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回到小镇时候已经临近除夕。正是午后时分,父亲从昏暗的楼梯慢慢走上来,一面问道:“舅爷在哪里?”
“舅爷?你找阿叔吧?”侄女小凤笑着跑上来,“阿叔,阿公又把我认错了!”
父亲许是刚刚从姐姐家过来,头脑糊涂,把孙女儿当成了外孙女儿。他穿着我淘汰的旧衣,肥大得有点古怪。脸瘦得不成样子,头发胡子全白了,腿脚没有一点力气。“我转楼梯头晕,要慢慢走。”
母亲煮好鸡汤,浇在盛满饭的碗里,端给父亲。“怎么学成这样子,煮好端到面前,递上筷子他就吃。不然他就不吃!”父亲吃饭,一面问我几时回来,路上如何。他舌头微微打结,说话不太利索。筷子捏在手里发抖,不能直奔盘子夹菜。晒台上阳光很旺,越过窗户照在父亲脸上。他的脸像衰败的蘑菇,在阳光里也没有半点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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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功夫,父亲竟然全变样了。这让我心里很难受。在上海这大半年里,我天天都担忧着他。回程归心似箭,一路上也是盼着早点见到他。可真到家了,他就坐在我面前,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担忧和牵挂。我问什么,他就直直盯着我,脸上神色漠然,仿佛不能理解我的话。坐半晌,看看窗外夕阳西斜,他说要回去了。
“儿子一年才回来几天,你就住吧。”母亲有点生气。
“明天我早点出来。”父亲还是执意要走。往东南走七里路才是村里老屋,他一辈子不愿意离开那儿。十多年前哥哥在镇上置买房屋做生意,母亲也出来带孙子,父亲就在村里独自生活。
哥哥家门口正对着河溪田野,晚稻收割了,剩下满地干枯禾苗。远处是迤逦滑过的天堂山脉,层层叠叠,苍青冷峻。夕阳坠落山脉上空,变成一片金黄颜色,照得小镇房屋道路都耀眼起来。父亲拿手电筒装进口袋,背影慢慢走向集镇东头,走上通往村庄的小路。
我千里迢迢,回到了父亲身边。可这又能怎样呢?我无力改变这个老人悲苦的处境。他的这种处境,本身就是对我的残酷拷问。况且,父母何尝不为我担忧牵挂!积劳成疾、积忧成疾,一大半是为着我的原因吧……
(二)
在我的记忆里,走在这条小路上的父亲不是这样。那时候我还没上学,四五岁年纪。除夕前夜宰了年猪,我和哥哥蹲守灶火旁,要跟父亲去镇里卖猪肉。天还没亮,父亲就烧着煤油竹筒,挑着两箩筐猪肉上路了。我们走在他跟前,煤油通红的火光照亮一点路面。我磕磕绊绊奔跑,才两里路就走不动了。父亲在猪肉上面铺了胶纸,把我和哥哥装进箩筐,一路挑到镇里去。火光把父亲的身影照得摇摇晃晃,在冬夜凛冽的寒风里,我看到他的脸颊滑下汗珠来。
在我记忆里,一辈子耕田种地的父亲也从不缺少力气。1999年我念完大学,回到小镇当公务员,算起来已经是16年前。我当上干部,父亲很高兴。我决心承担起这个家,让年过半百、将七个儿女抚养成人的父母休养晚年。
基层工作非常辛苦,我的工资虽只有800块钱,但跟当地的农民相比,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更重要的是,从农民变成干部,意味着脱离了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此一辈子的衣食都有了保障,也不用在日晒雨淋里辛苦了。而且,在小镇上,国家干部拥有让人高看一等的身份。对于一辈子跟泥土打交道的父亲来说,这几乎已经是他梦想的终点。
