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明眼皮慢慢垂下，再缓缓张开，原本正说着话，突然没了声……“不好意思，我还在倒时差，太困了。”他笑着道歉。采访前一天清晨5点，他刚结束在巴西的奥运积分赛，落地北京。

23岁的刘佳明是职业滑手，也是滑板国家队队员。

“为什么决定加入国家集训队？”我问。

两年前，面对同样问题，他回答：“队里能提供很好的医疗保险，还有出国训练机会，这是我最看重的，其次才是为国争光。”

如今，答案变了——“我想为国争光。国家把我选出来，我应该承担这份责任。”

在大众视野中，玩滑板的，热爱自由，肆意不羁。甚至，几乎没人早起滑板，还都讨厌统一样式的运动服。

的确。在2016年8月国际奥委会最终确定，滑板被列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前，职业滑手与国家队队员，是有所矛盾的两种身份。滑板是依赖于市场化培养模式的新兴项目：包括刘佳明在内的职业滑手，此前属于民间商业链条上的一环。

2017年9月，上海国家滑板集训队宣布成立，刘佳明是其中一员。今年4月，全国滑板锦标赛结束，按照排名取优，上海集训队4名队员（另有1人替补）全部入选国家队。

从此，刘佳明跟他的滑板一起，以上海为起点，从街头滑入国家队。与他一样的滑手，眼下只是极少数，但浪潮已来，改变发生，谁也挡不住。

刘佳明在街头呲杆。

分岔

“刚加入体制的时候有哪些不习惯？”我问。

“没人上午滑板。”刘佳明描述，集训队的时间被一格一格的作息表分割了，早晨8点起床，半小时后吃早餐，然后拉筋，再滑板，直到晚饭后，去游泳。

而街头滑手的计划列表中不会有“拉筋”和“游泳”，“练招”是他们唯一的主题。但刘佳明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早起拉筋，“这很专业”。

采访当天，他做了一整天复健训练——两个月前，录制国内第一档滑板综艺《极限青春》时，脚扭伤了。教练是他的一位韩国朋友，项目是普拉提和体能。

复健训练已进行半月余，是刘佳明给自己加的项目。比赛前队里没组织集训，比赛时也没专业教练指导，回国后队友们四散各地，队里只提了要求，“好好滑，保持进步”。

“这支队伍5月才正式成立，之后训练和比赛都会慢慢多起来。”刘佳明解释道。

9月17日下午，在上海徐汇滨江大道，我见到了职业滑手王玓。他大刘佳明一岁，烫了一头“羊毛卷”，明黄色上衣搭配绿色裤子，板龄12年。

王玓的“天然训练场”在滨江步道尽头。一片大斜坡，几级宽台阶，以及一段高度恰好的台子都是练招的绝佳道具。王玓不喜欢滑板场，不玩大招，也不再参加比赛，但论讲究技巧和平衡的平台翻板动作，他在圈里名气很大。

“明天下午来滨江，我给你们上私教课，教台子技巧。”前一天，王玓在约滑板的群里发了玩笑式的“号召”，下午5点左右，夕阳已映得江色泛红，来了5名“学生”，都是平时一块滑板的朋友。他们将滑板竖直拎起，等在台子起始处，一个一个带板跳上台子，滑行一段距离后再翻板落地。

成功的次数屈指可数。即便是王玓，几十次跃起也只有一两次稳稳落地。每当有人成功，或接近成功，其余滑手会欢呼着用滑板敲击地面——这是鼓励、尊重和庆贺的意思。滑板的失败率很高，再简单的动作也无法保证一次成功，这正是其魅力所在，意味着永无止境的挑战。

“将来如果不滑板了，去做什么？”即便不受伤，极限运动对身体磨损极大，一般滑手职业生涯只到30岁。

“滑不动了，我也得在这坐着。”王玓的热爱简单明了。自小学6年级迷上滑板，他连坐在家里写作业脚上也得踩块板。

谈论起滑板入奥时，王玓扯扯自己的上衣，给我看他胸前的一行字“no idea（意为没想法、不知道）”，“跟我没关系，我不参加”。

徐汇滨江大道是王玓经常练习的地方。

起跑

晚饭后，王玓常和朋友到一家小店门前小坐，喝酒聊天。店门口摆了一排4个椅子，椅面橘色，颇为亮眼。这是沪上第一家专业滑板店，对他们而言，是家一样的地方。

店主叫韩敏捷。十多年前，他从旧货店淘来这椅子。坐在上面的滑手来来往往，各类滑板品牌贴纸布满椅身，还跟着滑板店经历过一次搬迁，成了载满故事的“镇店之宝”。

滑板在中国的发展应该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韩敏捷是最早的滑手之一。

1992年，韩敏捷17岁，“我看完滑板电影《危险之至》，整个人傻了，没有比这个东西更酷的。”他开始满大街找滑板。在一家很大的体育用品店，一块板面售价360元，而普通滑板整套也只卖七八十元。“贵的就是好的吧。”他攒了一学期零用钱，艰难买下。这是专业板，便宜的多为玩具板，不经折腾。

