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苏州医学院校区，进门便见一尊张謇雕塑。此为半身坐像，在气象深茂的苍松翠柏映衬下显得肃穆庄严。与常熟彩衣堂其师翁同龢身穿晚清服装的塑像不同，雕塑家用西装、领结作为标志，似乎要突显出张謇内涵的“近现代”精神气质。

南通人士在苏州的塑像不多，因张謇创办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迁址苏州，多年后这座纪念塑像落成，成为苏州的大学文化乃至城市文化的一个符号。

张謇不啻为南通与苏州连接的纽带，也是江南人了解、理解南通的重要的视窗。近代程沧波曾说：“南通僻处大江以北，由江入海之要道，其人文有异于苏松常镇者，盖苏松文胜于质，而常镇则质胜于文。至于淮扬通泰，文质之外，乃具中原奇旷之气，其人事功、文章，每超越于寻常。”就“事功”而言，张謇无疑是南通最突出的代表了。

在江苏，如果要论“一个人之于一座城市”意义的话，“张謇与南通”是最雄辩的论题。近些年去南通，朋友们开着车在城市中缓行，指点着近代色彩鲜明的建筑，接着总有一段与张氏相关的故事，而南通博物馆，则是一套极为厚重的“张謇丛书”。当然其中不仅有关于南通的篇章，也有苏州、江南和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像。

南通人士之“文章”，如论“超越于寻常”者张謇自然同样是代表性人物，但我印象更深的则是范伯子。钱仲联先生说：“肯堂一穷儒，高名动卿相。热泪翻海波，声诗助悲壮”；近代诗人金天翮曾将他与苏州江弢叔并称，认为“大江南北，二子盖豪杰之士也。”吴闿生编选《晚清四十家诗》是以范伯子为冠首的，可见在近代诗史上的突出地位了。很有意思的是，我所熟悉且尊重的师辈、友朋学者中，有不少都是南通人，他们以文章为“名山事业”，将上海、南京、苏州，以及全国各地一些高校的人文学科建造得堂庑壮观，可以看作当代学界的“南通现象”。

南通，旧有“通州”之称，一个“通”字倒是颇能表现出其地的文化心理。在历史地理学者那里，通州和扬州属淮海地区，清代阮元编《淮海英灵集》便是将通州作为“淮海文化圈”的一方重镇的。从地理位置和文化质性的某些方面来说，这样的划分有其合理性。南通的北向之“通”是一种天然的存在，它确实也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最重要的城市，那片广大地域的人才精英长期向往并集中于南通。张謇当年以南通为最初基地兴办实业和教育取得极大成功，形成了特有的城市文化。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文化传统像濠河之水不停地流淌着，南通在淮海大地上呈现出实业、教育和科学事业的高原风光。

但“淮海文化圈”的划分似乎忽视了这一城市的“江南性”。南通（老）市区的“话”特别难懂，有下江官话特征又夹杂着吴方言的某些因素，带吴音而非吴语，在方言中是个独特的片区，也成为独特的个案。对此我并无研究，但曾读清代通州诗人李琪《崇川竹枝词》，他说“淮南江北海西头，中有一泓扶海洲。扶海洲边是侬住，越讴不善善吴讴”。清代南通民间多有擅长吴讴者，据此也许能够在文化流脉上发掘出南通与苏州的某种关系。一般学者都注意到，翁同龢当年向光绪帝推荐张謇时，称他为“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此事记载在《翁同龢日记》中，绝非传闻。对此我一直疑惑：说张氏为“江南名士”，是因其祖籍常熟？还是因通州地近江南、风土人情相类？或因其名播江南、服膺者众呢？

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在《文化杂交》一书中说：“地方型文化的存在提醒我们，既要注意向心力，又要意识到离心力。就像各种语言与方言的发展史一样……有时这一种趋势占优势；有时，那一种趋势又占上风。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两种趋势之间会维持一种平衡”。

在一定程度上，南通在“淮海文化圈”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虽然因自然地理区位的因素，它与淮海文化的融入性、同质性大于离趋性、差异性；但它显然未满足于北向之“通”，怀有南向之“通”的焦虑，民间“狼山无狼，南通不通”之说，反映的正是这种焦虑感。近代以来，这座在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旗帜意义的城市，似乎一直将“向南通”作为地域文化、经济发展的期待。继江阴大桥、润扬大桥建成后，苏通大桥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其天造地设，一桥横贯，化天堑作通途，隔江所望之城、之景，都在眉睫足下。那种直捷与便利，几乎将两个区域神奇般的贴合起来了。

不过在我看来，南向之“通”既是一种发展策略，也是一种互动艺术。文献史料中记载了不少张謇在苏州的行履，苏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六封张謇署名的书信，表明这位翁同龢的门人曾经在苏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留下过深刻印迹；而张謇创办南通女工传习所，邀请苏州刺绣大师沈寿出任传习所掌门，不仅创造了“沈绣”品牌，而且由沈氏口述，张氏记录整理，合作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刺绣技法论著《雪宦绣谱》。“通”是互动的前提，而互动能够激发出创造的能量。

苏州与南通，这是两座具有长江气质的城市；前者因太湖浩淼添其秀灵，后者以海天苍穹增其奇旷。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相通摩荡，美美与共，想来会产生更多媲美前人风义、具有时代色彩的佳话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