然而,父亲不愿意停止劳动。春节过后,天气回暖,他又把谷种装进麻袋,压在小河湾里浸泡。鹅黄色谷芽长长地萌发,父亲说:“再种一年吧……”到了春种时节,他像往年一样劳作,没有半点改变。天刚亮他就出门,扛着犁耙赶水牛下田,将浸泡一冬的稻田翻耕成油亮肥腻的泥浆。鹅黄秧苗在水田里变成青绿色,父亲又上坡翻耕旱地,种菜,种豆子,种木薯。他像一只钟表,按照长年累月的惯性,分秒精准地劳作。母亲天天跟着帮手,嘴里辩解说:“这么年轻就不做活,村里人会说闲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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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村里人不会说闲话。跟以前相比,种田人越来越少了。回想我念小学那几年,村里的农业生产正值极盛,人口、牲畜,尤其是家家户户饲养的肉猪,还有种种副业,都要大量柴草。每天下午放学后,孩子们三五成群,甚至十几个孩子邀约成队,一列列爬上四面八方的山岭,斩草捡柴。孩子们用柴钩打着柴棍子,充满节奏的音律此起彼伏,在天堂山脉纵横的山岭间回荡。整片整片山坡,旧草斩光了,新草又长出来。孩子们将柴草挑回家家户户,烧饭,暖水,煮猪菜。还卖给土窑里烧红砖、烧石灰。外乡人也在村口收购柴草,满拖拉机运往外地。
1984年,二姐始鸣就去深圳进了制花厂,是村里第一批南下打工的人。15年后,村里一半人口——几乎全部青壮年都南下广东打工,全村务农早就盛况不复。
随着青壮年流出,砖窑、石灰窑不烧了,家里畜禽饲养大减,进山打柴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一些上年纪的老人不再种田,靠外出打工的子女供养过活。父亲看不惯眼,反而在背后说他们闲话:“还能做活就不做了,做‘无忧公’了。”
盛夏时分,早稻成熟了。清晨太阳爬上山岗,照着山间河谷一畦畦梯田。碧绿稻叶沾满晨露,像一柄柄狭长利剑。黄澄澄稻穗饱满结实,沉甸甸下垂。父亲满心喜悦。他起早贪黑,割稻,脱粒,晒干。农活大忙,姐姐和哥哥都赶回去割稻子。我平生第一次没有帮忙。
早稻收完,晚稻秧苗早就长起来了。父亲又在刚刚收割的稻田里翻耕,要种植晚稻。
“早稻收了十几担谷子。”他沾沾自喜地说。
“十几担谷子,能卖一千块钱吧?”我鄙夷地问道。
“卖不值钱,买就值钱了。”父亲讪笑着回答。
“晚稻不要种了,你们两个辛苦大半年,只值我一个月工资。”我念完大学,就指望他们安养晚年,不要在这个岁数做劳累重活。可是父亲半句话都不听,说:“做得动就要做点,不能坐着吃闲饭。”
我所嫌弃的土地,却被父亲所钟爱。我望而生畏的农业劳动,却是父亲惟一习惯的生活方式。
(三)
理解父亲对土地的感情,也许要从祖父说起。在漫长的年月里,土地一直是穷人的梦想。
80多年前,小镇常闹饥荒。因为家无寸土,一逢荒年,祖父那一辈人就只能外出逃生,甚至“下南洋”。在饿死人的凶荒之年,祖父和他的妹妹——我的姑祖母一家,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下南洋”大潮。在莽莽苍苍的天堂山脉,络绎不绝的饥民翻山越岭,走路到梧州的西江码头,乘坐木头小船南下珠江,再在广州换了大船出海,远涉东南亚。祖父他们在东南亚的荒岛种橡胶、挖矿石谋生。然而,海外并不太平。在兵荒马乱的离乱时世,祖父最终和姑祖母一家失散了。姑祖母一家辗转漂泊,远涉重洋,最终定居英国伦敦。祖父几经辗转,返回大陆故土。然而家里无田无地,仍然是无法谋生。为了两担稻谷,祖父顶替族人加入行伍,跟随桂系军阀打仗。解放战争打响,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大溃败,祖父捡了条命逃回家乡,却终于还是在解放前夕活活饿死了。祖母眼看也活不成了,她将遗腹的小女婴放进竹篮子里,挂在屋檐下,自己改嫁给外村一个略有粮食的男人。
