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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脑部手术来戒毒,吸毒20年的他戒了 | 一项试验领域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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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潇 2019-06-27 18:51
摘要:这一次,真的是“改”头换面。

随着剃刀熟练划过,黑发一缕缕滑落在地,陈启军的脑袋上渐渐露出光洁的头皮,以及,两个硬币大小的“肉瘤”。

穿着病号服的他对着镜子左右打量,又用手摸了摸,“手术后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原来长这样”。

“像对牛角。”女友杨兰和他打趣。

医院内的转运车很快到了。陈启军躺上担架,与女友一起乘车至手术大楼门口。

进电梯前,家属须在此道别。“放心,我会在外面等你。”她伏在他耳边低语。

医生潘俊特地来和他握手,“没事的,相比之前的,就是个小手术。加油!”

被推入手术室之前,他把手伸出来,背朝家属区挥了挥手。

陈启军头上的突起是两年前那台DBS戒毒术留下的“印记”——DBS手术,俗称“脑起搏器手术”,是通过植入到脑深部特定核团的两根电极发出脉冲,刺激核团,以达到让患者“不想吸毒”的目的。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吸毒人员240.4万名(不含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数、死亡人数和离境人数)。但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选择手术来戒毒的,屈指可数。

对于在脑袋上“动土”,大多数人充满恐惧。最大的争议在于,手术戒毒的原理依然未明。关于手术后遗症,如性格变化、癫痫发作、感染等,也没有足够多的研究数据。这是一项处于试验领域的手术。

6月21日,国际禁毒日前5天,也是陈启军术后2年零2个月。他已坚持两年不复吸,决定取出DBS装置,告别这个陪伴、帮助他两年的助手。

墨绿色的无菌单盖住了他的脸,自动门徐徐关上。

陈启军即将告别陪伴他两年的DBS机器。



【入院】

6月20日,术前一天中午11点,陈启军和女友抵达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

故地重回,陈启军熟门熟路。

45岁的他,黑瘦,浓眉,一件红色T恤配黑色短裤,颇显年轻,问了他年龄的病友表示不敢相信,“最多只有30多岁”。

他承认转变发生在DBS术后。机器刚装上的第3天,他觉得舒服,“原来一直有一口气顶在胸口,突然没有了、顺畅了”;随后他开始感到饿,此后3顿饭按时吃,荤素搭配,而从前总吃零食、喝饮料,有一顿没一顿;体重回升后,他整个人变得有精神,最重要的是,“不再想那东西了”。

“取掉以后会不会又想吸呢?”女友有些担忧,向看望他的主任孙伯民询问。

“如果有念头,这半年多应该已经表现出来了。”孙伯民微笑。

这句话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陈启军脑子里的机器已经关闭6个多月。而医生们之前没有打算告诉他。

“我们把机器关了的这半年,和开着的时候你感觉有差别吗?”孙伯民问陈启军。

“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啊。”陈启军的口气明显自豪起来。

这半年里,他不是没有受到与毒品相关的暗示——他在大街上遇到以前“毒友”,照样打招呼,但不会“一起玩”了;有一次进ktv包厢,看到了针管、打火机,立刻明白这里在发生什么,他选择扭头就走。

这说明,他后来靠的不再是机器,而是自己的意志力。

这对于有20年吸毒史、戒断又复吸10余次的陈启军来说,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手术后两年医院的例次“飞行检查”——随时通知进行的血检、尿检以及毛发检查也证明,他确实没有复吸。毛发检查甚至可以检验出半年内有没有吸毒。

与此同时,陈启军表示,自己没有感受到任何不适。他的家人及女友没有观察到他在情绪、性格、记忆上有什么改变。

戒毒手术已有近20年历史。“成瘾本质上属于一种精神疾病,与人脑中的‘犒赏中枢’有关。‘犒赏中枢’收到刺激时会释放出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令人愉快;吸食毒品时,毒品会对大脑进行化学反应式刺激,释放大量多巴胺产生快感,所以在得不到毒品的时候就会难受,难以自拔。”孙伯民说。

伏隔核是脑中“犒赏中枢”中的关键部分,像两粒黄豆,分布在左右脑各一。

早期实行的是脑毁损戒毒手术,通过两条深入脑内的金属针发射正负相反的电流,烧毁这两颗“黄豆”,但渐渐人们发现,这种手术可能带来心境障碍、记忆丧失和性欲改变等副作用。2004年,卫生部下令在大多数医院停止开展脑毁损手术戒毒。

DBS戒毒手术基于这一背景发展而来。有研究者又把DBS称之为脑深部神经调节——与不可逆地杀死脑细胞的毁损术不同,这种手术从理论上来说,对脑组织的干预是可逆的,并已较广泛应用于帕金森症、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等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2016年,包括上海瑞金医院在内的国内4家医院被允许开展“新型脑深部电刺激(DBS)戒毒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探索DBS用于戒毒领域的临床试验。

