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之下，启动新一轮投资以稳定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新基建”迅速成为坊间热词。近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建设；并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考虑应急政策和刺激政策，核心不是政府要不要有为，而是怎么有为。只有通过政府的有为促进市场的有效，克服潜在新动能发展的瓶颈，从而释放新动能，才能转危为机。目前，对“新基建”的讨论众说纷纭，关键是要基于这样的语境——一是要看我国新动能发展中还有什么瓶颈和短板，“新基建”能不能有效的补足这些短板；二是要讨论政府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新基建”的投资中。

关于“补什么短板”的问题，我国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和主要城市甚至摸到了发达国家的门槛。上述“新基建”的七个领域，将会显著的推进我国的数字经济、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群、都市圈的集聚。

但在这些新产业背后，人力资本可能是更重要的短板。而要把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就必须解决医疗健康（不仅仅是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短缺问题。

这些领域的短板，根本上还是总量不足。这些方面，政府可以投入更多一点。并且，这些传统上视为公共服务的投入，并非没有产业回报。

比如医疗卫生的公共投入将必然会促进制药和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而这些产业正是我国必须进入的新动能领域。我国传统制药行业以原料药、仿制药为主，医疗器械也以低价值耗材为主，规模大但效益低。近年来，伴随基因技术、生物技术、AI技术、新材料的出现，结合我国相对充裕的生物人才和数字人才，以及健全的制造业体系，完全可以在这些产业领域迎来换道超车的机遇。

关于“怎么补短板”，就要分清哪些属于真正的基础设施，该由政府来做；哪些看似是基础设施、其实属于产业的领域，要多让社会资本参与。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应具有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新基建”中的5G网络、轨道交通、特高压等更像是基础设施，政府的大力投入具有显著的外部性，会带动一系列产业，甚至催生意想不到的产业变革。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介于两者之间；而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等，则更像产业方应该做的事情。

从目前看，产业互联网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部分。一个是面向服务业B端的产业互联网，比如在疫情期间大热的在线办公、在线会议、在线教育和在线医疗等应用中，腾讯、阿里等数字平台企业在帮助传统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只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治理模式即可；而面向制造业B端的工业互联网领域，短期内也许很难做到像消费互联网那样的一张网，每个产业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企业有自己的需求，需要因情施策。

政府更应该做什么？一是加强政府自身的数字化建设，加强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在这次疫情中，数字经济和智慧政务发展的好的地区，疫情响应和复工响应往往更好。二是要抓住这一轮换道超车的机遇，投资于基础研发，尤其是人才的引进培养，帮助企业、科研院所在全球引进人才或设立研发机构、并购优质企业，以加快技术追赶；同时，也可以重点补贴工业软件研发、智能设备制造等产业短板，做好推动企业数字化的政策引导。

逆周期调控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本义，但正如总理近期强调的，“越是遇到困难就越是要扩大改革开放”。政府的投资，不是为刺激而支出，而是为发展而投资。在危机期间，在企业不愿做、不能做、做不好的领域，由政府牵头破除新动能发展的瓶颈，补足产业发展的短板，是成本相对较低，效果相对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