解放前夕,11岁的父亲成了孤儿。他帮村里的地主放牛,换碗饭勉强活下去。几十年之后,他仍然对解放记忆犹新:
“一队军人戴着帽子,端着枪,从屋后面的山岗走过去。遇到土匪反抗,他们就战斗。如果没有土匪反抗,这块地面就算解放了。”
解放不是端着枪走山岗那么简单,它彻底改写了父亲的命运。如果没有解放,旧社会的一个孤儿,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活不下去。解放不但让父亲得以生存,他还获得了一点教育,识字读书。在往后的年月里得以缔结家庭、养儿育女。他的生命和一切,都是土地所赐予。他一辈子都在土地里劳作耕种,仿佛已经不能改变另一种活法。但是种地的时代慢慢过去了,没有人愿意种地了。山林荒芜了,依着地理远近、路途难易,水田坡地也在慢慢抛荒。
“谷米比泥土还贱。”母亲抱怨道。一担稻谷只卖一百多块钱,稻种、农药、化肥却年年涨价。若要认真算账,恐怕连投资都难以收回来。一年的辛苦劳动,等于完全白搭进去。村民外出打工两个月,抵得上田地里忙活一年。于是大片大片田地抛荒,无人耕种。连哥哥都不愿意回家帮忙了,他对父亲说:“错过一桩生意,店里半天损失,超过田地里半年。”
家里所有人都开始反对父亲种田,但他像只老钟,缓慢、坚定。逢着集日,他就挑着地里新摘的瓜豆蔬菜,成熟的香蕉,还有番薯木薯种种杂粮,送到姐姐和哥哥家去。姐姐不希望他这样劳累,就委婉地劝说:“菜场里什么都有,买卖也方便。你要是觉得辛苦,就不用送米送菜了。”在商品形成的潮水面前,一个老人在山间田野的耕种,犹如海滩上一颗固守的石砾,顽固但弱小。
然而种田终于还是越来越难了。因为无人使用,年久失修的水渠陆续废弃崩塌,半山岭的梯田灌不上水。村里人口日少,山林河谷慢慢荒芜,鼠患虫害随之疯起。遇上气候不好的年份,偏远的稻田里颗粒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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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哀叹着:“我真是老了,没有力气了。”他的心里开始动摇犹豫。他往年种得一手好田地,让全家人都吃饱肚子。在饥肠辘辘的村民面前,这是他脸上的荣光。然而,如今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家,挣了钱就回来村里修盖楼房,置买新潮家具和电器。哪怕是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都开始往邻村邻镇揽活,不能安安分分种田了。没有人稀罕父亲种的好禾稻,人们只称颂挣了大钱的能人。父亲那一份骄傲的心,慢慢被磨削殆尽。
也许他真该停下来了。他长日在家里闲坐,有时候走到村里学堂旁边的店铺跟人聊闲天,可总是觉得不习惯,“不下地里去,长长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2009年春天,他将水牛赶上山坡吃草。水牛一脚踩中野蜂窝,黑压压的蜂群飞起来,发疯也似追逐攻击。水牛一路狂奔,父亲也从山坡一路滚落。哥哥赶往家里时候,他已经面目浮肿,被蜇得看不清模样。哥哥发怒,唤牛贩子来卖了牛,训斥父亲不许再种田。我知道父亲不听劝说,担心他往后真有大闪失,我们都负担不起医药费。母亲就骂道:“医院就是老虎嘴,你摔坏了连累别人!”
