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打虎”行动持续雷霆之势，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一审判决的中管干部至少有23人，包括两名原中央委员，一名原中央候补委员。

从纪委监委调查到司法审判，一只只“老虎”被依法惩处的背后，是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勇气，是全面从严治党实效性的不断提升。

 落马“副省长”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23人中，既有中央部委的领导干部，也有各省、自治区的“大员”，还有来自重要国企的负责人，这也承继了近年来中央“打虎”的广泛性特色，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

值得注意的是，23人之中有8个原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其中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强、陕西省副省长冯新柱、山东省原副省长季缃绮、江西省原副省长李贻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白向群、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江苏省原副省长缪瑞林，均是在任上落马。

其实不仅是这几位，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新拿下的干部中，也有好几位是副省长，例如河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徐光，河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李谦接连在今年8月被查。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个位置成了反腐发力的新突破口？仔细分析这些人落马的原因，还是与滥用手中的权力密不可分。

23人中有4人来自政协系统，例如河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靳绥东，北京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李士祥。尽管被查处的政协系统腐败分子，其问题大多不是在政协履职过程中发生的，政协绝不是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

23人中，张化为、邱大明的身份比较特殊。张化为是纪检系统资深干部了，曾任中纪委第五室主任、中央组织部第一企业金融巡视组副组长。他是首位落马的中央巡视组长。

邱大明是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十余年的“老纪检”。 从去年9月11日落马到一审宣判，邱大明案历时近1年2个月。期间，他作为纪检系统“害群之马”的典型，屡屡被中纪委机关报、机关刊点名。

本应是惩恶扬善的监督执纪权，却成了邱大明等人手中换取人情、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果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就很容易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在别有用心之人的“围猎”中迷失自我，从党的忠诚卫士沦为遭人民唾弃的腐败分子。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要带头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健全内控机制，经常打扫庭院，清除害群之马，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纪检干部只有始终以最严格的要求锤炼自己，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标准淬炼成钢，才能担当起党章赋予的神圣使命。

受贿罪堪称“标配”罪名

23人中，涉及罪名最多的是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李贻煌，涉及四个罪名：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还有2人涉及3项罪名。从量刑结果看，邢云被判死缓，努尔白克力等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其中，受贿罪堪称“标配”罪名，所有23名落马官员均涉及受贿罪，因涉案金额大小及情节不同而获得不同刑罚。其中，涉案金额超过4亿元的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云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不过，也有人涉及的罪名并不多见。例如，2011年至2013年1月，刘强为当选辽宁省副省长，利用担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等职权和影响，采取给予他人财物、打招呼等方式进行拉票贿选，破坏正常选举活动，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法院判决刘强犯破坏选举罪，并与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

相比于受贿得来的钱款，从资本市场吸血成了不少“聪明”官员的首选。例如，安徽省委原常委、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白向群均犯及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涉内幕交易罪。

他们的犯罪数额十分惊人。王晓光一案中，他利用其职务便利、工作关系知悉或从他人处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直接或指使其亲属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4.9亿余元，盈利共计人民币1.6亿余元。陈树隆与白向群也是妥妥的“股神”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三人的罚金刑数额也十分惊人，多的达1.7亿元，最少的也被罚了6250万元。通过判决让他们将违法所得悉数吐出来，在经济上得不到好处，是惩办经济犯罪的取向之一。

不过，与贪污贿赂行为相比，内幕交易被查出来的可能性要小很多，但获利巨大，犯罪成本太低。华东政法大学宋远升教授认为，“即便进入司法程序，与贪污罪、受贿罪相比，同样的犯罪数额，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量刑要低很多，建议完善相关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