合心”的关系(在他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中,则更多地使用“剥洋葱”之喻),一切现象都包含了本质的要素,一切本质都在现象之中,舍弃现象就没有本质。

 

可以说,这些命题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不但是难以想象的,更是绝无仅有的。元稹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对一位博览中外文化要籍,直接与古今大思想家对话的哲人来说,“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辩深思"(柯灵),许多使平常人迷狂的见地、困惑与悲欢,在他那里则成了陈词、伪困惑或无意义的情绪纠葛。“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超越狭小的文化圈的拘禁,超越狭隘的利益集团意识的拘囿,冷静地观察、剖析众生世相,却又深切地关注着具有超时空意味的、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这才是钱钟书小说的最大特色。

 

由此而论,钱钟书的小说不是什么“学人小说”,而是一种从体察人性与非人性的联系与转化(《人·兽·鬼》)到关注人类的普遍生存困境(《围城》),进而思究人文现象的根本观察方法(《百合心》)的“思想者小说”。

 

不过,钱钟书的作品不仅仅是《围城》,或者可以说,主要的并不是《围城》。在近六十年著述生涯中,《管锥编》、《管锥编增订》、《管锥编续辑》由先秦而纵论至唐,《谈艺录》与《谈艺录补订》由唐而纵论至清末。二者相接,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籍与文化思想的通观,虽说前者依托典籍而生发,后者依托人物而论述。《宋诗选注》其断代性质与《管锥编》《谈艺录》所体现的通史性质,纵览与横截正可互相发明。

 

《感觉·观念·思想》(未刊)据作者自述是对西方文化典籍的阐发,用西文草就,拟写定而作为《管锥编》的“外篇”,其气象与格局当与已刊《管锥编》相当。

 

在以中国文化要籍为纲的《管锥编》与以西方文化典籍为纲的《感觉、观念、思想》之间,另有一组著作:一是论述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是分析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他身后留下的还有《外文笔记》35000多页,《中文笔记》15000多页,《容安馆札记》3000多页。其中《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后达四十九册。

 

由这一格局,直接显示出钱钟书著述的一个基本特点:“打通",这意味着:文辞、文学、文化;文理、艺理、世理、心理、哲理;历史、当代、国外,宏细不捐而又小大由之。

 

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资料的检索如此便利,钱钟书已经失去了其意义。可是,既然如此,十多年过去了,为何不但论者没有成为钱钟书第二,世间迄今也没有出现第二位“钱钟书”?任何真正的思想都包含独特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独特“方法”、由此带来的独特“认识”。

 

何以“人己古新之界,皆超越而两忘之”(《谈艺录》第206页),以达到对整个人类文化思想一体化的认识,这是钱钟书的基本问题。由此,钱钟书提出了“人文现象学”观察与阐释的重要原则:“尊重现象”,古今中外“作平等观",并拈示了一系列基本观念(现象的“滑稽异同”、“为无町畦”;观念的全面“打通"、“界泯障除”;文化的“骑驿沟通”、“互文见义";思想的“相非相续”、“和而不同”;认识的心中“虚静“、“视界融化”;释读的“以反求覆"、“循环阐释"等等)和独特方法(“拆散”、“发覆"、“旋转”、“言路”等等)。

 

他更拈示了一系列重要的命题:“有伪未必有真,而有真则必有伪”、“学说杀人猛于苛政”、“内容尽化为形式”、“天然音吐”区别“人为禁忌”、“雪为伪洁”“、“所奉佛法未必即为直心道场”、“言不足定人而行亦未可尽人”、“庞大"并非“伟大”、“护法弟子足为乃师声名累玷”、“模仿有正有负” ……

 

徐芳:您是研究现代汉语的学者,关于《围城》的讽刺艺术历来为人所称道,钱先生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不一般的联想发挥能力,使得中外风习、名人轶事都能够为其所用,从而使他的讽刺体现出一种智者的机智,却不流于油滑。《围城》成功的另一个要素就是通过传神的比喻,作者把抽象的变为具体,可使得理论概念,也明白如家常话。从汉语史发展的角度,您如何评价《围城》的语言成就?

 

胡范铸: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多作家,其风格如果“匿名评审”,往往“扔在人堆里就找不到”了。但《围城》,却始终是一部“学也学不像”的小说,而其之所以学不像,最容易看到的一个特点就知识和智慧,全书运用了几百种中外历史、文学、民俗的掌故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谈吐,读起来仿佛山阴道上,目不暇接。而其中的比喻更是又多又新鲜,即以眼睛而言,如眼瞪得仿佛“绝对观念”,美女的小眼反衬得许多大眼“像政治家的大话,大而无当”,不仅以具体显示抽象,还别出心裁地以抽象比喻具体,更在比喻中“顺手”实现了对于“政治家”和“学术家”的嘲讽。

 

更重要的是,这种大量的融汇古今中外思想观念的急智式比喻,并非如一些评论家理解的是“知识的炫富”,而是直接营造出一种与以往小说所构建的“文学世界”都不同的“知识人的场域”——与市民生活、农民生活相比,绝大多数的读者显然对此缺乏体验。由此,作家构建出“三个世界”:一是作家叙述语言所建构出的富有智慧和知识的“认知框架”或曰“应然世界”(风格),二是小说所描绘的知识人的“实然”世界(故事),三是“韩学愈”之类伪学者和伪文人的“行为世界”(人物),三者互文而完成对于“伪文化人”的批判。

 

图片来源:京东

可以说,这种语言结构使得《围城》成为一部中国现代汉语史上最具个性特征的作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可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一部真正首先“基于语言的艺术”,或者说由“语言艺术”而展开的文学史。在这样一部“语言的文学史”中,大多数作家的历史贡献一定将被重新认识。

 

【嘉宾介绍】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原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本科二年级即撰有国内第一部语言幽默的专著《幽默语言学》,大三即开始撰写《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出版后成为钱钟书学术思想重要的参考文献。学术兴趣广泛,兼及语言学、文学、法学、传播学、政治学、学术史,重点为“语言运用”,在国内外语言学界第一个提出“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并首倡“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案例库修辞学”“实验修辞学”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模型,为中国语言运用研究领域新理论新方法不懈的探索者和推动者。

 

 

(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题图来源:新华网  图片编辑:李文萍 编辑邮箱:xuufang@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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