(四)
到了夏天,我从上海回家长住月余。父亲在村里老屋慢慢疗养。逢着集日,他仍然摘了瓜豆蔬菜到镇上来。他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充满劲头,有时候甚至显露出可怜的神色来,仿佛自己是个没用的多余人。
我难得回家,父亲到了集日赶集,就会跟我坐半天,说说话。我们坐在楼顶,迎着凉风闲聊。举目望见天堂山脉苍青静默,仿佛有一股寒气逼人而来,吹破夏天近晚的暑气。
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父亲视为唯一生活方式的种田,如今成为人们嗤之以鼻的行当。勤劳、朴素、道德的乡村生活一去不返。那么多儿女和孙辈都不在他身边,这个老人孤独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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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父亲闲聊,让我明白许多事理。为家庭贫寒,父亲一辈子都在心里背负罪责。尤其是村里人传说,当年大姐始华考上了大学,却因为父亲被社员揭发贪污,所以被公社里审查批判,始华也随之被取消了大学录取资格。母亲有时候感叹:“要是大姐念了大学,这几个孩子都能念大学!”这些事情,都让父亲心里负罪终生。哪怕后来儿女有了点出息,他自愧自己没有本事,也不愿意沾儿女的光去享福。姐姐和哥哥在镇上置买房屋,他不愿意跟着出来居住;我每年给的钱,他也存着不花,说百年之后还是归还给我。两年前我辞职到上海读书,父母担忧得夜不能眠,几乎病倒。“上海”和“复旦大学”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名,在没有文化的父母那里毫无概念。他们认定我上了坏人的当,被人骗去了。
我内心的沉痛隐忧,源于面对现实的无力和挫败。八年公务员生涯,工资始终在千元上下。如果我不辞职另寻出路,这一辈子又能怎样呢?读了两年书,往年微薄的积蓄已经耗尽。眼下刚刚找到新工作,一切又要从零开始。但时间不会停止脚步稍作静候,父母已经迅速苍老,我人生最好的年华也已经消逝不返。前路,茫然不知。
不孝有千万种情由,让暮年的父母忧虑不安,这肯定算一种。爱是要资格、有门槛的,若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让他们过上稍好的生活,我有什么资格言爱?然而父母竟然也作如是想,觉得儿女们遭受的苦难人生,罪责在于他们的无能。这是多么无奈的互相伤害!
(五)
摔伤之后,父亲身体气力再也不复往常。2014年夏天,母亲去年过百岁的外婆家小住数日,接着又去柳州的姨妈家。前前后后,总共走了大半个月。到了集日,父亲走到镇上来,在哥哥家里默默坐了半晌,问道:“车站怎么走?”
哥哥心里吃惊。几十年时间,父亲对这座小小的集镇早就了如指掌。“这条大路过去,走到头不是车站吗?”
“车站还有车吗?”父亲继续问道。
“怎么没有?车站什么时候都有车!”
父亲默默走了,半天不见人影。傍晚时分,哥哥寻到车站,看见父亲孤零零坐在屋檐台阶上。“不回来了,大姨在柳州给她找人家了。”他对哥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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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开始神智错乱,行为失常。当我回忆往事,将漫长年月的记忆串联在一起时候,我才意识到,在父亲的内心深处,几十年来一直都担心母亲弃他而去。妻离子散的下场,是他一辈子深刻的焦虑。外婆为着一点野菜杂粮活命,将母亲从平原台地驱赶到山窝子里,嫁给父亲。母亲说,她不愿意在山窝里过一辈子。头几年,她老站在屋角,看着层层困锁、走不出去的大山流泪。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生产队账目查出亏空。父亲是出纳,在大会小会上被审查。母亲说,父亲只是出纳,账目经经手,根本没有权力贪污。但因为自小是孤儿,家族上没有势力,他就成了替罪羊。刚开始说亏空三百多块钱,后来大会小会不断开,亏空也越说越大,说到三千多块钱。深冬冷雨的夜晚,村民又在学堂里集会,勒令父母亲赔偿。母亲哭道:“卖十头猪都没有三千块钱,我全部家产都没有这么多。你们拿他打靶子吧,打了他就去分家产,我带孩子离开这个村!”
