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雨中的香港，连日来都略显冷清，不知是因为天气的缘故，还是因为动荡不安的局势。今天的香港，因一次次风波而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可能成为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抹不去的记忆。

街头，表面正常

早上9时，铜锣湾街头仍下着雨，路上都是撑着雨伞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街上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氛——表面上一切如往日般忙碌有序，但那份“看似正常”就如同一层窗户纸，或许一捅就破。

平日门市兴旺的茶餐厅生意少了许多。一家“乐心冰室”一反日常的“高冷”，专门安排了一名店员站在路边招揽客人。“内地游客都不来了，本地客人也不上街了，我们哪里有生意。”店员无奈地说。另一家“南龙冰室”店门口索性贴出告示：“本店因租约期满，于2019年8月25日结束营业。”一位爸爸牵着儿子来到店门口，才发现经常光顾的茶餐厅已经结业，只得离开。

目前，已有31个国家就其公民前往香港发布旅游警示。尖沙咀附近的酒店，平时2000多元一晚的房间现在房价砍掉一大半。一家旅行社往常一个月要带600多个访港旅行团，但今年7月只有40多个团，公司几乎停业。导游说：“每年就指望着暑假旅游旺季收入增长，结果今年旺季变淡季。”

香港人有句俗语：“手停口停”（没有工作，就没有饭碗）。特区政府和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香港8月的零售额同比跌幅约为50%，中小企业的营商信心指数跌至三年来最低水平。6月香港旅客人次的同比增幅变为负值，8月15日至8月20日同比下跌了49.6%。一种低迷的气氛弥漫在各行各业。出租车司机：“收入减少了四成，现在我都要当‘替工’了，全职开出租的话就不用开饭了。”商场店家：“打折啰，不然怎么办？只是这个‘打折季’不知道持续到何时……”

现场，一种对峙

中午12时，一场忽大忽小的雨从天而降。香港湾仔政府大楼、入境事务大楼、税务大楼呈一个U字型，围合出一个带绿化的大广场。大楼里，提着文件袋的人络绎不绝，每个人似乎都有明确的方向，身在其中，很自然会被人流带着走。

税务大楼的门面向广场开放，冒雨来办事的市民鱼贯而入。门外，大幅广告牌上，香港影星张智霖和“家燕姐”笑意盈盈，提醒香港市民及时换领身份证。而门内，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气氛。

12时开始静坐，11时半，黑衣人已经围站在门口咨询服务台前，身穿绿色马甲的香港记者早已准备好了长枪短炮，税务大楼加派了保安在楼下值守，普通市民若无其事地往来。没有人说话，沉默，一种心照不宣、互知底细的沉默和对峙凝固在空气里。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穿着黑色衬衫、戴着黑色口罩的人站在面前时，仍忍不住心里发毛。近距离看这些黑衣人中，有高高瘦瘦的男生，有穿着短裤、长发披肩的女孩，大大的口罩遮住了他们年轻的脸庞，却遮不住那双稚嫩的眼睛。口罩，就像一面安全墙，将他们的身份，与他们所进行的行为分隔开。

不与任何人对视，以最快速度乘电梯上到2楼，旁边是税务窗口和邮政局。一层之隔，几名在这里上班的保安和工作人员趁着午休时间，倚着栏杆往楼下看。“又来示威了。”保安大叔说。

税务局派出工作人员指引进出大楼的市民绕开示威者集会地行走。“你要办事的话就快进去办吧，趁他们还没开始示威。”一位刚走出大楼的老人家陈伯好心地跟记者说，“你放心，他们不会打你的。”他说自己对这些示威活动已经见惯不怪。

居民，代代压力

陈伯出生在香港，今年87岁了，做了20多年律师，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年轻人一定要多学点东西，别人叫你参与什么活动，你就借口说‘阿妈叫我回去吃饭’，赶紧离开，不要谈论，更不要在场。”

陈伯的儿子4年前受“占中”影响而失业，后来成了激进分子。那段时间，每次看到电视里播放年轻人游行示威的新闻，陈伯都会很生气，每天一家人同桌吃饭时都要和孩子争吵。“那些带头的人闹完事就走了，我们要走，谈何容易。”

其实，陈伯并非不能理解今天年轻人的苦处。“现在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工资不会超过一万五。以前香港只有1所大学，现在有9所，还有很多优秀的内地生。竞争压力大，生活成本又不断增加，他们不满于现状，更不满于无法改变现状……”作为伴随着香港从小渔村成长为国际都市的一代人，陈伯也有自己的奋斗史。

17岁当学徒，干过钟表行，后来自己学会计，开律师事务所，自己当“师爷”（律师）…… “小时候我们住木屋、铁皮屋，不比现在的‘劏房’（板间房）条件好多少，我们那一代人也是从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一步步走过来的。”他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压力。“我们经历过港英当局时期，也看到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发展，对国家有认同感，珍惜今天的生活。但现在出生于97年以后的孩子，对内地非常不了解，对欧美民主存在幻想，更多不满足于现状。其实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国家，你认同她，就不应去破坏她。”

在车站告别时，陈伯挥挥手让我不要在雨中停留。“再见啦！下次有缘再见时，彼此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了。”我也挥挥手，心里想，到那时，香港又会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