但即使是“可逆”的DBS手术,也有持反对意见者。他们认为,迄今为止DBS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仍不明确,在哪里放置电极来治疗成瘾还存在争议,而成瘾有复杂的生物、社会和心理因素,手术对潜在风险预估不足。因此,这项手术的研究在很多国家的发展举步维艰。

“你决定好了吗?为什么不再多放一段时间?”一位来自美国的心理学者问陈启军,她想了解中美在对待戒毒问题上的异同。

“我已经不需要它。我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吸了。”陈启军很有信心地回答。



【取出】

下午2点,瑞金医院手术室,穿着墨绿色手术服的医生们鱼贯而入。

这场景和2年前植入电极时一样,不同的是,那一次,是凿开两个小孔将电极放进去,而今天,是通过这个小孔慢慢地将电极拔出。

手术室内的氛围很轻松。长长的针型电极被拔出后,孙伯民为小孔填上两块钛板,然后缝合。火柴盒大小的脉冲发生器随后也从右胸的皮下被取出。至此,陈启军的戒毒手术治疗算是告一段落。

陈启军是孙伯民团队DBS手术用于戒毒领域临床试验中的第2例病人。

目前,按规定,手术要先经过临床试验阶段,结束后由相关部门评估,再做后续研究。20例是初期临床试验需要完成的数量。

孙伯民一开始以为很快就会“满员”——毕竟人群需求放在那里,研究阶段手术也是免费的。结果两年过去了,仅仅完成7例,离20例的目标还有不小距离。

原因,一方面与人们对手术的认知不足有关,另一方面是病例还须筛选:首先要个人意愿强烈,个性诚实,其次家庭也需充分支持、配合。

孙伯民接触了大量患者,但依然对两年前的陈启军印象深刻。“你能看到他有强烈的戒断愿望,他说戒断以后可以找工作、成家、要孩子。那种语气不像很多吸毒的人,觉得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他说得非常具体,渴求”。

陈启军来自海南省西部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那里是海南最大的植胶产业市,靠橡胶挣钱很容易。陈启军曾靠倒卖橡胶,一个月入账10万元。他的父亲去世早,母亲把兄弟六人带大,他最小,也最皮,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从小辛苦的事情没做过,因为大的(哥哥们)都做完了”。懒散成了生活常态,唱K、骑摩托车兜风、麻将赌博、福利彩,以及无所事事地喝茶——当地村镇的茶馆,总能见到一些男人,一坐一个下午。

1995年他第一次“玩”海洛因,看别人吸,也学,并不知道那叫“毒品”。几年之后,“远离毒品”的口号终于在镇上传播开来,他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被送到强戒所,3个月,戒断了。

复吸来得轻而易举。看朋友吸,他心里痒,心想“已经戒了,再吸一两次,应该没事”。结果,一次就上瘾。他怕被家人发现,不敢在手臂上注射,都扎在大腿根部,如今全是针眼。他多次尝试戒断,但无一例外都复吸了。

因为贩毒,他被判刑1年8个月。那时他已对美沙酮上瘾。在监狱,美沙酮的戒断反应比海洛因更加难熬,打喷嚏、流眼泪、骨头发痒,他看见有人撞墙……那次成功戒断后,他回家和朋友聚会时,朋友递来一支烟。烟抽完了,他感觉不对劲。朋友连忙解释,一包香烟里一半是普通香烟一半是“特制”,“不小心拿错了”。他再次陷落。

“特别想跟这个东西做个了断。”他跟家人坦言。

他曾经有过妻子,有一次发现怀孕3个月,他听人说,孩子不能要,于是让她打掉,又在咨询医生时听说“其实孩子未必会发育不好,可以先观察”,他觉得是自己亲手害了孩子;判刑期间,有一次母亲晕倒在家,他却无法回家,“心里特别特别愧疚”。

嫂子当时与潘俊医生相熟。潘俊是功能神经外科博士,在瑞金医院进修后赴海南工作,一直致力于推动DBS戒毒的研究。

陈启军没有马上决定动手术,而是请潘俊带他去看了另一位手术的病人。碍于潘医生在场,他特意用本地话和那人对话,“我就想知道,手术到底怎么做的,到底会不会变傻”。

联系妥当后,就在出发前5天,患高血压的老母亲毫无征兆地在家中去世。3天葬礼仪式结束后,陈启军直奔上海,态度决绝。

躺在手术台上时,他想,这一次,真的是要“改”头换面了。

手术完一回到海南,他就去了母亲坟前,“妈,老六来看你了。”“以后,老六好好的!”