父亲蒙受屈辱的那些故事都在我出生之前。但我清楚记得,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他在村里摘杨梅果,从高大的杨梅树上跌下来,摔成重伤。村民把他抬回家里,他面如白纸,坐不起来。从此他长年吃药,一大碗乌黑药汤放在饭桌上,恶臭难闻。他嘴里含一块冰糖,半天才能咽下一口药汤。有一天他不愿意喝了,将药碗摔得粉碎。母亲激烈地咒骂,说不是念着孩子,早就不要这个破家了。
父亲并不是薄情寡趣的人。年轻时,他喜欢唱地方戏曲采茶戏,在戏里唱小生。他识字会算数,又年轻开朗,喜欢参加集体活动,后来就成为生产队干部。但因为贪污的罪名洗刷不清,父亲内心背负罪责,几十年离群索居。他在漫长年月里自我幽禁,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生活,独自住在堂伯家一座废弃的大屋里。可我仍然窥见他内心的温情。他在石头高墙的房子里独住那几年,我还不谙世事,总跑去找他。他就把我扶坐在脚背,上下摇动逗乐,还在覆盖着玻璃的长案上教我打算盘珠子。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父亲天天都很劳累。母亲给他打了鸡蛋粥补身子,我就搬张小板凳,挨着他身边坐下。他取来小瓷碗,分一小半给我吃。甚至他喝药汤时候,我也挨着他身边坐下,要他赏我一小块冰糖。
慢慢他开始喝酒,有时会递给我一只酒瓶子和五角钱,叫我去学堂旁边的小店铺打半瓶烧酒。没有下酒菜,他就掺上两角钱白糖,像开水一样喝下去。后来集日赶集,他也顺便买瓶烧酒。吃晚饭时候喝酒,也不掺白糖了。喝过酒就开始说话,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我年轻时候也能当工人、当干部,可家里孩子多,怎么敢去?工人干部工资很低,只够自己开支。一个人过得好,家里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六)
自从母亲和哥哥一家搬到镇里后,父亲已经独自在村子里生活了十几年。2014年11月底,我听说父亲又摔伤了。姐姐叫他寻草药,他就进山去。山路荒芜,他一脚踩空,从山崖上跌落,摔成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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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父亲是怎么从山里回到家的。哥哥看见他的时候,他遍体鳞伤,连手指甲都没有了。也不能说话。此后几天,又两度昏厥。他不愿意上医院,也不让哥哥把事情告诉我。
午夜时分,我在上海的寓所里放下电话,想到父亲在千里之外的惨境,感到透彻骨髓的寒冷。无力的挫败感,像海水一样将我深深淹没。我的生活被分裂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睁开眼,是陆家嘴参天的楼宇和璀璨的夜色;闭上眼,却是家乡千回百转的穷山僻壤。坐在流光溢彩、杯觥交错的宴会上,脑海里却浮起家乡亲人一张张受难的脸孔。每个闪念之间,思想和情感就在这些平行宇宙来回切换。人生和生活的对比,让我倍感梦幻,一切仿佛都虚幻不实。一个老人悲苦的命运,无情地撕开我生活中的一切伪饰和假象。
在黯淡的心情里,我度过2014年最后几个月。听说父亲身体慢慢恢复,神智也算清楚,只是不愿意一个人待着。清早起床,他就走七里路来到镇上。在姐姐家吃过午饭,就去墟巷里走走,看人家商铺里售卖的新鲜物事。太阳下山时候,他又去哥哥家里吃晚饭,然后慢慢走回村庄去。他不嫌劳烦,天天这样往返奔波,一宿都不肯在镇里住。
父亲已经没有气力种田了,但他仍然零零碎碎做点杂活。除夕那天,我们全家人回村里老屋祭祖,看见房前屋后种满了青菜。萝卜头高高露出泥土上,荷兰豆长得茁壮结实,一畦香菜老叶苍青、嫩芽翠绿。南方春早,除夕时节就已经温热如夏。满园子芥菜长得很旺势,一串串黄色菜花比人头还高,在阳光里灿烂如金。“嗡嗡”声响,蜜蜂蝴蝶都在菜花间飞舞。父亲种了满畦满畦青菜,可惜没有人采摘。村里人家都不缺青菜,镇里人家更加不缺。“寂寞开无主”,它们在满目夕阳里闲长,仿佛一片无用之材。
我不能久住,正月初四就要离家回沪。我走的这天,以为父亲会早早出来的,谁知到了午后还不见他。我终于不能再等了,拖着行李出门,却迎面看见父亲慢慢走来。我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只能告诉他我要走了,后天就要上班。父亲神情哀伤,要送我去车站。可是他走路很慢,我就借口赶时间,让他留在家里休息。
汽车在层层叠叠的群山间穿行,载我又一次远离家乡。通往县城的公路空无一人,可我的脑海里,尽是满眼夕阳中父亲孤绝的身影。
(原文载于《财新周刊》2015年第17期,出版日期:2015年5月4日,略有删改 图片编辑:项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