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局下产生的邓小平理论，乃国之大幸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确立与20世纪最后20年的两大历史关头密不可分。第一个是上世纪70年代末，经历文革十年之后；第二个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剧变。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还是由于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经过艰难战斗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在这里，没有什么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轻而易举，更没有什么一蹴而就。一句话，是在大变动中应运而起的。

我们可以先来看国内大局。最突出的，就是那20年中的两大历史关头。

第一个历史关头，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提到党和人民面前。当人们普遍束缚于“两个凡是”，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迷茫困惑之时，邓小平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党和人民的思想大解放。

由此而来的，是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是几年之内就从根本上扭转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局面，并由此启动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发展。

第二个历史关头，是10年后，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加上国际苏东剧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尖锐提到党和人民面前。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坚定不移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面对复杂情势，邓小平又以他一贯的坚定信念、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强调稳定压倒一切，随后又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个谈话，从根本上澄清了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并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一轮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我们再来看国际大局。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提出和确立。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敏锐地注意到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发展。同时，注意到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和苏联在阿富汗受挫，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都未能实现。而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必定成为时代大潮。

邓小平由此断言：“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而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

正是基于这一重大战略判断，邓小平提起全党注意抓住难得机遇，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

尔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复杂国际形势，邓小平又清醒把握大局，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他这样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同时审时度势，提出“有所作为”，倡导打出上海这张“王牌”，以开发开放浦东等重大举措带动长江三角洲以至全局的发展，一举打破了西方七国联手对我实行的经济制裁，由此扭转了一时阴霾漫天的国际环境。

就是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艰难的创新的实践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起来。如果再加上对建国以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近30年经验教训正式作出“历史问题决议”，那就还应当说，邓小平理论是以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今天使党和人民倍感振奋的是，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同志就南下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向伫立在深圳莲花山顶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

他说：“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他还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在这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沿着邓小平打开的全新战略道路，迈向新的高度。

究竟要“沉闷停滞”，还是让“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小平说：改革的目的，“是要赶上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的最重大最深刻变化，正是从“沉闷停滞”到“真正活跃起来”，把全社会潜在的巨大生机和活力解放出来了。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是改革开放36年带根本性的成功经验，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明确结论。

有人说，这些年来，农民进城，三亿多农民进城打工，不需要路条，有钱就买车票，没钱步行进城，当代中国工人的很重要成分是农民工；联想到整个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史无前例，举世无双，尽管有一些乱象，看上去有点乱，但总体而言，依然发展较快，社会基本面稳定，该怎么理解这种既活跃又组织、组织和活跃有机统一、协调互动的局面？

邓小平在1987年5月12日曾有一段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这里，通过这样一个对比，邓小平把问题集中到一点上来——究竟是要“沉闷停滞”，还是要“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

而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的最重大最深刻变化，正是这个从“沉闷停滞”到“真正活跃起来”，把全社会潜在的巨大生机和活力解放出来了。

那末，这样的生机和活力，怎样解放出来的呢？

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思想史，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开篇之作，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众所周知，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篇报告中，邓小平开宗明义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这段话所反映出的，实质上就是我们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伟大起点。面对十年“文革”内乱及其造成的严重恶果，要把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活力激发出来，首先就要打开总开关，放出“源头活水”，解放人们的思想，特别是解放全党的思想。

在邓小平的理论思考和创新实践中，“解放社会活力”，是联结“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一环。由此而来的，就是 “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是改革开放36年带根本性的成功经验。

而这也正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最新作出的明确结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明确结论。

邓小平在1987年还有一个关系全局的精辟论断。他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他还说：“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

这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身是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起的，同时又应当努力走到时代潮流的前列，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并且应当大书一笔地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大变动，新觉醒，两重性，真正的大文章还在后头

这种“两重性”之复杂深刻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当代世界范围种种歧见和异动之纷纭杂沓，可能将远远超出基于经验和常规的判断。

要能够真正实现邓小平所要求的“赶上时代”，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握时代。

此时此刻，党中央之所以如此突出强调脚踏实地和勇于创新，根本原因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要抓好落实。

而抓好落实的关键，又在于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来对待我们党肩负的任务和使命。一句话，就是革命风格问题。

对于我们这个有着90多年历史、8千多万党员的老党、大党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执政业绩，而又长期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同时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大危险”的老党、大党来说，革命风格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也许应当说，这可是关系我们全部事业成败的头等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历史征程上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一靠路线正确、政策对头，二靠立党为公、群众拥护，第三就是靠脚踏实地、勇于创新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革命风格。

要能够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勇于创新，实事求是而又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能够真正实现邓小平所要求的“赶上时代”，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握时代。

综观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发展走势，如果各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否可以这样说：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和平发展即和平崛起为主题的中国大变动、新觉醒；

（二）以世界和平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崛起，及发达国家再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变动、新觉醒。

这样的“大变动、新觉醒”，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这个进程，在中国可以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在世界则从上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就逐步启动了。从那时到现在不到4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动。而这样的大变动肯定还将持续下去，并且仍将以两重性的复杂形态持续下去。

先看国内大局。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由浅入深逐步达到新的觉醒，并从而在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这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工作种种不足，诸多阻力、困难和实际存在的一些阴暗面，既有体制机制障碍，也有思想观念障碍；既有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也有发展产生的新问题；既有国内压力，也有国际压力。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这种新的历史条件，更决定了机遇将前所未有，挑战也将前所未有。

再看世界大局。一方面，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新产业革命日益展露锋芒的条件下，各国间相互依存和利益汇合点不断深化，大国关系重大调整，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崛起的势头日益显现，由此而来的是各大国相对地位和利益关系进一步积极变化。

但是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剧烈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发展，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以至传统形式的热战危险依然存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日趋严峻，全球力量的变化重组日益复杂。

所以，事情不是只有一面，而是正、反两个方面构成的。而且应当说，这种“两重性”乃是历来如此，于今为烈。

所以,“大变动、新觉醒”之后，还应再加一个“两重性”。而这种“两重性”之复杂深刻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当代世界范围种种歧见和异动之纷纭杂沓，可能将远远超出基于经验和常规的判断。

但是即便如此，“大变动、新觉醒”终归是主流，是大势，仍将不可阻挡地继续前行。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大变动、新觉醒”的“真正大文章”，还在后头。

上海当年是“王牌”，现在更应冲在前

小平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当年上海作为邓小平手中的“王牌”，受到反复关照，也帮助中国扭转了不利的国际环境。在新的历史时期，坚定不移沿着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的全新战略道路开拓前进，就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就像前面说的，当年的上海是邓小平手中的“王牌”。当时他的许多想法，大家都已清楚知道。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视察上海，一上来就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接着，他又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1992年南方谈话，他更是强调“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是一个“失误”，否则“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他还重申：“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而今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在云计算、物联网、新型显示等领域，在大飞机研制、航空发动机、中船长兴二期工程、“909”升级改造等项目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特别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把扩大开放同改革体制结合起来，把培育功能同政策创新结合起来，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可复制、可推广，非常好！好得很！完全符合邓小平在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时所说：“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回溯邓小平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战略道路艰难和创新的战斗历程，重温36年改革开放曲折复杂的历史发展，更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理论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反过来又对历史和时代发生巨大影响。它对中华民族直到21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提供着常新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正因为这样，以高度自觉，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思想武器，作为基本立场和方法，作为指导我们进行新历史条件下艰难战斗和伟大创新的认识工具，从而坚定不移沿着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的全新战略道路开拓前进，就是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

（原文标题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关键一招——答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韦彦义问》，发表于2014年8月21日《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刊登有删节。本文编辑：张驰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