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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苏智良:近代上海这块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空间,何以成为中共“初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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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苏智良 2020-01-19 06:31
摘要:这些地方加起来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然而正是这片空间,却构成了早期革命者在上海的建党图景。

【编者按】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在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看来,原因有各种,其中城市空间是一个重要因素。上海城市众多的街区、建筑为建党人士提供了多个活动空间,由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以下是他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演讲


明年,我们就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说,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相关的研究有很多,列出的原因包括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组织基础等。我今天主要从城市空间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角度,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些重要特质

先来谈谈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上海城市迅速成长,工商业发展,出版业繁荣,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由此,上海逐渐呈现出一些特质。我简单梳理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业的摇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上海的工业飞速发展,工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壮大,这使得上海拥有中国工人阶级最庞大的一支队伍。陈独秀曾反省,五四运动后,北方文化运动,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则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上海工人公开提出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目的是为了“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是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工人阶级的成熟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联通的重要窗口。上海建立各种连接外国的远洋航线,成为中国最先结缘全球化的城市。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因幡丸”(InabaMaru)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到1920年12月15日止,两年内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联袂留法,其中包括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聂荣臻等,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外,当时有50多个国家的10多万外侨生活在上海,爱因斯坦、卓别林、萧伯纳、杜威等名人先后访问过上海。

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银行,畅通的通讯,新思想、新思潮迅速传播,使得共产国际将上海视为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1920年维经斯基来到上海,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维经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主席。

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中心和思想舆论传播重镇

如果说,上述这些方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些基本“硬件”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条则是不可或缺的“软件”:上海是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催生和集合着一批新型知识人群体。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就已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思想活跃的群体。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传入中国,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亦借此应运而生。福州路文化街上,聚集着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后来被誉为“民国三大书局”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就在这条路上。

文化的“工业化”初步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与舆论中心的地位,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报刊,迅速地制造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传播媒介所形成的网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也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并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

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马克思主义学说也逐渐传入上海。1898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其为“一代之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1907年,上海的世界社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用作封面。此外,重返上海的《新青年》迅速转向,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先进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因内讧而失望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社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施氏成为该社的辅助人员。

城市空间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党的必不可少的“地利”条件

讲了那么多,也许有人会问,这与城市空间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不仅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上海之所以是现代新文化中心,就与这座城市的空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20年的时候,北京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中心,那里没有上海租界这样的缝隙可以利用,革命者时常被北洋军阀政府直接就抓走了,因此大量的文化人,不断地来往于北京与上海之间。比如鲁迅,他不仅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甚至最后十年就做上海人了。鲁迅曾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却日益成为一个新文化的集聚中心。

在我看来,城市空间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党的必不可少的“地利”条件。以上面提到的租界缝隙为例,上海近代城市有“三界四方”,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南市和闸北),或者叫“一市三治”。三界之间产生了政治的“缝隙”,先进知识人巧妙利用租界的缝隙作用而集聚于此,并形成了众多的革命活动空间。由此,上海为中共建党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

“法租界中区”现象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空间因素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称之为“法租界中区”现象。法租界1914年扩张后,启动规模庞大的筑路建房计划。这些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新路,一同构成了一个新街区的框架,这个新街区即是“西门区”(Quartier de Siemen)。不要小看这个街区,除了中共建党,当时不少国内外党派或组织的活动也都在这一块。

为什么大家当时都会选在这里呢?因为有很多比较有利于革命者活动的方面。法租界中区区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法租界中区以西1914年才出现,房地产价格相对便宜,穷人、自由职业者、收入不算高的人能够住得起,这是后来革命者云集在法租界中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交通便利,在1920年前后,西门区的道路网络已经初步形成了。

大家都知道,与共产党诞生紧密相关的一条路叫望志路。1921年,正是在这条路上,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望志路是怎么来的?1915年,公董局工程师望志(M. Wantz)因伤寒在沪去世,为表彰他为法租界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公董局决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新建的马路,望志路由此得名。望志路东西分别连接吕班路和白尔路,长500米左右。树德里坐落在望志路的北侧,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间。据李书城夫人回忆,李汉俊当时租下树德里石库门的价格只有每月16元,总体上还是比较便宜的。而在相距不远的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以西,租住花园洋房则每月需要支付约80元的租金。

由于西门区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石库门里弄建筑四通八达,区内的居民成分复杂,利于长期隐蔽,所以职业革命家往往把秘密据点设在西门区的石库门里面。树德里、永吉里等支弄又分别与周边的马路相连,一旦出现意外,撤退逃走也比较方便。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这也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的根本原因。他们居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对于维经斯基、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来说,法租界也比较方便。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为维经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与建党活动有关的几个重要空间

我们党是在1921年成立的,但是在此之前,建党活动就已经展开。上海城市众多的街区、建筑为建党人士提供了多个活动空间。以下我仅举几例。

中共建党的第一个空间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门檐,这栋宅邸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居住于此。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是《新青年》编辑部,还是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处、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的编辑部。在陈独秀的周围,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陈望道后来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经酝酿筹备,192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诞生。此后,这里又成为“一大”的筹备处和“一大”时的秘书处。中共正式成立后,中央领导在此办公,推动中国革命。

1920年6月,第二次来上海的毛泽东走入老渔阳里2号再次见到陈独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书籍。毛泽东曾回忆说:“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我与他(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空间: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所在地。

《星期评论》社初设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民里5号,1920年1月底李汉俊搬至三益里。编辑部所用的住宅得到了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支持,将李家的个人寓所供《星期评论》社使用。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等人正式创刊,以批判的立场,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激励工人运动。后来,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也入住三益里17号;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受陈独秀之邀来到《星期评论》社里,与陈独秀、沈玄庐、陈公培、杨明斋等交谈建党事务。

1920年5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在三益里校阅。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成裕里又新印刷所(原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印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共1000册。该版本封面上印着马克思半身水红色坐像,被称作“红头本”,当时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

第三个空间:辅德里625弄(今老成都北路7弄)。

辅德里625弄的建筑建于1915年。1921年,李达租借辅德里(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为寓所。中共一大会议后,李达担任中央局宣传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出版工作,人民出版社在此诞生。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辅德里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个空间:新渔阳里。

在这里活动的,有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等近10位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作和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知识分子。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设于霞飞路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曹靖华等。经过维经斯基的筹划,在这里创办了由杨明斋主持的中俄通讯社。

第五个空间:树德里(今兴业路76、78号)。

1920年秋,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108号房屋刚建成不久,李汉俊随兄长李书城等从当时的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搬迁入住。这幢建筑有2排,共9幢楼房,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风格属于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式样,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第一排5幢楼房沿着望志路而建,房屋落成不久,沿街的106号、108号(今兴业路的76号、78号)两所房屋就被李汉俊兄弟租下,1921年中共“一大”就在106号内召开。

此外,还有毛泽东等大部分“一大”代表居住过的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维经斯基暂栖的霞飞路716号(今淮海中路)等。马林先是寓居永安公司大东旅社(今南京东路永安百货公司西北角),后迁至麦根路32号(淮安路32号,今上海康定东路归仁里一带,建筑已不存)。

根据当时的地图看,这些地方加起来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然而正是这片空间,却构成了早期革命者在上海的建党图景。一批中共的创始人在这里艰难探索,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里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

综上所述,上海近代城市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树德里庄严开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上海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人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思想者小传】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主编有《中共建党与上海社会》《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人物·思想与中共建党》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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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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