当年滑手少见，且受限于通讯条件，彼此想取得联系非常不易。那时，韩敏捷时常浏览《青年报》中缝的交友信息，一天突然看到一则不一样的——滑板人“召集令”。按照报纸上约定的时间地点，他拎着滑板去赴约，到场者大概三四十人。

信息闭塞，滑板资讯也极难获得。偶尔有外国朋友带回几本杂志，韩敏捷“一翻翻一年”，直到“纸张翻烂”。全国第一家国外滑板品牌的代工厂开在秦皇岛，老板也卖滑板，还每月自制16开油印小报，刊登国外最新动态，也有国内滑手的练习心得，寄给全国各地曾向他购买滑板的滑手。

开店之前，韩敏捷是正经国企职工，抱着光明牛奶公司销售岗位的铁饭碗，每天骑着单位配给的摩托车到大小超市登记销量，月入6千元。

1999年，选址长乐路278号，韩敏捷的“Fly”滑板店开张营业。他想带爱滑板的人走得更远，于是又成立了自己的滑板队，2002年创办第一个滑板中文网站。

韩敏捷酷爱滑板，这家店是一个支点，让他在滑板圈找到安身立命的理由。

1999年，Fly滑板店选址长乐路278号，正式开业。

接力

滑手胡天祐和谢汶凯第一次到韩敏捷店里时，才12岁，裤腰提到胸口。他们是第二代滑手。

这批小孩一共8个，都是同学，每天放学路上途经人民广场，看到有人滑板，便约好一起去学。第一块板就是从韩敏捷店里买的，板面、轴承、支架等一套组装下来，近1400元。当时滑板店还提供二手板交易服务，时不时有人将旧滑板放在店里售卖，价钱是新板的一半。胡天祐说，接触滑板后，他们对动画片、游戏机都失去了兴趣。

但于中学生而言，这项爱好太贵了。滑板是易耗品，起码一个月换一块。练习一段时间后，滑板两头翘起的部位会被磨薄，板面变得没有弹性。脚上的鞋也“穿不住”。因为频繁与板面上的磨砂纸摩擦，顶多一周，鞋侧面会被磨穿，露出一个洞。由于各人习惯差异，主要脚不同，先被穿坏的鞋子不是同一只，这群学生就互相换着穿，能多撑几天。

2010年前后是个分水岭。国外滑板市场的签约模式被引入：优秀滑手先在当地脱颖而出，获得滑板店赞助，再被品牌签约。成为职业滑手后，除了不愁装备，还每月领工资。这是一条清晰可见的职业上升路径，是依靠滑板生存的现实理由。

谢汶凯每天到滑板店“报到”，黏着韩敏捷学滑板；胡天祐边读书边练习，一直到高中毕业，成为职业滑手。2014年，胡天祐和谢汶凯一起，创办了他们的滑板品牌“大道之子”。

当巅峰不再时，转型当品牌主理人是职业滑手的理想归宿。

刘佳明是第三代滑板人，赶上滑板市场体系渐趋成熟的好时候。从11岁到21岁，他住在深圳，有一半时间在滑板上度过。幸运的是，他从未因买滑板犯愁。第一块板是父亲用过的旧玩具板，练了没多久，轮子被他“踩碎”。一年后，他获得当地滑板店赞助，店长付令超是名冠一时的职业滑手。每周的周五、周六两天，刘佳明坐半小时公交车，去广场上跟着付令超练滑板。

更重要的指导在于怎么做人。刘佳明算不得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他在家里坐不住，喜欢在大街小巷闲逛，不怎么爱听学校老师说教，“那天我用手指着一个外国人，评论他的头发”。付令超告诉他用手指人不礼貌。类似小事，刘佳明记到现在。

去年，刘佳明告别付令超，搬去南京。国家滑板训练基地设在那里。

胡天祐和几个板友一起在街头滑板。

坚持

2017年，杨康找到刘佳明，他是滑板公司ATD的创始人之一。彼时，受托于上海市轮滑运动协会秘书长顾卫峰，杨康正在组建上海国家滑板集训队。

“他首先想到的滑手就是我，因为我当时在这个位置。”刘佳明手抬到头顶，水平划出一条线。

2011年刘佳明15岁，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商业赛事，一举夺冠，一炮而红。杨康用公司代理的进口品牌，帮他从头到脚签下赞助。

在刘佳明心里，杨康是一路陪伴他成长的哥哥。但即便杨康“召唤”，刘佳明还是觉得，“加入体制没那么酷”。

之前，滑板甚至不作为体育项目与任何一个官方机构直接挂钩。体制参与滑板发展，正是始于2016年8月国际奥委会的滑板入奥决定。同年9月，中国轮滑协会发布《关于成立中国轮滑协会滑板委员会的通知》。

