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方励、刘海波与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师生在一起

徐芳：近日，制片人方励为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电影《百鸟朝凤》跪求院线排片，毫不意外地引出了两极化的热评。您认为创作行为与文本可构成互文？这是旧艺术面对时代巨变从中心到没落的老炮悲剧故事吗？或者象征性地演绎了“落伍”主题？关于80年代文学里一系列这一主题电影之作，这种表达是否有一种共同性：悲剧性？或者起码是有情的？又该如何拿捏“守旧”的理念与技术革新之间的平衡？

已故导演吴天明

《百鸟朝凤》表现的是大西北一支乡土唢呐乐队没落的故事

刘海波：电影《百鸟朝凤》表现的是大西北一支乡土唢呐乐队在人们的审美习惯发生变化的当下，从中心到边缘，无奈没落的故事。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可以吹出顶级唢呐曲《百鸟朝凤》的唢呐班老班主焦三爷，故事的主线是焦三爷如何收徒、教徒，并将班主传给年轻的爱徒游天鸣，然而这一过程恰好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重叠，本意为发扬光大唢呐艺术的精心调校，遭遇到了现代社会审美习惯的急剧转移，徒弟教成之时，恰是这一艺术没落之日，命运的残酷性和滑稽性在这一背反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如果影片仅仅在于为这一旧艺术的必然没落唱一曲无尽的挽歌，艺术性是不足为道的。影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着力于表现面对这一必然没落的命运时老艺人对个人与艺术尊严的维护，对既有规则的坚持，而这恰恰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之一——表现人对命运的抗争!于是影片拥有了可以被广泛认同的悲剧美。

说它是又一个老炮儿的故事，原因在于所谓的老炮儿精神，就是对规矩的坚持，就是对“盗亦有道”那个“道”的坚持。虽然，人情斗不过时势，在社会变革浩浩荡荡的大潮面前，个人乃至某个社群都是渺小的，然而由于他们所坚持的“规矩——道”往往拥有德性上的合理性，寄托了人们一些普遍的价值取向，因此，会给人一种“把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的”悲剧美。例如本片中的焦三爷坚持只有德高望重的死者才有资格享受《百鸟朝凤》，“这不是钱的事儿”，也与权势无关，这就与当前人们深恶痛绝的惟利是图、媚权拜金的倾向构成对立。

“与命运抗争”是人生意义之所在，也是文学和电影艺术的重要主题之一，如果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战胜命运，那是喜剧和正剧，是电影里的励志片，如果失败了，或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行绝望的抗战，那就一定会成为悲剧。由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开放学习的对象是现代西方世俗社会，改革发展的主要领域是经济建设，于是理想主义、农耕文化、传统道德，统统遭到了毫无缓冲的、摧枯拉朽式的急剧碾压，所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开始，对“个人对抗时代——实质是对抗命运”这一主题的表达，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就从未停止过。当然，世界范围内表现这一主题的佳作也比比皆是。

坟里是可以吹出顶级唢呐曲《百鸟朝凤》的唢呐班老班主焦三爷

吴天明导演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引领中国电影潮流的大师，不仅自己创作的《人生》《老井》《变脸》等影片轰动一时，更提携并支持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平、周晓文等一大批青年导演。然而二十年过去，中国电影的版图和游戏规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分商业化压缩了中国电影的多元空间，卖座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即便战绩辉煌如吴天明这样的老导演也很难获得拍片的机会，这一境遇与剧中的主人公老唢呐匠焦三爷高度一致，因此我认为吴天明的影片创作与影片故事本身构成互文。也唯有如此，创作者才会感同身受，创作出打动观众的作品。

徐芳：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艺术美就像肌肉，如果没有尽力，甚至没有做过诸如“绝望的对抗”，“肌肉”就会萎缩吧？您如何看待当下的艺术片创作，它们在和商业片商业规则做对抗时，在票房和银幕数之外，是否镇定？是否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新“肌肉”呢？