【支持】

手术室外,杨兰一直在病房徘徊。尽管知道是小手术,她依然担心可能发生的意外,几乎隔半个小时就向医生询问,然后再向家族群里陈启军的哥嫂们汇报。

她与陈启军的恋爱,尚未得到她父母认可。她是大学本科毕业,目前当幼儿园老师,在外人看来,这并不门当户对。

“吸毒是一件不好的行为,但并不表示,这个人的本质是坏的。我看人,只看本质。”她说话干脆。

但她也深知,毒品会摧残人的本性,在毒品面前,再好的本质也靠不住,所以她依然有所迟疑。“不戒毒,我不会嫁给你。”她在手术前认真地跟陈启军说。

戒毒最难的关键在于吸毒—戒毒—复吸—再戒毒—再复吸的轮回,生理依赖(药瘾)可以通过强制戒毒、药物替代及心理治疗实现,但这些办法对心理依赖(心瘾)是无效的,这也是为什么戒毒人群的复吸率很高,有些地方半年内复吸率可以高达97%-100%。孙伯民说,DBS手术可以帮助降低这种心理上的渴求感。

两年前那次手术后不久,魔鬼的诱惑很快就来了。

一次,一位毒友来看陈启军,临走,在门边扔下小袋,并向他抛去一个“双方都懂”的眼神。纠结了整整一个下午以后,陈启军把粉末扫进簸箕,让它随着垃圾运走了。

还有一次,因与家人吵架,陈启军气急败坏,一个人跑上大街,找到毒友代买。“吸第一口我就后悔了,感受不到那种爽的感觉。”他努力寻找理智,“家里人都在期待一个好结果,我何必要冒这种风险?”

他丢了剩下的毒品,回医院找到潘俊说,“潘博,我犯错了。”

潘俊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手术起效了,这说明他已经可以克制心底的欲望,同时原来的剂量不再能唤起他生理快感。

手术最主要的作用是毒品戒断后防复吸,后续的药物、心理以及家庭支持都是治疗的一部分,孙伯民说。

有的人指望机器帮忙,就继续吸食毒品,那是无法真正戒毒的。比如陈启军在术前去询问的那位海南第一例患者,在接受治疗后第三个月,因服用过量海洛因而死亡。孙伯民团队将此案例发在2017年7月的学术期刊《神经病学》上。

“机器没有那么神奇,不是说它让我向左就向左,让我向右就向右,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意志。”这是陈启军的体悟。

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医师李殿友说:“我们得‘扶卿上战马,再送君一程’。”

自那之后,团队加强对患者的跟进,基本做到一天两次联系,还需和家属保持沟通。

对陈启军,潘俊也加强了警戒。他叮嘱医院的警卫,哪怕是陈启军出门吃夜宵,也要如影随形。

不过,陈启军不再需要“盯梢”了。他开始自觉去哪里都带上杨兰,杨兰不肯去的聚会他就不去。杨兰说:“我会察言观色。谁是吸毒的,我能感觉到,就不让他接触。其实我起到的作用跟那个机器起到作用是一样的,他心里能有个安慰。”



【苏醒】

手术结束后,尚在全麻中的陈启军被送入麻醉后恢复室,等待麻醉苏醒。

另一例来自上海的美沙酮成瘾者已经到达病房。他是DBS临床研究项目中最新的一例,术后27天,来做电极的调整。

“病友们叫我猪八戒,因为我戒了八次,都没成。”最后一次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院,他把电视机砸了。

“手术的效果很明显。”他说,他从术前时每天要喝140ml美沙酮,已经减到每天55ml。按此速度,他希望4个月就能实现完全戒断。

“我们别急,一步一步来。”李殿友安抚他。

孙伯民始终看好DBS的治疗效果,并深感推广价值之大。“有太多家庭走投无路,你不可能不管他们。”他发现,很多业内人对戒毒过于悲观,觉得是件不可能的事。

当然,改变正在发生。各国对待DBS戒毒的态度正变得松动。欧洲的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为他们的DBS成瘾研究招募病人;在美国,植入这种设备可能需要10万美元,但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流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正在促使美国医生和监管机构接受这一项目。今年2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首次批准在西弗吉尼亚州开展一项关于DBS治疗阿片成瘾的临床试验。就在最近,美国将迎来第一位接受DBS戒毒治疗的试验性手术病人。

孙伯民说,完成20例病例后,如果认为试验结论可信,他们就将进行多中心研究。“不能说你一家医院做得好就行,一定要有重复,多中心做,成功率都到了之后,最终才能面向大众”。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三五年。

同时,科研层面的工作也在进行。“到底哪一个核团更有效(医生们最近发现一个芝麻大小的缰核可能更为有效),认知方面的影响是变坏了还是有改善,要把治疗机制说清楚。”

3小时后,陈启军仍然没有从手术室回来。杨兰有些急了。医生解释,手术开始得较晚,因为光是打针就耗了不少时间,陈启军的血管太难找了。

下午5点半,陈启军终于回到病房。

被推进病房时,他的头用干净的纱布包裹着,看上去有些迷糊。

等人群散去,杨兰竖起两个指头,在陈启军眼前晃,问道:“这是几啊?”

“3。”

杨兰一愣。

“逗你啦!”

两人都笑了。



(文中陈启军、杨兰为化名)

栏目主编:林环 文字编辑:林环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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