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声明

医院、医生，似乎应该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然而，随着医患矛盾频繁发生，医生与医院之间，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甚至意见分歧。不久前，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骨科主任马瑞雪，便遭遇这样的事情。

不久前，一位女子带着5岁的女儿到儿科医院就诊。骨科急诊值班医生由于正在接诊另外一名患者，便要求女子先去挂号，没想到对方突然伸手抓挠值班医生脸部。双方争执了几句，该女子又报警叫来了警察。因为医生的伤不太重，警方建议进行双方调解。但在沟通中女子态度恶劣，值班医生拒绝调解。

马瑞雪得知此事后，力挺被病人家属抓挠的小医生，并发表强硬“声明”：“我的科室将不再为她的孩子提供下一步治疗。”这一“声明”，立马得到医生圈的声援。却没想到，医院随后出具一份官方声明：“医院对患儿的救治义不容辞，希望社会能更加尊重医务人员。”

《上海观察》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被患者家属抓挠的医生三十来岁，平时对病人态度很好。最后，他还是为打人者的孩子看了病。而发出声明的马瑞雪是个急性子的北方人，平时讲话比较直接，可能也正是这种性格，促使她写了那个“声明”。

知情人士强调，马瑞雪当时的“声明”是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没想到流传到网络上，被大量医生同行认同、点赞。但来自网络上更多普通患者的责问，也让院方压力山大，所以才会出现了两份口吻截然不同的“声明”。

明眼人一看便知，马瑞雪的 “声明”来自医生心底呼声；院方官方声明，则出于公立医院社会定位的考虑。应该说，双方都没有错，但对于受了委屈没处伸冤这件事，不少医生直呼“无语”、“放软档”，表示深深的不甘与无奈。

微妙关系

医院与医生的微妙关系，在去年十月的“温岭弑医案”中，已露端倪。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王云杰被害后，沪上曾有一家三甲医院医生自行组织默哀，最终被院方一纸通知“搅黄”；相比之下，另一家三甲医院，院领导利用心理辅导时间，带头为被害医生默哀，在医生圈大得人心。

医生与医院，远不是外界以为的单纯同盟关系。与病人一样，医生也有自己诉求。在服务病人的道德要求下，医院服务于员工——也即医务人员的意识，无形之中却弱了一截。

那些医生出身的院领导们，何尝不知医务人员的苦衷？在医患矛盾尚未如此突出时，各大医院皆设有“委屈奖”。“委屈奖”，顾名思义，医院知道员工因为工作受委屈了，但出于顾全大局，还是忍一忍、让一让。可如今，随着医患矛盾的升级，“委屈奖”的作用力越来越小，被打、被骂、甚至危及生命。被损害的职业尊严，怎能通过“委屈”二字来和解？

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医患恶性事件中，无辜医生反倒成了替罪羊。比如，几年前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人因为上次就诊的不满，将刀子对准了完全不搭界的实习医生，酿成悲剧。作为一线工作者，医生成了病家一腔怨气的发泄对象。

医院与医生，到底什么关系？医生借医院平台成长，医院因医生壮大名气，这些自然毋庸置疑。由于我国特殊的医院事业单位模式，医院与医生并非单纯的劳资关系，“单位人”的固有体制特点，使医院非但是医生供职之所，很多时候，还兼具了行业管理与发展的强大附属功能。

再以此前一直大肆宣传的多点执业政策来看，“单位人”的关系，令医生有心无胆迈出多点执业这一步，颇有点“孙悟空逃不出如来神掌”的味道。

如何理顺

总是受委屈，一线医生的积极性难免受挫。马瑞雪主任的强硬声明，接连被无数同行点赞。随后，她在微信上写的事情原委，以及自己的心情感触，亦博得不少医生的认同。

由此可见，在体制内无法争论的意见、无法发泄的情绪，医生无奈只能选择自媒体倾诉。至于伤了自尊的医生，能否再以“初心”接待每一位病人，想来也难。

医生与医院，紧密捆绑，而今弊端已现——医院“代言”医生、医生难以找回归属。合理的两者关系应该是这样：医生作为自由执业者，可以与医院双向选择；维权、资质评定等，则应该由与医院完全无交集的行业协会来操作。这样一来，医生不怕受制于医院而忍气吞声，医院也不用担心因为医生拒诊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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