刘海波：客观地说，作为整体的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艺术，无论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都还刚刚起步，远不成熟。中国商业片在类型化问题上如何推陈出新、丰富类型，如何精雕细刻，打磨类型，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商业电影基本还处于类型单一、粗制滥造阶段，精品力作不多，无法与好莱坞抗衡，也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然而，在这种艺术和工业不成熟的大背景下，发行市场却尤为畸形。电影无论是作为艺术还是作为文化传输（意识形态宣传）的载体，都有不局限于商品性的诉求和功能，然而中国的院线却是全面市场化的，逐利成了院线理直气壮的理由，既然如此，艺术和文化便失去了阵地。电影又是一种高成本的艺术生产，没了票房回报，艺术的再生产也就难以为继。

当然，院线不排片，票房之外，文艺片连影响观众、供观众审美的功能也无法实现。所以当今不是文艺片不想秀肌肉，是畸形的单一的发行市场剥夺了文艺片秀肌肉的可能。客观地说，作为一部文艺片，《百鸟朝凤》并非无懈可击，其艺术品质属中上，但如果不是此次方励以非常之举刺激，就其最初的排片量，像我这样感兴趣的观众，根本无缘找到合适的场次欣赏。而文艺片的观众虽然与主流观众群相比仍是少数，但其总量已不容小觑。他们的消费需求应该得到满足，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改变中国的发行放映市场，政府要出手干预，不能把文化和艺术混同商品，一股脑儿地打包给市场。

徐芳：同为艺术片的创作者，韩国名导李沧东说：“艺术片导演越发要抱着向观众求爱的态度,去小心翼翼地向他们示爱”，这在国内国际，都是当下摆在艺术片面前，更大的“艺术”问题吗？

刘海波：我理解李沧东的话是要求艺术片导演们反躬自省，在要求发行放映市场多元化的同时，也找找自身的原因。艺术创作和生产的终极目标是获得观众的欣赏，曲高和寡、无人喝彩是艺术的失败，尤其是对电影这一大众艺术形式来说。因此，艺术片导演心中也必须装着观众，可以人性、诗性，但不能任性。商业片应该追求艺术性，艺术片也应该考虑观众的接受度。“雅俗共赏”应该成为所有电影的追求目标。李沧东的电影，无论是《薄荷糖》《绿洲》《密阳》还是《诗》，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都实现了这一目标，可以成为中国电影人学习的范例。其实中国电影人也有这种成功的创作，《红高粱》《霸王别姬》《白日焰火》，都是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好作品。艺术家既不能任性，也不能偷懒，不能让“艺术”成为偷懒和无能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徐芳：对艺术电影的担忧究竟有哪些？出路又何在？

北京时间5月12日凌晨0时，戛纳当地时间晚上18时，巩俐亮相第6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

刘海波：今年戛纳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全军覆没，那么多单元无一入围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整体艺术性正在倒退。强大的市场规则和商业逻辑严重挤压着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并以雷霆万钧之势，搅得电影人心神不宁，传统的艺术电影创作者纷纷转向，进军商业电影，新晋导演手握艺术电影项目，却在不缺钱的谎言下很难获得宽裕的投资。

艺术电影的生态链尚未建立，由于拍出来上不了档、排不上片、回不来本，艺术电影的再生产无法保障，优秀作品成为偶然现象，长时间消费垃圾食品的观众的审美口味就会败坏，民族文化粗鄙化就无法避免，那样的话我们可真是遭遇了一个最坏的时代。

改变这一局面的当务之急，是政府不能偷懒不作为，应该以建立艺术院线、影院或者强制多厅影院辟出艺术影厅为突破口，改变一刀切的发行体系和管理标准，在小众人群集中的区域，例如大学内部和周边，支持建立票价适中的艺术影院，培养艺术电影观众即市场，建立艺术电影良性的生态链，从而最终提升中国电影的整体品质。

【嘉宾简介】刘海波，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常务副院长，学者、编剧、影评人。

(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文中图一来源：刘海波提供  其他图片来源:网络  图片编辑:周寅杰   编辑邮箱：xuufang@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