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这一天，上海在狂欢

■ 曹静

1949年10月1日，上海。

距离5月27日全城解放已过去了127天。在这127天里，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一直沉浸在新生的兴奋与欢乐中。军管会全面接管了市政、财经、文化、军事等工作；工农翻身做了主人，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在全国各地的支持下，波动的上海物价日渐平稳……饱受苦难的人们迎来了扬眉吐气的好日子。

到了期盼已久的10月1日这一天，随着千里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洪亮宣告，600万上海市民的喜悦之情更寻到了全城共鸣、奔涌而出的最佳时刻。

1949年10月1日，上海市民庆祝开国游行

一天前，《解放日报》刊载消息：10月1日、2日、3日，全国放假3天。自2日起，全市悬挂新国旗3天。除10月2日举行全市性的庆祝大会以外，各区分别进行各种方式的庆祝活动。

然而，人们内心迸发的激情如何等待得了。10月1日一早，位于市中心的国际饭店、大世界、中汇大楼等地标建筑，便抢在规定时间之前早早地将五星红旗飘扬在高处。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和苏州河两岸等地许多人家自动挂起了新国旗，气象一新。

这一日，天公并不作美，风雨连绵。1日至3日三天，全市降下203.5毫米的雨，创下了历史同期纪录。然而，风雨岂能浇灭人们的热情？整个城市依然陷于狂欢的海洋里。大街小巷彩旗招展，彩灯高悬，处处可见红旗和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保卫世界和平！”“毛主席万岁！”鲜红的横幅上墨迹淋漓，豪情万丈。

《解放日报》1949年10月5日8版

每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人，尽管可能身体湿透，但无一例外脸上都喜气洋洋，像过大年似的。见了面，无论认不认识，大家都互相作揖祝贺：“恭喜恭喜”“开心开心”———历经千辛万苦赶走了反动派，迎来了新社会，可不是每家每户最大的喜事？

这一日，人们用所能想到的最为丰富多彩的方式欢庆着。在一阵阵的锣鼓、鞭炮声中，彩车出动，悬灯结彩，游行、歌唱、舞蹈、话剧，这是随处可见、最为普遍的庆祝场景了。

在格致中学，上午举行师生篮球庆祝比赛，邀请盛叙功教授讲“保卫世界和平问题”。下午举行游艺大会，校长、教师联合演出独幕创作剧。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全情投入。60多岁的老工友也兴奋地登台唱平剧。在务本女中，师生、工友也忙作一团，喜笑颜开地做火炬、编壁报，饭也忘了吃。下午举行联欢庆祝大会，分发喜饼聚餐，教师们表演“火棍”，工友们表演“孟姜女”，尽欢而散。

较为特殊的庆祝方式要数横渡黄浦江了。当日下午3时，正是黄浦江的平潮时间，东风3-4级，江浪从东到西。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12名游泳健将从陆家嘴下水，准备向外白渡桥渡江。不料原先预想的四人一组、三组三排的队形，一下水之后就被江流冲散，渡江难度远超预计。好在大家不畏风雨，劈波斩浪，在延安东路码头附近先后登岸，完成了庆祝壮举，也开创了上海渡江游泳的先河。

这一日，全上海忙得像沸腾的锅，人们一边庆祝着，一边在为接下来更盛大、更欢腾的庆祝准备着。

各个商店里不时传来国旗售罄的消息。9月30日晚，中纺第一针织厂接获总公司下达的赶制5000面国旗的任务，即于10月1日临时动员了60余名职工突击生产。保全工乐俊良带头烫旗子，技师丁树金、狄龙泉也亲自动手，烫旗子的与做旗子的互相比赛，接连工作13小时，终于至晚上10时赶制了6200余面国旗，超额完成任务。

为了第二天的全市庆祝大会及游行，中纺十九厂的工人赶扎了各种提灯；新泾农民扎成了许多番瓜灯、南瓜灯，预备把乡村特色带到市区来；申新九厂工人扎制的灯也极具特色。他们开了一晚夜车，赶扎了几百盏工具灯，如梭子、线锤头、布机车、车床、铁锤等灯。梭子灯有一丈多长，线锤头灯比栲箩还大。

画家们都在热火朝天地赶绘巨幅画像。至10月1日，美协组织的画家已经绘成4幅三丈高、二丈阔的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主席画像与20幅一丈高、七尺阔的毛主席、朱德、斯大林、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供给庆祝大会与分区庆祝会用。此外，还有8幅横长七尺五寸、直阔二尺五寸的横幅漫画正在加紧绘制中。