消息传出，不少滑手有意见。“一群从出生就没人管的孩子，整天在街上混惯了，突然冒出来一个妈，心里能舒服吗？”杨康这样形容。

在这个圈子里，杨康的生意人身份更为人熟知。实际上，他也曾是一名滑手。

1997年，杨康17岁。大连的冬天很冷，早上一推门，积雪有膝盖那么高。他穿上军大衣，戴上军帽，向广场的环卫工人借来扫帚，扫出1米多宽、20多米长的通道。但路面上还有薄薄一层冰，等中午太阳出来，通道中间被晒化晾干，才能练板。1999年3月，正值初春，杨康来了上海，因为这里一年四季都能滑板。

2006年年底，在滑板圈谋生的机会来了。一家极限运动商品公司的朋友介绍杨康成为滑板销售。凭借之前积累的人脉资源，3个月时间，杨康把销售额翻了10倍。2010年12月，他参与创立ATD滑板店，同时编织了一张巨大的人才输送网。“但凡滑板人超过30个的城市，我们都有一个合作的滑板店。”杨康说，目前经销商数量已达280家，全国80%的知名滑手都签了他代理品牌的赞助。

这也是顾卫峰执意要找杨康来张罗的原因。不过，三次拜访，顾卫峰才得以与杨康相见。

杨康想通了，滑板入奥是大势，谁也挡不住。谈话只进行了5分钟。

谈妥后，包括刘佳明在内的5名社会滑手，签约到上海队，成为上海国家集训队队员。

目前看来，上海国家滑板集训队的建立是政府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成功尝试。今年8月，青运会落幕，上海在滑板项目上赢得了所有8块金牌中的3块。

很多人评价杨康是个纯粹的商人。“我承认我90%的部分是。”他说。

“剩下的10%是什么？”我问。

杨康正了正身子，坐直，说：“是坚持。”

ATD滑板店，杨康是创始人之一。

破冰

“明年奥运会，能有中国滑手参赛吗？”我问。

“几乎不可能。”韩敏捷答得直率。

滑板圈虽不大，但三代滑板人风格迥异，各有想法。历时半个月的采访中，这是唯一一个能形成共识的观点。

“就像1米4的小学生和1米8的大学生打架，怎么打得赢？”刘佳明给出一个比喻。今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奥运积分赛中，一百多位选手中，他排名中游。杨康说，目前中国的男滑手无一获得积分，唯有一位来自南京国家集训队、“跨界选材”培养的14岁女滑手曾文惠或许有些希望。

与刘佳明等被直接收编的社会滑手不同，曾文惠出身武术学校，凭借出众的身体条件和个人天赋脱颖而出，在滑板场内练习滑板才2年，就已达到国内顶尖水平。其培养模式和成长速度，在滑板圈都前所未有。

“伦敦积分赛时，她比我们提前两周去练习场地，跟了2个外教，1个体能训练师，1个队医，1个翻译。”说这话的汤雅涵，是上海国家集训队中唯一的女滑手，今年18岁，4月入选国家队，“她每天练8个小时，我肯定不行。希望她也是真心喜欢滑板吧，不然太苦了。”

相对于曾文惠，汤雅涵则像草原上的小野马，渴望自由。“小时候，我妈非逼我练钢琴。”每晚做完作业，汤雅涵即被按在钢琴座上，妈妈拿一根筷子在旁监工，弹错了就敲手指，打得很疼。练钢琴的两小时，她很多时候都在大哭中度过。滑板是她找到的出口。

当杨康找她加入上海集训队时，汤雅涵没多想便同意了，“我喜欢比赛，很热闹，能到世界各地去玩”。

刘佳明的压力更大些，如今他有运动员“为国家而战”的信念感。2014年的泰国亚洲沙滩运动会，他第一次代表国家出国比赛，终获季军，登上领奖台。当时获得金牌的滑手来自中国香港，颁奖时，全场奏响中国国歌。“哇，这感觉太棒了！”刘佳明感觉自己从头到脚都在战栗，仿佛触电一般。

刘佳明在滑板场练招。

最终说服他加入上海集训队的，正是这种感觉。“国家把我选出来了，需要我去比赛，那我就有责任和义务为她努力。”现在，刘佳明对未来滑板在中国的发展期待值很高，“以后，有篮球场、足球场的地方，旁边就有滑板场，全民滑板，多棒啊！”

在韩敏捷的店门口，货架上摆了一款他设计的手绘版短袖上衣，画着几个小朋友坐在雪橇里，在冰面上滑行。他为之取名“破冰”。

在韩敏捷看来，起初滑板人对滑板项目入奥的抵触情绪，部分由于他们早已不习惯跟圈外人打交道。的确，不止一位滑手告诉我，不玩滑板的人做不了滑板生意，无人支持。但韩敏捷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滑板要想发展，就得拥抱整个社会。

“我还是在滑板，这件事从始至终没变过。”采访结束，刘佳明道别，“Give me five！”他举起右手，我愣了一下，跟他击掌——这是滑板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