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国历史开启新的篇章。那么，您知道新中国第一份对外公告是什么吗？它们都发到哪里呢？

      在今年9月开馆的香山革命纪念馆里，可以找到答案：这个公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去处就是各国驻北平、南京、上海的原官方代表或机构，通过他们派致各国政府。而这个《公告》正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的。

开国大典前夜都在细致布置

      香山革命纪念馆里有一份珍贵的文物，是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所兼任的外交部部长名义、就那份《公告》专致各国政府的照会。这份公函还是一个草案，上有修改痕迹。文字竖排，文末折行显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后面，有空白之处，显然是留给周恩来签字的。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文告》转致各国政府的照会（草稿）。

      那么，这份公函的定稿文字是什么？周恩来是什么时候签署的？《公告》和《公函》由谁送出的、送到哪里？日前，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外交家、原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张宏喜撰写的《周恩来：新中国外交创始人、奠基者》的书，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些过程。书中说——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决定次日举行开国大典。晚上在怀仁堂举行了庆祝第一届政协会议闭幕的盛大宴会。宴会结束后，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召开最后一次筹委会会议，一一检查筹备情况。最后周恩来讲话，在谈到外交工作时，他说：“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完成了。从此，我们的外交部就正式开始工作了。”

      记者查询史料看到，中共中央外事组是1947年5月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由周恩来宣布成立的。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王炳南，成员有柯柏年、董越千、章文晋、张香山、凌青、韩叙、曹桂生等20多人，设有研究、翻译、新闻三个处。此前两个月，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共产党大队人马撤出延安，其中包括从南京、上海等地到延安的外事组和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外事干部。周恩来担心这些好不容易聚拢起来的外事人才被打散，将来不好找，决定成立中央外事组，把人才留下来，以满足胜利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后来，这些人中，多数成为外交部的领导或外交部重要岗位的负责人。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北平和平解放。王炳南和中共中央外事组随大军进城，部分人员包括王炳南就在北平市军管会办公大院里办公，当时的地址叫“御河桥2号”，后来，这里成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王炳南是中央外事组负责人之一，后来是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由于副部长们还没来得及上任，那段时间，他全面负责中央外事组和外交部的日常工作。

      9月30日那晚，周恩来特别吩咐在场的王炳南：散会后，赶紧把《公告》文稿拿去，把《公函》文本最后敲定，做好准备。《公告》和《公函》要在开国大典前印好，

      王炳南清楚，这将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对外文件，意义十分重大。回到御河桥2号后，他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立即召集人员开会，布置了印制和送达《公告》和《公函》的任务。经上级批准，决定派韩叙在北平送，派曹桂生专程去南京和上海送。

大典后周恩来连夜签署公函

      1949年10月1日2时，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动电钮，在国歌声中升起国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54个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了28年。接着，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开国大典上，人们特别高兴，群众游行队伍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时，抬头向着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喊啊、蹦啊、跳啊，久久不愿意离开，所以游行队伍走得特别慢。当外交部同志游行完毕回到办公地时，天已大黑了。

      开国大典结束后，夜以继日工作的周恩来马上赶到御河桥2号找王炳南，走进办公室后发现只有王炳南等三人，冷冷清清。“人都到哪里去了？”他问。

     “到天安门开会还没有回来。”

      周恩来说：“《公告》和《公函》还没有送吧？是开会重要还是办外交重要？”

      王炳南见总理有些不高兴，连忙解释说：“没有想到这么晚大家还没有回来。不过文件印好了，笔墨都准备好了，请总理马上签署吧。我这就把送文件的同志马上找来。”

      周恩来说“不等了”，他要王炳南带着这些要签署的公函，跟他到了为筹备开国大典而设在北京饭店的临时办公室。一进门，周恩来就坐到办公桌前说：“赶快拿来。”

      王炳南连忙把一叠文件放到办公桌上。《公函》的定稿文字，在上等的洁白红格宣纸上呈现出来：迳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此致 某某某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于北京

      周恩来边看边说：“文件印得不错，纸张很好，格式很好，字体也还可以，很难搞得比这更好了。现在的条件还不行，时间又这么急，难为你们了。”接着他问：“印了多少份？”

      “共60份，外国原驻华外交机构在北京的有8家，南京的11家，上海的31家，多印10份备用。”王炳南回答。

      “好！”周恩来拿起毛笔，蘸了蘸墨，在外交部部长后面签上周恩来三个字。第一份签好后，他看了看，摇摇头，似乎不满意，放到一旁。他又拿起第二份《公函》，挺了挺胸，静静地呼吸了几次，蘸上墨，挥笔写就，苍劲有力的“周恩来”三字跃然纸上。他细细观看一阵，认为可以，接着签了下去。

      签署完毕，周恩来看上去已非常疲劳。王炳南赶紧收拾好文件，想马上离开，但被周恩来叫住了，让他谈谈怎么尽快把《公告》《公函》顺利送达。王炳南做了简要回答。

      周恩来提醒说，在北京的好办，需要到南京和上海送的，你们要考虑到交通的问题，现在火车很不正常，你们必须考虑几种方案，你要给去南京、上海的同志搞几份具有介绍信功能的公文带在身上，随时请沿途交通部门、部队、军管会协助。直到把最细的细节都搞清了，周恩来才放心地把王炳南放走。

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者众多。

送达50个驻华外交机构和使团

      王炳南小心翼翼紧紧地抱着周恩来签好的文件，匆忙回到御河桥2号办公地。在他的过目下，由工作人员刘文仲把收文者的姓名一一填在文件和信封上，把《公告》和《公函》两份文件装进信封，由田健核实无误，一一封好。然后喊来曹桂生和韩叙。

      此前，中央已决定派韩叙负责发送至在北平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多米尼加等8国外交机构；派曹桂生专程去南京，将上述两个重要文件送达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埃及、缅甸、泰国、奥地利、葡萄牙、阿富汗、波兰等国驻南京的外交机构，并转送至在上海的30个外交使团。王炳南也在9月30日深夜向韩叙和曹桂生特别交代：送《公告》和《公函》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包括务必保证信封上的名字与里面文件上的名字符合一致，不能把文件送错人；送交后一定要对方打收条，并口头交代请他们尽快转交派遣他们的国家政府，如对方拒绝接受则力争索取拒绝接受的书面回文；开国大典一结束就开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和效率完成任务。

      这次，王炳南指着封好的信封和桌上摆放的《公告》《公函》样本，对曹桂生和韩叙说：“说起来不过是送一封信，请你们两位同志送走就行了，似乎平平常常。但这不是一封平常人家的个人书信，也不是一个团体的一般公文，而是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布的公告，是周恩来部长签署的外交公函，我们要办的是政府的事、国家的事，是外交部一成立就要做的第一件对外事情，意义非同寻常。”

      “保证完成任务，请组织放心！”经历过战争和军旅生活的曹桂生、韩叙神色严肃，立正站立，挺起胸膛，异口同声地回答。

      外交工作，国之大事。从新中国第一份对外《公告》《公函》的准备和送出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新中国外交的气度、姿态、责任、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