音乐工作者、文艺骨干们也忙着到各界团体去教唱歌、扭秧歌、打腰鼓。10月1日、2日两天，广播电台放送了两期特别节目，由上海广播乐团在电波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保卫和平》等。大中华唱片厂刚刚突击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又飞速把唱片摆上了各大唱片店的货架，每张以一般价格的对折出售，购者踊跃。

《解放日报》1949年10月7日8版

这一日，工厂、学校、机关、团体都放了假，但也有人不愿放假。刚得知放假三天的消息，公共交通公司全体工人便一起商讨如何提前完成任务。技工张根发提议：“我们不要放假，必须完成突击生产计划。”10月1日当天，公共交通公司全体206名工人义务加班。机工高志和、郑正明把预定7天才能修好的329号车引擎底盘部分赶修完成，仅用时3天。工人们干劲十足，甚至展开了竞赛：机工刘同贵提出在一天内修好损坏的一辆三卡，漆工倪叔林不服气：“我保证今天将325、339车全部漆新。”技工何汪嵩跳起来：“损坏的四只牙齿箱我保证今天修好，来不及我开夜工……”

这一日，不在放假之列、同样充满干劲与希望的，还有一个地方———医院。

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15分，一个徐姓男孩在上海的一个产房诞生了。徐氏家族的这一辈是“建”字辈。父亲不假思索地给他取名“建国”———据统计，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上海人中，有3位取名“建国”。

那一日下午，正当电波中传来毛主席的声音、全国人民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庆之中时，香山路7号宋宅里也诞生了一个可爱的小生命。小女孩是宋宅管家沈启煌的第四个孩子，前3个都是男孩，分别叫国盛、国兴、国进。4天后，在北京参加完开国大典的宋宅主人回到上海。看着出生没几天的宝宝，这位叫宋庆龄的妇人微笑着说：“好漂亮的小囡！这么巧又生在这天，就叫‘国庆’吧！”

———出生在这一天，多么巧合，又何其幸运。

这些孩子像是被人们的喜悦惊动，被人们的狂欢唤到了这个世界上来，并且得知，历史的车轮已将这个不同寻常的10月1日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50：每条街道都流淌着欢乐

■ 沈轶伦

1950年10月1日，凌晨5点不到，老闸区（1956年划归黄浦区）工人夜校的老师郑笛就被四周围的锣鼓声、爆竹声、歌唱声从梦中惊醒了。20分钟后，他一边啃着大饼油条一边冒雨赶到格致中学时，发现校门口已经站满了来自夜校、商业学校的同僚，在7点集结之后，他们就汇入全市的游行人群，参加华东暨上海各界庆祝国庆纪念大游行。

为了这一天的活动，上海市区核心路段的有轨无轨电车，自当天上午5时至晚上8时均暂停；公共汽车除23路斜桥至徐家汇线照常行驶外，其余各路均全日停驶。陆家嘴路至北京东路线江渡暂停。上海至崇明的沪崇线六号轮也改泊秦皇岛路市轮渡码头。

比郑笛还要早出门的，是在基层担任家庭妇联主任的吴翠婵。这一年国庆前夕，26岁的她临时接到任务，要组织妇女参加国庆游行。于是就组织起了一支由几百个家庭妇女组成的队伍，大家都穿了最好看的新式衣服，制作了横幅标语。在10月1日前一天的晚饭后就集合了。她记得，当时因为是第一次游行，经验不足，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什么时候进场。如果解散队伍，大家回家休息再集合，既怕耽误了时间，又怕人来不齐。于是大家干脆在今天的延安东路和西藏中路路口坐了整整一宿。等着黎明的来临。

曙光映亮了整个城市，每条街道都进入了欢庆的时刻。

1950年10月1日，庆祝首届国庆节游行

从这一天开始，全市劳动、中山、复兴、虹口、衡山等公园免费开放三天，各大电影院二、三两日一律加映早场，半价售票；各大戏院与游艺场所亦分别自一日起连续半价售票三天。序幕从上午8点开启。10月1日当天，游行以礼炮廿门齐放十一响开场。在放飞出来的和平鸽的引领下，驻沪陆海空军领队，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作为前导，分四路同时按规定路线分段、分区进行游行。

这四路分别是：（一）东路系以解放军驻沪陆海空军部队、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总工会、体育界、虹口、北站、北四川路、提篮桥、榆林、杨树浦区、郊区（吴淞、江湾、新市）等，从长阳路出发到跑马厅后至杨树浦。（二）西路系警备与公安部队及静安寺、闸北、江宁、普陀、长宁区、郊区（大场、真如）等，从长寿路出发到跑马厅后，至江苏路。（三）南路系陆军及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大分会、中苏友好协会、文联、民主妇联、农会、民青联、青年团、嵩山、邑庙、蓬莱、卢湾、常熟、徐汇区、郊区（新泾、龙华）等，从淮海西路出发，到跑马厅后，折至衡山路口分散。（四）中路系陆军，市府、中共上海市委、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新成、老闸、黄浦区、郊区（高桥、洋泾、杨思）等，从外马路出发，至跑马厅后，至小东门分散。

在解放后的一年内，上海已经分别举行了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游行、八一建军节游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游行等，上海市民对于游行这一活动已经完全不陌生。10月1日当天，按照事先的要求，这一次的游行行列以体现一年来工作的成果为主。

国棉十二厂的游行队伍还没出厂门，门口就被围观的人堵塞了。“看，这是什么呀？”在人群中有人在问着：“这是细纱车，由粗纱纺成细纱而后再织成布。”一个工人向他解释。这部“国庆号”细纱车是保全部工友在工余时间制成的，上面写着他们的生产成绩：“解放前16天才平一台车，解放后7天就能平一台。”国营上海绢纺厂就把改装成功的展延机作出模型，国棉十一厂要展示“民主管理成就”，申新九厂以一年间的生产成绩作成“生产步步高升图”，永安三厂准备了一个梭子模型，另外配以有力的口号：“消灭次布，庆祝国庆”。安乐三厂制了一座三丈多高，能转动、能伸缩的“生产宝塔”。英电工会举出30多种图表来说明生产成绩。复旦大学化学系扎了一个很大的“复旦墨水瓶”，农化系扎了“DDT”的模型，光华大学铁路工程专修科扎了一个大火车头，学生们争着说：“要把这些带到街头去，告诉大家，同学们在这一年里面是怎样运用自己的智慧，冲破困难坚持学习的。”

当时上海市郊有十个区，来自田头的农民队伍也分四路参加了游行行列。来自洋泾区、杨思区的农民们把所有刚刚收获起来的农产品都挑着来了：长着200多个棉铃的棉枝，194粒谷子的稻穗，36斤重的南瓜、一斤半重的茄子、高及人胸的山芋叶、像铃子般垂着的红辣椒、比手臂还粗的丝瓜、比脸盆还大的向日葵。看到农民队伍，市区街道上蜂拥上来的观众不断高叫：“棉花！”“好大的稻子！”“呀，大南瓜！”……

《解放日报》1950年10月4日8版

就在国庆游行前两天的9月29日晚上6点，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和潘汉年、盛丕华两位副市长还举行了酒会，招待居住在本市的光荣的革命烈士家属300余人。

在这次酒会中，烈士家属一个又一个地拥向播音器前，讲述自己对新中国的想法。61岁的烈属施小妹老太太激昂地说：“我三个儿子为革命牺牲了，这是光荣的！今天人民政府的首长们亲自招待我们，我们要感谢毛主席，要响应毛主席的一切号召，尽我们一切的努力，完成我的儿子没有完成的事业！”李白烈士的夫人裘慧英女士说：过去的“国庆”只是四大家族的家庆！今天的国庆才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国庆！

游行队伍中，郑笛心里是有些感慨的。这位教师过去一直对群众活动保持一点疏离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去参加游行时，他总是跟在同学们的后面空着手，不愿意拿旗，或者走到半途就溜到街面店家吃零食了。但在“学习了整风文件，发现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着个人主义的缺点”后，他决心在这一个举国欢庆的节日里，用行动来迎接自己思想转变的开始。

这天的游行队伍中，他虽然新病初愈，但还是主动扛起了一幅巨额横幅。尽管当天风大，那横幅像一张帆，鼓满了风，让他像“拉纤”似的背着走，但他还是坚持从西藏中路，经过延安东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到了小西门终点才散。当他游行归来的时候，嗓子哑了，肩膀痛了，脚酸了，可是，“我的心，却是愉快的，我从来没有这样狂欢过。感谢共产党给予我的教育，感谢工人同志们给予我的鼓励，参加了这次国庆的游行以后，我显得更健康了”。

这一天夜里8点，硕大的烟花从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口的跑马厅公寓楼顶连续大放，照亮了上海的夜空。烟花持续大放了一个小时。如今95岁的吴翠婵，手捧记录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街头国庆游行场景的照片，不禁回忆，照片里的场景她太熟悉：刚刚解放时，上海街头游行很多，每逢大事或是到了国庆节、劳动节，全市都会组织游行。虽然常常要提前很久集合，走很长的路，但从来没有人叫苦，大家都是发自内心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